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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人民共和国》 Ch.6 附带伤害

附带伤害| 潘锦玲

潘锦玲,女,1987年出生于湖北省,2014年移居北京,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2016年1月,国家安全局在夜里将她从家中绑架,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她被绑架的原因不在于她做过什么,而仅仅在于她是瑞典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Peter  Dahlin第五章)的女朋友。

潘并不是一位人权工作者,不是律师也不是记者。尽管她与Peter  Dahlin和他的NGO也并无关联,但她仍然遭遇了绑架、审讯,并被单独监禁23天,直到当局决定将他的男友驱逐出境才将她释放。

当听见他们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惊讶的几乎停住了呼吸

事发当天,我男友正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他已在人权领域工作了多年,长期生活在高压下,紧张和焦虑已经成了他的“职业病”,但当天他的焦虑比平常来得更猛烈一些。自从在几天前听说他的名字有被警察提到,他就开始了销毁文件的工作,并打算尽快飞离中国,取决于情况的严重程度,有可能不再回来。

那天是周末,与其待在气氛紧张的氛围中,不如给男友空间处理他的事情,我打算一个人出去透透气。一直以来只知道男友在敏感的人权领域工作,和一些人权律师有接触,我也大概知道在中国这份工作有一定的风险,但从来没有想过真正的危险会降临在他身上,而我与男友的工作也没有关联,我想他一直不让我更多的了解他的工作,也是他施加的一层保护罩,这样万一有一天我们被抓去讯问,我也只是一个无辜的无名小卒。

我骑着单车去北三环看了场电影,顺便逛了逛电影院楼下的大型超市,买了一些做晚饭的食材,一些平时在小卖部买不到的东西,兴致勃勃地要给我们俩做顿来自男友妈妈独家菜谱的晚餐。从超市一出来,我的单车不翼而飞,奇怪的是这个商场周边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自行车停放点,通常,自行车偷盗都发生在地铁站那种大型停放区域。自行车的遗失让我有了不详的预感。

我带着忐忑的心情回了家,一进门,男友说今晚就离开,我一边思量着男友是否紧张过度,一边想着环绕在脑海里的不祥预感。在他忙着存储数据收拾行李的空档,我做了晚饭,我们当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的脑海里转换着各种问题:一旦男友不再回来,我们能否一起在国外生活?我现在的工作怎么办?各种围绕着男友被捕的问题交织在我的脑海,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我会和男友一起被逮捕,被监视居住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男友的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也吃完晚饭,再过几个小时,他的飞机就要起飞,要离开这座他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其实多年来,他都在想着离开,但没想到会像今天一样如此匆忙,都没有和老朋友说再见的机会。我们依偎在床上快速的讨论着如何处理我的工作,处理这个房子,处理我们的猫,多久以后,我们到哪里相聚等等。一一的解答出这些问题后,我们在沉重中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丝丝光亮。

人在紧张的时候对声响会格外的敏锐,我们听到门外隐约的脚步声,接着就听见很不礼貌的敲门声,那种让你心脏剧烈的咯噔的声音,我心想,难道男友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男友没有迟疑地就去开了门,也许他的心里想着:这一天终于来了,大有视死如归的意思。果然,人群如流水般的从门缝里挤了进来,我从床上坐起,穿着睡衣,感到自己心跳加速到最大值,但我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

当大约十几个穿着便衣的群体一一涌进房间后,一两个举着摄像机的人也出现了,想必他们是打算记录这一晚上的所有过程,包括我们从睡衣换成便装的过程。与想象中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有意宣示这整个过程的合法性–用摄影机记录过程、出示拘传单、宣读的方式等等。不懂法律的人,比如我,会觉得虽然这一切很荒谬,但看似专业又正规。

当听见他们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惊讶的几乎停住了呼吸,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就是真真切切的听到了我的大名。原来他们带来的拘传单不仅仅只有男友,也包括我。他们给我安的罪名是:资助危害国家安全。

我瞬间感到身体发麻,大脑则变成一部快速运转的机器,在脑海中交织着各种问题,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应该派人跟踪了我一段时间吧?但是我从来没有留意到有被人跟踪的迹象,也许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防备这个的心眼。他们也许已经摸清了我上班的地方,摸清了我坐几号地铁,我穿什么衣服出门。

