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了花臂的人，打针时应该怎么办？

  我有个朋友，我们叫他大顶哥，但他通常称自己为奥利弗·斯大顶，早期就开始听英国死核，是我身边最早拥有花臂的硬汉，从未见过他皱眉，喝多了也不扶墙。直到上周二，我接到了他在医院的电话，他哭了，一半愤怒，一半委屈。没说太多，就让我去接他，但我听得出，电话那端弥漫着垂死挣扎后的绝望。   去医院的路上我沉思了许久，途中断定了命运的突如其来，并开始为一个年轻的生命祈祷。走到检验科，大顶哥的周围站满了护士小姐姐，我的心里莫名的产生了一丝欣慰，人间还是有真情。但大顶哥的脸色并不好，就像一瓶临近过期的可乐，黑不黑，绿不绿。“我已经被扎了23次，护士说如果再找不到我的血管，只能戳头了。”     文身在抽血时会成为问题吗？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说，当后果对大多数有关当事方有利，一项行动就是正确的。如果必须评估这种行动的后果，不仅要评估其直接后果，而且还要评估其短期和长期后果。“没有人能断定给胴体刺下永久的图画是错误的，但就护士手中的针头来说，它是错误的。”   由于无法抽血，大顶哥也不想被戳头，所以他的病症无法被诊断，医生也只是表示有可能是病毒性感冒，也有可能是鼻炎。他准备放弃治疗，回家搞两颗布洛芬听天由命，我帮他按着满胳膊的棉花，没听他的，给出租车师傅说了声中医院。路上，大顶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说他在文身的时候从没想过会生病，要抽血，要打针，尼哥的胳膊也是胳膊，也能抽出血，为什么他的就不行，说完他用摘下的棉球擦了擦鼻涕。   在中医院里，我找到了当年治疗我腰间盘凸出的老大夫，他曾闭眼就摸出我骨质疏松，他看了看大顶哥那已千疮百孔的印第安女郎，厚厚的镜片中透着羡慕。老大夫把了把脉，问大顶哥是不是爱吃烤串，平常几天换一次内裤，后来还试图用观摩舌苔，经络诊法来查出病症。最后还找出一本泛黄的针灸笔记，说是有邪气，但也没说出是哪种邪气，无可奈何撂下一句话：“还是得抽血。” 随即让我们去找3号窗口的护士长。“印第安女郎不是原罪，换句话说，这是她的宿命。”临走前，老大夫亮出腋窝下的文身，试图劝大顶哥想开点。    护士长抽血，十流九喷，大顶哥说他的人生中第一次，如此渴望看到自己的静脉在暗涌中爆破，有一种便秘通畅的感觉。“上次我给一个把胳膊都文黑了的小伙子抽血，扎了5次，你们做好心理准备。”护士长说道。“可我这也不是黑臂啊大姐！”“你看看你这个女娃的帽儿，上面的须须都把血管搞昏咯。”   当初还未毕业的大顶哥曾深入过功利主义伦理学，他认为效益就是快乐，倾向达到最大快乐，而倾向避免痛苦，就是最大的正确。在此之前，他都是快乐的，无论是去按摩房还是桑拿馆，米其林或是路边摊。虽然功利主义的哲学理论先驱可以追溯到认为幸福是唯一美好事情的享乐主义者，但功利主义的传统当下已被应用于全球贫困危机和动物饲养伦理，而大顶哥也从被尊重的袖子哥，变成了被屠宰的羊。事情的结果还算好，一根针，六个护士，两个胳膊，十二只手，轮流多次挤压，终于产出了5cc血液。   原来，5cc的血液，足以让印第安女郎的脸变成了马蜂窝，一个直径1.6毫米的针头，足以让一个花袖子硬汉精神失常。“文身别生病，生病不文身。”“你可能有答案了，但你算不出来。”大顶哥夹着他那张慢性咽炎诊断书，说完便掏出了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