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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李远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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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是打开2020年的一把钥匙。
上半年，许多人封闭在家，14亿普通中国人的流动轨迹备受关注。下半年，舆论场里翻涌着社会流动的议题——“打工人”、“内卷”、“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
知名人类学学者提出流动性就业的趋势，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流动力量，撬动了经济运转与家庭生计的齿轮。
如果说，遽变的2020年就像一股洪流，我们都是大浪里的浮舟。
对于今年胖了30斤这件事，武汉骑手段先泽有点委屈。在光谷区的一家大排档里，他试图向我解释吃胖不是他自愿的：
“就是解封后嘛，五六月，单子少了，我回家休息。我妈天天给我熬汤喝，把动物挨个炖了遍。回来送外卖，我才发觉自己变胖了。跑步上楼送餐，胸口的肉一抖一抖，一直喘气咯。”
我正准备对他和另一位骑手何文文开始回访。这天是12月8日，武汉解封刚好过去8个月，距离糟糕的这一年结束，还有23天。他们是两个普通的武汉骑手。今年春天，我一直在连线他们，通过他们观察这座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在封闭的76天发生了什么。
22岁的段先泽是一个一岁半孩子的爸爸。2月1日，大年初八，在马路上讨生活的他也被困在了家里。他早早醒来，看着手机账户里几百元的余额，又一次为每个月2469元的房贷和二十万的结婚欠款发起愁。
他拍下妻子和孩子在熟睡中的照片。妻子醒来后，他宣布，决定好了，要回武汉送外卖。
这个年轻的父亲没有立即通知自己的父母。他骑着摩托车，在田野和树林中冲撞，寻找一切能通行的小径。公路上布满了路障。六个小时后，淌了一身泥的他终于到达武汉硚口区的出租屋。这里距离他出发的新洲区段家村有八十公里。
段先泽换上干净衣服，给妈妈拨了一通视频电话。妈妈立刻急了，哭着骂他不懂事——
“外面病毒那么可怕，你跑回武汉搞么事！”
随后每天，段先泽都接到了亲戚的电话。他的所有长辈都被发动，劝说他离开武汉。5月，武汉城的外卖单子减少，段先泽终于回到老家休息。他的妈妈发起了这场报复性进补。
这是一次意外的发胖。段先泽整个人比春天时扩大了一圈。他又给我看了两年前的照片，当他在快递公司的流水线上当夜班分拣员时，还是一个衣服穿在身上会晃荡的清瘦少年。
图 | 下班之后，何文文（右）与段先泽（左）一起吃饭
何文文也胖了十斤。他长了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胖了后显得更小了。他是交了女朋友后自愿发胖的。解封后，他去成都散心，遇到了这个女孩。两个年轻人搭伴玩耍。一天，他的手机上闪出一条抖音推送“单王何文文守护武汉”。他对她讲了疫情时冒险送单的故事。
“她说她喜欢认真的人。”何文文这样解释爱情的降临。就在那一刻，一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另一颗。何文文不善言辞，以前不大有女人缘。
图 | 何文文与段先泽
他们的讲述传递出一种明亮的情绪。在多劫的这一年，两个小伙子看起来过得不坏。他们是两个善良的人。武汉封城时，何文文收养了一只主人弃养的萨摩，段先泽在街头休息，会把饭盒里的饭拨给脚边的流浪猫狗。当时的武汉，随处可见被弃的猫狗卧在街心，瘦骨嶙峋。
“你是在今年什么时候，觉得武汉又活过来了？”我问他们。
“看到小区旁边的一只流浪猫变得胖嘟嘟，感觉是怀孕了。” 何文文回忆，那是五月，商铺开了，街上的人流多了起来，动物逐渐从街面褪去。它们又能从人类那里得到食物。