除了惊讶于他们知道我的背景以及对我的拘传外,我在当时并没有想过关于家人、关于未来、关于工作等那些更为具体的事物,当下将要被拘留的现实让我惊讶的忘了多愁善感。想必男友无数次的和同事们预演过这一天的到来,关于一旦被绑架该如何应对审讯,每个人该如何回应等等事项。但我们俩从来没有一起讨论过该如何配合,因为我们压根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被牵连。

男友看起来很冷静,多少对我的不知所措有一丝安抚。因为他们秉承“合法性”的处事方式,念完我的拘传单后,让我在这张通知单上签字,我感到莫名其妙,由内而生的不信任感让我不敢轻易签字,男友也在一边说着要看清楚通知单上的内容再签字。我觉得可笑,签字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不签,今天就不带我走了吗?我已经快要失去人身自由了,为何还画蛇添足的让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人签下被拘留的通知单?

其实我知道,在这个节骨眼说什么也没有用,虽然僵持了一下,我还是签了。不久后他们就开始打算带我走,他们收缴了我的手机,当然,也象征性的列了单子让我签名。他们说不用带包,就是带我去问问话。我无法判定事态的严重性。“问问话”这几个字听起来似乎并不严重,但是我无法忽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这几个字的严重性。

接着几个穿着便衣的女人押着我上了一辆停在胡同口的汽车,在走去停车处的路上,她们尝试用我的围巾遮住我的头部,但我坚决不从,她们也就作罢。上了车,坐在后座,被两个个头较大的女人夹在中间,她们看起来除了个头大一点,外表看起来就跟街边偶遇的路人差不多。右边的女人一上车就睡得很酣,车上没有任何人说话,我们只是在原地等待着。

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 没有任何动静,我的脑海中又被各种问题填满:他们会带男友上这辆车吗?如果不会,我们在等什么?是等到对男友的搜查结束后就放我回去吗?但是他们大费周章的都申请了写上我的名字的拘传单了啊。中途有一个看似慈祥面貌的便衣来到车窗前问起男友更改机票的事情,我想到差不多应该是男友原本要去机场的时间了,他们是否会直接送男友去机场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今晚就只是虚惊一场。

估摸等到快两小时的时候,我想着担心并不能改变现状,决定先睡一觉。不久后,在昏睡中我感到车子已经启动,缓缓睁开眼,看见大概是三四辆车的队伍吧,心里默默的念叨:嗯!男友在其中的一辆车上吧?接下来会去哪里呢?会被带到传说中的黑监狱吗?还是秘密的宾馆?我的人生是就这么完了还是他们只是利用我在跟男友玩一个戏法? 大约看见西直门的路牌,车子故意绕着圈,不打算让被拘留的人摸清车子的最终行驶方向,何况还是在晚上。接着我就这么一路昏睡到了目的地。

“没关系,去报案那边也是我们的人”

车开到了郊外一个有几栋大概三层楼的建筑,大门缓缓地打开,在这鸟不生蛋的地理背景下,有如电影中黑帮正在毒品交易的感觉。门一开,摄像队伍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他们始终如一的坚守着要让整个过程“合法化”,停车、下车的瞬间通通被记录。接着他们将焦点放到了另一辆车,我悄悄地吐出一口气,那辆车内应该是男友没错了,我们虽然不可能关在一起,至少是在同一个区域。

四五个人将我带进电梯,大概是上到了三楼,我表示要上厕所,一位女警官跟我一起进了厕所,半监视着我小便,我那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接下来待在这里所要面对的了。

他们把我带进一间审讯室,让我坐在一个木制的审讯椅上,椅子的前方有一个挡板,下方有一个链子大概是用来锁住椅子和脚的吧。以前只有在电视里看见过这样的椅子,今天“有幸”亲自体验了。第一次的审讯,倒是没有被锁在椅子上。我的椅子前方是一个长条桌,三个审讯官一字排开的坐下,桌子的前方有一个摄像头,审讯时他们则打开这个摄像头记录过程。负责审讯的有三个人,都穿着便衣,两位看起来比较资深的一男一女负责提问,另一位二十几岁样貌的男警员负责做笔录。

