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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失踪人民共和国》 Ch.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陈志修

陈志修,男,1979年出生,来自四川的人权律师。多年来,他曾为中国一些最边缘化的人群代理。调查侵权行为和担任处于风险的维权人士的法律顾问,他还寻求更有效地运用法律的方法,并向维权界传播这些方法。

陈于2016年初被拘留,并被处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后,他被取保候审,然而,未经警方许可,他不能擅自离开家乡。随后,当局百般阻拦他更新他的律师执照,并对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将他开除,警方还强化对他的监视,以阻拦他继续进行维权工作。

陈志修为化名。出于安全考虑,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根据个人要求有所改变,不过他在遭遇绑架期间所遭受的待遇情况保持不变。

为被带走做准备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点左右,当我正准备出门去和朋友吃饭时,突然间,一群人闯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过什么手段,他们似乎有我大门和我房门的钥匙。进入房间的只有三四个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潜伏在走廊和楼道里,总共可能有十几个。看他们有备而来的样子,他们肯定监视了我的电脑和手机一阵子了,我甚至怀疑我的房间里还被装了窃听器?

我很快发现,他们已经知道并进入过我的普通电子邮件。不过他们没有进入我的加密电子邮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电子邮件的存在。他们可能在我家也安装了监控设备,甚至能够看到我的电脑屏幕。这似乎说明了政府可以监控任何人,即使是在临时出租屋的人也一样。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离开国内去出差之前,警察骚扰过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内的邻居,在我离开期间,警察也骚扰过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间把我的邻居骗到了派出所,并复制了我家的钥匙。他们肯定是趁我不在时安装了监控设备,但我没想到他们的技术是如此的先进。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朋友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和讨论内容,很可能都被他们掌握了。我试图猜测他们可能知道的信息,不过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担心他们会强行进入我的电脑,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经安全地从硬盘中删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带走后,他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已经很有限。不过,我仍然疯狂地去回想我删除了哪些内容,哪些没有删除。这样我会才能更好地准备应付接下来的一系列审讯,以便我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其他相关人员。

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来找我,我是我逃不掉的。他们在去年的十二月和这一年的元月份已经多次邀请我喝茶,询问几名已被秘密关押的朋友的情况。几周前,他们甚至让我在警察局过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师见面,但见面前,成都的一位国保意外地约我在安定门和他见面。他实际上和另一位北京国保守候在那里,随后他们关了我一夜。而在他们释放了我之后,我才发现,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个维权人士已经不知去向。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那个晚上之后,成都和北京国保又多次来找我,他们主要询问我与维权界几个关键人物的关系。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维权机构雇用的律师,负责赤脚律师(无证,通常是自学的维权律师)的培训。此前,警方已经突击检查了几次这样的培训,所以我没有任何必要隐瞒我曾参与过。

在几个我联系紧密的人失踪后,我开始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踪做准备。我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师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在两位律师朋友的办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权书,并写信给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联系了我认识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确保他们了解,如果我被带走,我曾指定了谁做我的律师。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删除敏感的文件,与尚未被带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讨一些问题,制定我们该如何应对警察的讯问计划。之后,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们的到来了。

当然,我的几个事先策划好的安全措施并没有完全奏效,因为我的电脑和电子邮件一直处于被监视中。

不知何故,当他们来了时,我反而感到轻松,站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周围是威胁我的警察,我反倒很开心。在此前的日子里,我一直很紧张,除了回想一些事情,无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个朋友试图说服我逃亡出国,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只有等待。至少,当他们闯进我的公寓时,我不用再紧张了。

他们一闯进来,动作就移动得非常快。立即没收了我的手机,好让我无法联系外界,来不及最后一次向朋友们发出提醒,也没有机会删除任何应用程序或聊天记录。幸运的是,我已经从我的手机上删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没什么可被找到的,但我没有在他们下手之前删除我的聊天软件。他们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组记录。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应该设置自动销毁的,或是定期删除聊天记录,以免把别人卷进麻烦中。

他们搜查得事无巨细,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他们拿走了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电子设备,甚至包括我的电子书和各种无用的充电器。他们列出单子,告诉我拿走了哪些东西,并让我签字。大概到了中午,他们就完成了这一切。

取下头套时距离闯入公寓已经12小时

他们把头套罩在我的头上,让我跟他们走。我的身体两边都有两个人,和我一起走出门,进了一辆在外等候的车。因为看不到脚下的路,我差点摔跤。我听到他们用对讲机联络。车开始动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我的邻居是否已经看到我被带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诉他们有可能发生什么,以免他们担心。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曾让邻居中一位我关系比较好的女士与我前女友联系,以便提醒我的律师。我还告诉她,如果有任何朋友来找我,请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什么。这样一来,外界一定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停下来后,他们取下了我的黑头套,让我确认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这里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办公室。他们把我带到楼上,我的几位前同事正在那里,我试图给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假装不认识我。我想保护他们免遭这次打击,然而,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们问我在这里是否还有任何电子设备,我指着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释说,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这里工作了,这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之后,他们再次罩住了我的头,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这些人不仅来自国家安全局,也有几名公安。当开车离开时,我不禁想,当局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来扣押我?