武汉也像在一点点变胖回来。如果你在2020年岁末来到武汉街头，穿过傍晚五点堵塞的车流，到达这家六点半就人流密集排起长队的餐厅，你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春天时，武汉虚疲乏力。两位骑手拍给我的照片中，栅栏、铁皮和封锁带随处可见。看起来就像大地打满了绷带。
何文文、段先泽绕着一道道“绷带”运送新鲜的蔬菜、粮食和物资，人们因此把他们和他们的伙伴称作城市的“黄衣天使”、“毛细血管”、“摆渡人”。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我很好奇，病愈后的这个城市是否对骑手更友好了。段先泽顿了顿，对这个问题表示惊讶。“好像有，好像又没有”“我只觉得在2月时，还算是半个英雄，但时间久了大概人们也就忘了。”他对此并不介意。因为这才证明，正常的生活真的回来了。“我们还是送外卖的”，餐送慢或洒了，偶尔还是会挨一顿汉骂。
今年的武汉是有些不一样。夏天时有几次送外卖，何文文都在顾客的出租屋里看到了外卖箱。下雨天他收到打赏的小费，送单迟了，也有客人嘱咐他们不要着急，理由都是“之前也送过外卖，知道你们不容易”。
图 | 何文文
“就像很多人都送过外卖一样。”这是走街串巷的骑手才能捕捉到的生活深处的脉动。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前，这座九省通衢的中部城市仍然被是否安全的疑虑缠绕。餐饮服务员没返工，商铺开不全，消费没复苏。2000元的单间降到了1500元还空着，垃圾站里堆满不回武汉的租客的被子和衣服。
“花钱的人少，想赚钱的人多。”在这段艰难的化冰期里，街头出现了不少新骑手，开不了工的销售、小店主、健身教练、大学生、房屋中介都来送外卖了。段先泽在夜路上碰到过一个下了班兼职的白领在教妻子练习接单，他们两岁的孩子被放在电动车前的车筐里。
7月，发了胖的段先泽又回到武汉。他当上了“骑士长”，接管一支有十几个众包骑手的骑士队。队伍里有一个大哥，佝着背，才50多岁就长满了白发。一开始兄弟们不待见他，他跑得慢，一天二十单都吃力。手机也用不灵光，接个单子要把两只眼睛凑到屏幕前。整个队伍的成绩被拖着在全武汉排倒数。
大哥不言语，默默跑单。跑得慢，就抻长了时间，用夜班补白班。队里的年轻人默默看着，也不计较了。大哥骑一个买菜用的电动车送单，夜里风冷，电掉得快。无论他停在武汉哪儿的夜路上，段先泽和其他兄弟都会赶去“救”他，把他送回家。
“他也挺‘造业’，这个年纪了，其他行业去不了。跑外卖不分高低贵贱。”“造业”在武汉话里的意思是“不容易”。段先泽告诉我，那段时间手机频繁跳动着中国6亿人月薪不足1000元的新闻。
武汉是码头城市，武汉人心肠直又热，体谅“造业”的人。今年整座城都挺“造业”，送外卖的人多了，每个骑手身上的收入少了，大家也不发怨声。这一行来钱快，跑一单有一单的收入。新手跑一天，一天的菜钱就有了，屋头的伢不挨饿。
一解封，何文文就打电话给要好的骑手朋友，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都在1月中旬回了老家过年。没有人响应。流动被迫中止的三个月，他们在老家当包工头，小老板，药房质检员，工期还没结束。何文文很失落，疫情前，他的交际圈就这几个骑手朋友。他喜欢热闹，常在出租屋里烧一桌菜招待他们。
这场小小的离别事件像一个注脚，解释人类学学者项飙所称的“超级流动”。他对比了新冠疫情和非典时的中国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超级流动的社会，空前普遍和频繁的流动成为经济运转的基础，也是大量家庭的生计来源”。流动性就业成为趋势。“为了应对经济上的起伏，他们靠的正是流动：东方不亮西方亮，这里不行去那里。”
移动互联网在中国遍及后，骑手成为最具流动性的职业之一。一位评论者将这个职业描述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节水阀，它在经济低谷时起到纾困作用。
何文文的故事让我冒出一种念头：遽变的2020年就像一股洪流，它呼啸而来，冲刷着漂游的小舟，改变了许多轨迹。如果不是疫情冲散了何文文在武汉的朋友，他不会去成都散心，也不会在春熙路上与女孩相遇。
图 | 何文文（右）与段先泽（左）
