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近日，“9岁女孩被限制消费”一案引起热议，有媒体报道，8年前，陈蔓（化名）的生父杀害了她的生母和外婆，后被判处死刑。
父亲杀妻后准备卖房，但买主王某交了55万元购房款后，房子没能过户。
2020年10月，河南郑州中院终审判令9岁的陈蔓“替父还债”55万元，无法还钱，11月25日，法院向她发出限制消费令。
法院终审判令9岁的陈蔓“替父还债”55万元，并对她发出限制消费令。但这里面起码存在两点疑问。
第一，9岁的陈蔓到底有没有偿还的能力，或者说，这种能力如何来界定，才能产生现实意义。
但对于9岁的未成年人来说，不可能有必然的偿还能力，因为在这个年龄段，连打工都不合法，同时也并不存在其它可行的经济来源路径。
因此，让其“替父还债”55万元，这只能是法院的一纸判决，而不会是社会公众的现实企盼。
第二，对一个9岁的未成年人发出限制消费令，这里边其实也包含了一个不成立的前提，那就是，已经确认或肯定了这位9岁的未成年人具有相应的偿还能力。
但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隐形判断基础，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这位女童无限假设的基础上。
舆论对这起史上年龄最小的“9岁老赖案”的发酵还在继续，人们也为这个女童的未来担忧着，这么小的年龄就成为了“老赖”。
显然，对她未来的身心发育与成长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精神心理层面的隐忧，可以说，她已经承担了她这个年龄的不能承受之重。
但客观地说，人们同情这个女孩，但又不能完全站在单一的视角上看待此事。如果做一个换位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重大忽略。
即如果买主也有一个9岁的女孩需要供养，他也非常需要这55万元，那该怎么办？显然，这个角度不仅需要对两个女孩的同情，而是最终还要回到法律的无遗漏保护上来。
尽管这个案子非常少见，属于极小概率事件，但在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就强调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显然，这也是对遇到极小概率事件的司法部门提出的制度建设性要求。
在法治社会中，法治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希望，当然也是所有社会成员最高级的心理归宿。
因此，法律判决与现实情况相互脱离，这显示的是一些个别地方司法过程中的过于简单化、条文化、想当然化、忽视现实可行性造成的结果，总而言之，就是追求表面的完美，大于追求实际的效果。
而这些，都是法治社会需要在法治能力建设中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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