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带着黑头罩,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只知道我们到达了一个停车场,然后我被带进电梯,出了电梯,沿着走廊进入一个房间,然后,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没人取下我的头套,但我听到他们的对讲机对话,我的另一个同事已经抵达。没有任何人幸免吗?至少,我已经准备和计划了被抓和被抓后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应对接下来的讯问。

他们把审讯椅前面的板子锁住,刚好压住我的腿。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感觉,但我知道过去了很久。头上一直戴着黑头罩,我的精力专注在从我下巴的方向照上来的一小束光。

当他们终于摘下黑头罩时,忽然间许多强烈的灯光同时射向了我,眼睛因为长时间处于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这个地方装修的很好。墙壁专门设计,填充隔音设备,还有防止自杀的软垫。我的前方是一个审讯桌,墙上是大屏幕电视和扬声器,房间里还有一些电脑和相机,以及一个数字钟,显示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我可以看到,现在是晚上9点左右,距他们闯入我的公寓已经差不多12个小时了。

赤身唱国歌

他们派人来给我做体检,我跟他们说我的心脏和颈椎不是很好。他们又测试了我的血压,本来打算做一个心电图,不过因为没有电源就作罢。

他们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我的钥匙和零钱; 他们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子和袜子。我才知道,我将光着脚被审讯。进来之前我就听说,这几天是三十年来最冷的几天,我可以从地板上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冷。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之后几天,我都是光着脚和地上的冰冷亲密接触,我被关押在一楼,难怪会这么冷。

我被带走后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国歌。我问他们,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时才唱国歌,他们没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词里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我大声歌唱,毫无保留,一边唱,一边用愤怒的眼睛紧紧盯着他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终,他们阻止了我,让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里,我根本不被允许休息。即使在短暂审讯间隙,也总是有两个人在看着我。当他们终于让我休息一下时,我却不能入睡了。他们也不允许我睡觉时穿任何衣服。房间里很冷,尽管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御那种寒冷。在毯子里,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走进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真的睡着了。他会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脸,却说这是为了确信我还活着,都是为了我好。我真的想骂人,所以即使他们真的让我休息时,我也睡不好。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天。

房间的窗帘总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阳光。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过一次窗帘透气。

邮件泄露导致应对计划泡汤

头三天里,我的审讯是连续性的。总共有三个人来审讯我,他们采取轮流审讯,好让其他人得到休息。但是我没有任何休息,也没有东西可吃。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了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两个馒头加在一起,也没有我的手掌大。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被迫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就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讯问内容非常具体。我必须按照我以前制定的计划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因为我的电子邮件泄漏,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让跟着计划走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的审讯官提供的信息好像都非常详细,我觉得我的抵抗毫无意义。每当他们敲定了一个事实,也就是我告诉他们的事实与我的同事所说的几乎一样时,他们就声称我们串供。他们认定我是核心领导,并事先计划了对审讯的应对措施。

我并没有在担心我的处境,我也没有时间担心。每当我没有面对审讯的空档,我都在思考他们审讯的目的,他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以及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自答。希望以此应对下一次审讯,不会漏出破绽或矛盾。

一开始,询问的重点是我是如何与我的合作伙伴相识地,他们想知道我在小组中的地位和责任,其他所有人的住处,他们和我如何联系,我们如何见面,等等。

他们对在国外的“赤脚”律师培训不太在意,而是更关心我们在国内做的事情。几天后,我觉得他们很满意地认为,我只是一个法律方面的培训员,并不知道小组的资金来源,他们就不再问我有关境外资金的问题。

三个审讯官,三个角色

在前三,四天艰难的日子里,我的三个审讯官各自发挥不同的角色。最主要的那个审讯官,我估计他姓姚,他通常比别人更温柔,但如果他不喜欢我的回答,偶尔也会拍桌子。第二个,大概是姓廖,非常强硬,不友善,狡诈,经常大声嚷嚷叫我不要不知羞耻,说他是在给我一个挽回脸面的机会。另一个是个年轻人,我叫他小张,看起来很没有耐心,感觉他很希望我能配合他,这样他就可以在我身上少花点时间。他们三个轮流倒班对我审讯。

姚对我说,我不应该和外国人合作,因为他们可以随时离开,而我是中国人,即使我想逃也逃不了。廖在单独审讯时会给我制造麻烦。年轻的小张则展现一副随意的样子,他经常告诉我,如果需要任何日常用品,就告诉他,试图假装成为我的朋友,好像我会相信他们关心的是我的利益,或者我会被他们虚假的笑脸所骗,然后就向他们泄露一些秘密似的。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将审讯的焦点转移到我的合作伙伴圈之外。他们问我近几年的许多人权事件。他们尤其对中国人权律师团和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有兴趣。

他们没有认为我直接涉及很多案件,而且我觉得当我否认自己在幕后支持人权工作时,他们也相信了我的说辞。在我被带走之前,我知道这一切终将会来临,那时候我以为我会被问到关于王全璋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向我问起过王全璋。在我被抓进来时,他已经被秘密地拘押了六个多月,我认识几个与他密切合作过的人,但我让审讯者相信,我从来没有与他直接合作过。到最后,他们也只问到过王全璋两次。