图 | 何文文（右）与段先泽（左）
“流动”是解读这一年的一把钥匙。2020年是普通中国人的流动轨迹被关注的一年。上半年，许多人封闭在家，新闻里播报着逆流而行或奇幻漂流的故事。
人们追踪着一个护士四天三夜的骑行，一个骑手五十公里的步行，一个大连小伙误入武汉的囧途，甚至一席红色的窗帘——它的主人回不了武汉，它在风中招展了三个月——海上舟摇，楼上帘招，万物坚韧，它被看作一个隐喻。
受关注的还有新冠患者的流动轨迹图。其中一份引发了广泛的共情，那是一位北京的外卖员。从他早出晚归的行程中，人们认定他是一个朴实的好男人。他50岁，努力营生，每天在送完外卖后接妻子回城中村。
这个村子位于北京南城，在朝阳区和大兴区交汇的地带。我到那里走访过。村子不大，但特色鲜明，因为走上几步就能看到一个外卖箱或者快递车。它就像一个互联网工人村。从村子一路向南，可以到达 “浙江村”覆盖的地域——上世纪90年代，项飙在那里观察北京的第二产业和流动人口。
2020年，项飙撰文称，中国超级流动社会的出现，和经济结构的转变直接相关：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引擎。它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产业。这也意味着，二三十年间，北京的城中村集聚的流动人口从车间、作坊变成了在车轮上讨生活。
“2016年年末，中国物流岗位从业人员数为5012万人，成为人员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5%。他们靠流动吃饭：自身的流动是生产工具，他人的流动是工作存在的基础。超过五百万名外卖小哥、 三百多万名快递配送人员、两千万名网约车司机和140万辆巡游出租车的司机等，都是如此。私人车辆数量的猛增，不仅仅意味着人们流动能力的增加，还连带着新的生计方式的出现。”项飙写道。
在北京城西，圆明园东门的一个城中村里，宁夏人高治晓把十本《时代》周刊收藏在一间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2020年3月20日发行的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着他的照片。他穿着黄色的外卖服，站在中关村的一条街上，双手系着头盔的扣子。这本老牌新闻杂志这么介绍他：
高治晓，32岁，一个外卖员，当病毒在中国传播时，他坚持工作。
图 | 高治晓在城中村里
消息在城中村里引发了一些波动。有人来串门，和他开玩笑，“你这辈子值了，这可以吹一辈子了”，也有人看到记者架着摄像机来采访，对他酸溜溜，“都上电视了，还送外卖啊”。村里住着许多像高治晓这样送了五六年外卖的老骑手。这里靠近中关村——北京最早有外卖业务的地方。
高治晓把这理解为一种好运，是上天对自己此前32年的善良做了奖励。他只是做了“一件小事儿”。2月，他看到系统里有一个跑腿单子，要求去海淀医院帮一位老人买胰岛素。那里是北京诊治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
单子在系统里飘了3个小时，没有人接。高治晓看了又看，在接单系统里进进出出，最终还是按下接单键。这一单的跑腿费只有二十元。故事的后续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他买了胰岛素，送到了，还为这位独居的老人煮了一碗清汤鸡蛋面。
但故事也可以从高治晓敲响老人家的门后那个时刻讲起。这位北京老人接过药后，拉过他的手，问他冷不冷，还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17岁初中毕业后，高治晓就来了北京，吃过很多苦。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餐厅帮厨，月工资只有400元，切坏过土豆丝，被老板娘骂了一整晚。十年后，他在中关村一所知名大学的家属区送外卖时，一个老阿姨隔着一条小路骂过他“臭外地人，长不长眼”。
但那个独居的老人用自己的手摩挲着他的手，关心他穿少了。于是他主动问她，“您吃过饭了吗”。
图 | 高治晓