主审的中年男警官一进审讯室就说:就问几个问题,没事儿的。他的外表干干净净的,面孔和善,收拾的平平整整的衬衫配牛仔裤的休闲装扮让他看起来并无胁迫感。因为我有自己的工作,和男友的工作性质没有瓜葛,他们把我抓来后所提问的内容都是与男友有关,我以前从没有作过心理准备会被抓来这种地方,面对自己被犯人般的审问,以及失去自由的事实,我的反应中有赌气的沉默,和少说少错的信念,因为不知道说什么能让男友更安全。

我请求他们让我给我的公司打个电话请假,毫不意外,这被拒绝了,我反问:难道你们就这样让一个人凭空消失?我公司的同事去报案不是会给你们带来更多麻烦吗?回答说:“没关系,就去报吧,那边也是我们的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

第一次审讯一无所获的他们对我说,先休息休息,好好想想,如果什么也不说,耽搁的是你自己的时间,超过24小时后就转成监视居住,可以继续审问6个月。我并不懂法律,隐约知道24小时是一个节点,好像是要求请律师或合法的讯问时间节点?就撑到24小时再说吧。没有留意墙上的电子表,估摸那时候应该是凌晨三四点的样子,他们将我安排到审讯室过道对面的房间,这是一个墙壁上贴满软垫,角落放着一张单人床的房间。对事态的懵懂已经大过对风险的恐惧,我困得只想躺下,因为未来会怎样,在这里会面临什么都不是我所能掌控和想象的。我只知道,今天就放我走的梦已碎。

在睡梦中,时而听见高跟鞋的声音在过道中穿梭,时而听见我的房门开了又关,我大概知道,是有个穿高跟鞋的女人在我的房间里监视我。一觉醒来,看见一个看守和她身旁桌上的KFC,我估摸这一定不是每一天都有的待遇,随便吃了几根薯条,到了晚上,又被叫去审讯,我的态度还是跟昨天一样,几乎没怎么说话。在快要到拘留24小时的时候,他们又让我签下了另一张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单,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监视居住是针对我在家里居住的监视,后来才知道,这个形式的监视居住实际上就是监狱。他们让我看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权利与义务,大概权利就是可以请律师,义务就是不可通信串供、不可毁造证据等,感觉这些主要义务和权利在这个秘密拘留中心里并不适用。我问能否请律师,他们说这个不行,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外界说话的可能也没有,怎么可能串供和伪造证据呢?

他们要了我家人的电话以通知他们我的情况,监视居住最长可关6个月的事实让我惘然,我能坚持到六个月吗?以我现在的态度,前面的路似乎并不光明。

在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时间

在审讯中,我大概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做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每次获得的回应都是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对扮演“合法性”的执法单位角色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前面的几天审讯中,除了这句话之外,我基本上都没怎么开口。

第三天的时候,他们给我拿来了一件橘色的囚犯服要我穿上,我当即感到一股巨大的耻辱感。虽然不懂法律,但我所理解的囚犯服,不是应该在那个人被定罪为囚犯后,服刑期间才穿的衣服吗?而我只是被你们安了一个罪名,莫名其妙被抓来这里,又塞给我一件囚犯穿的衣服,而且因为我在审讯过程中的态度,以他们的话来讲是很不配合,所以塞给我囚犯服的是一位扮演着坏人角色的看守,她几乎是将囚犯服扔给我的,我想应该就是因为我并没有乖乖的配合审讯,他们采取这个羞辱我的手段。面对这样的羞辱,我恼怒的对看守说,我不会穿的,因为我不是犯人! 她一副视我为卖国贼的态度,见我坚持不下,她发了一个请示的短信,也许是他们不想在一开始就把我逼疯,电话那头下达命令说,不穿可以,那就连他们给的灰色运动服也别穿,穿回自己的衣服。

穿囚犯服的争执在此并没有结束,因为我持续的不配合,为了给我更多的压力和耻辱感,好达到让我开口说话的目的,某天,一个看似职位比较高的女警官以不容反抗的气势让我穿上了囚犯服,那是在那天进入审讯室之前的几分钟,据说至少是在审讯的时候都需要套上,反正除了审讯以外我也都躺在床上,活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一样感到生活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时间。