以家人作要挟

在对我的审讯过程中,他们使用了很多威胁和心理策略。他们会看似随便的问我,如果我的父母知道了我的情况,他们是否能挺过去。审讯者试图给我挖个深坑,让我想象将来面临审判的结果,以及这结果会如何影响到我的家人。例如,如果我被判十年,我母亲能否活到我出狱。他们还提到了其他人权工作者的家人等待亲人服刑出狱,却没挺过去的例子。这种做法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威胁和谎言,但这种策略的确让我考虑到了我父母的健康。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了,我的确担心她是否能面临这样的结果。当审讯官离开后,我的心里一直牵挂着我的父母。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在我失踪后就病了,是否去了医院。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但我无法阻止自己去想这些。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心理战术对我来说很奏效。

我的审讯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欺骗和套路。他们会对我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招供了,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我。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但那时我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星期了,越来越难抵抗他们的招数。为了说服我相信自己已经被卖了,他们给我看了一份声称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口供。他们对我说,所有的朋友已经录完了认罪的视频,并告诉我,我也需要录视频,还说录视频是给他们的上级看的,只要上级满意,就可以放了我。我同意录视频,事实上,任何可以停止我的睡眠剥夺和羞辱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

自从我被抓进来后,他们就没有允许我洗澡。我觉得我的脸上和头发都充满了油污。我的指甲都变成了黑色。我第一次有机会洗澡,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在视频上看起来很干净。我被允许刷牙、洗澡,但没有任何换洗的衣服。在里面时,我的衣服从来没有洗过。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身体被一种奇特的气味所包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就习惯了。

视频录制后几天,他们忽然间对我说,这个视频会在电视上播放。我记得我与他们争论,说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当然,我知道,这么说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认罪视频录制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在抄书,作为应该学习的课程。他们不仅让我花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制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提示板,上面写着需要我说出的内容。

如果我念错了,他们就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的语速,我的音量,我的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就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到最后录完,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在长时间的录制过程后,我感到很不舒服。晚饭也一直还没有吃。我有低血糖的毛病,长时间的录制导致我的低血糖发作,我感到头晕,燥热。我的一个看护警卫发现后,为此有点担心,他给我拿来了一些水果和酸奶。吃完之后,我稍微恢复了一点。

在录制认罪视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再讯问我。当我要求阅读报纸或书籍,或者任何可以消磨时间的东西时,他们拒绝了。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把瓶子抓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这样至少可以读到一点东西。我的日常生活就只剩下发呆和回想,我想了很多事情。我知道他们让我做的认罪视频是一个伎俩。在他们威胁说会在电视上播出后,我开始担心,这可能会对我的声誉产生非常坏的影响。他们如何剪辑和使用这个视频?我很担心,人们会以为我故意谴责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此,我该怎么解释?即使我解释了,有人会相信我吗?我几乎一录完,立刻就开始担心我被强迫认罪的后果。

被取保候审

录完视频后,除了发呆之外,我也会数地板上瓷砖的数量,或偷听看守聊天。有一次,一名看守在他的手机上播放佛教音乐。我很高兴,终于有东西可以把我的心思带出拘禁的状态,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听,并尝试记住音乐里经文的内容。即使这名守卫走了之后,我仍然在思考音乐里佛教经文的含义。

有一天,审讯官姚突然走进我的房间,他命令看守搜我的身。他们强迫我脱掉衣服,然后检查我的衣服,在确保我没有藏任何东西在身上后。他们又让我把衣服穿了回去。这期间并没有任何解释。

录完视频之后地日子他们开始允许我洗澡,但是整个浴室都被摄像头包围和监视着。我可以听到另一个房间的人一边看监控,一边在讨论我。羞辱真是无处不在。

看守对我说,与其他709镇压中的律师相比,我的待遇要好得多了,至少我没有遭受到“吊吊椅”的待遇(参见谢阳,第七章)。他们可能没有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折磨我,可是,在近一个月时间的秘密关押中,我几乎完全不被允许睡觉。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身体在获释后还那么虚弱。

在我拘留的最后五天,他们又开始经常地讯问我。他们准备了一些文件,让我签字,让我在供词上印上指纹。在我终于获释之前,他们问我是否有担保人。我意识到他们打算让我取保候审。我给了他们我父母的联系方式。过了一段时间,我父母和成都国家安全局的人员一起赶来接我。他们不准我再返回北京。

即使他们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释放了我,我也没有完全获得自由。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人继续骚扰我,他们每隔几个月就会来成都,有时候和当时审讯我的某个人一起来。每当他们来时,我都无法描述我有多么不舒服。我不想见到他们,或想到他们,但我不得不依从他们的命令。成都警方也是在服从国家安全部的上级指挥。一般来说,他们也并不是太坏,但是持续有一年的时间,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我要离开成都,必须征得他们的许可。作为一个过去常常在全国各地接手案件的人权律师,这样做无异于切断了我的生计,同时也为所有我会为他辩护或提供咨询的潜在客户关上大门。

以上是我被失踪的一些回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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