这期《时代》周刊的标题是“当世界停摆”。登上封面后，高治晓觉得自己的人生要向上摆了。
整个骑手群体好像也“有底气了”，在马路上再遇到歧视，他也能一笑而过，因为“自己看得起自己了，这才是真正的强大”。
上一次普通中国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是2009年，是一组中国建筑工人，他们得到评价：“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工”。
“你们自己会感觉今年骑手的职业身份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吗？”我把相同的问题抛给两个武汉骑手。
“有，以前他们说送外卖的或者骑手，但现在有一个国家认证的名字，网约配送员。可能是经过疫情，国家还挺看中我们的”。何文文回答我。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对你挺重要？”
“现在我们也算是一个工种了。”
三年前，何文文生活颓丧，误打误撞送起了外卖。送单的路上，他认识了一个天生跛脚的朋友。这位朋友勤恳，不怨天，埋头一单单赚钱。何文文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份生计。
2020年的春天，有骑手在网上说害怕病毒，不敢出门送外卖。何文文看着生气，他骑上摩托车出了门，想象自己是超级英雄电影里的主角。
2020年底，一场名为“流动的边界”的主题论坛上，一位学者预言，疫情加剧了社会的快速裂解，但同时一种流动性正在重新形成。
段先泽不懂这些。他更关心赚的钱够不够买女儿的奶粉。五月回家休息时，他用冒险赚的钱给爸妈买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按摩椅，给女儿买了布娃娃。小时候爸妈种田，日子紧巴巴的，他很少有零花钱。他不希望女儿的童年和他的一样。
这不容易的一年，他都在关心着生计。下半年，伴随着武汉的逐步复苏，他才一点点恢复了信心。
先是7月，可以进小区送外卖了。每次抵达一扇门，150斤的段先泽都先把肚子收紧，把衣服抻平了，再弯曲手指，郑重地叩响顾客的门。门的材质不同，敲出的声音高高低低，但每一种听得都让他安心。武汉的早晚高峰也回来了，穿过堵塞的车流送外卖，骑手必须得按住耐心。等到8月，学生逐渐归来，这座大学之城真正地又吵嚷起来了。段先泽送起单越发带劲。
另外一些好的变化也在悄悄发生。那个大年初一走了50公里回武汉送外卖的骑手李丰杰，他带领的骑士队越来越像一家人了。他是队长，但年纪最小。以前队里总有人不服他，现在他说话，谁都认。过年那一阵，大伙都怕病毒，但看到他回来了，默默在送外卖，又都回到了街上。
图 | 李丰杰（左二）与骑手伙伴在一起
网红骑手老计不怎么送外卖了。他现在打算把此前十几年在深圳生活的故事写成小说。以前他常常自嘲，自己是“臭鱼烂虾”，在深圳赌球，亏了钱，才来武汉送外卖的。
奇幻的这一年里，他拾起丢失的信心，爬出了低谷。
有时老计会在朋友圈打打广告，帮舍友推广外卖小店。就是那个他在微博写的疫情时胆战心惊出一趟门会喷三次酒精的骑手老黄。老计对这样的小店有好感。在寂静的春天，他遇到过一家还在营业的小店，它专门给骑手准备了骑手餐，10块钱，饭里藏着不少肉。
图 | 老计在图书室看书
12月13日，武汉下雪了。细薄的雪花飘落在江城的每一个角落。雪化了之后，一切都像是新的。
这是武汉在2020年第二次下雪。上一场雪是在2月15日，段先泽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没有出门送外卖。他在出租屋里和家人视频。妻子说，女儿会说的话越来越多了，看到街上送外卖的电动车就喊“爸爸车，爸爸车”。
对他来说，2020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女儿长大后，他想把这段人人都想逃离武汉，他却偏偏往那里钻的经历说给她听。“我要告诉她，不要看我只是个打工的，我也有过故事”。
猫哥言，这正是：
佛说此生修清苦，谁知前行多荆路；人间自是消业窟，劳累业障人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