从第一天开始,主要负责审讯我的两位警察从始至终扮演着“红脸”的角色,虽然我宁愿相信他们是真的好人,但是现状却又不得不让我明白,他们这都是因为工作所需。在最初的几天,我几乎没有怎么说话,他们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态度不差,但也用过很多并不光彩的招数,譬如中途会拿来一些男友的前女友签收翻译款项的单子,证明男友仍在给前女友钱,以打破我们对彼此的信任。还会拿来一些偷拍的模糊照片,也假装为我好的透露,在男友的钱包里发现一个小孩的照片,据说是他在他国的孩子。这些并没有让我开口说话,我也没有与他们辩解事情的真实性,因为对男友的过去以及人品的了解,奠定了我对他们行抹黑之实的认识,有了这个基础,我知道他们日后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捏造事实。

到了大概第四天的时候,忽然间换了两位审讯警官,仍是穿着便衣,来势汹汹,先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让我穿上了囚犯服,审讯一开始,提问警官就点上了一根烟,一副居高临下的狠劲扑面而来,旁边写笔录的女警官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严肃的表情已经放出信息说她并不好惹。我知道,这两位是扮演“黑脸”的狠角色,我应该不会有好日子。这次的审讯我穿着橘色的监狱服,而且审讯椅也被锁上了。一股紧张感袭来,他们会不会对我采用酷刑?

不得不说他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整个审讯过程中对我大吼、威胁我事态的严重性、警告我可能面临的刑期将会很严重、女警官指出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等等。女警官大声的读给我一些就我目前状况所可能面临的刑期之类。她展现出一幅对我失望透顶的样子,说:“潘锦玲!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蓬头垢面的,多难看啊!”

他们在审讯时提到,男友将所做的事情责任都推给了我,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但因为这个,他们借口威胁我所面临的各种刑期都有了铺垫。她念道:“危害国家安全罪,可能面临五年到十年,甚至无期和死刑的刑期”。这些对不懂法律的我确实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至少让我动摇了不开口说话的心理。但我没有开口,他们恼羞成怒,男警官夺门而去,女警官交代了看守来审讯室监视我,我以为他们只是让我在审讯椅上坐一晚上,等我坐着直到有睡意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不打算让我睡觉。每当我的身子倾斜一下,闭眼睛多过3秒以上,就会被看守大声制止。这一晚上真难熬,我在心里盘算着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是否能找到不伤害男友又能摆脱这个局面的平衡点呢?

想起他们在我不说话时退一步的问话:不说你男友做了什么,只说你自己做了什么。撑到早上的时候,我告诉看守唤来警官,与她交涉: 我可以开口说话,但是不要逼迫我交代关于男友的事情。她同意了,于是允许了我先睡一觉,几个小时后他们会再来找我审讯。

再审讯过后,那位凶狠的男警官就消失了,倒是这位不好惹的女警官还在出现,虽然在我身上没有多少可审讯的,但她每次出现的时候也仍然是一副紧绷的严肃感,我想必然是因为有她的对比,才能衬托另外两位警官的“红脸”形象吧,这都是套路。

看守群像

每天被看守轮番24小时的监视,常常在心里做着一道数学题,如果每个人一个月拿6000人民币的薪水,十几人就要花掉六万多,这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花在无谓的政治打击上,我甚至为自己花掉这些不必要的人力而自责,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或事,为何会需要有人来24小时轮番监视我呢?

负责监视我的看守中大概有四组,总共有十几人,每次两人一组,但每次的搭配人员并不固定,他们的角色也有好坏分工,每个人都穿着便服,有一个人是穿着警察学校的制服。其中大部分人看起来都还是学生的样子,另外有两位阿姨年龄段的看守,还有一位佩戴名牌看似是体制内人员的年轻看守。

阿姨看守中有一位特别爱聊天,她总是抓着当天与她一起坐班的女孩拉家常。我得知她似乎并不属于事业单位,只是单单的找了这样一份看守的工作,谈及她之前的工作是何种待遇,也比较各个地方的薪资,说到买房投资之类的,她总是低语聊天,但因为房间里总是很安静,我又无事可做,她们的聊天内容总会进入我的耳朵,估计她们也知道,只是不在意罢了。另一位阿姨个头挺大,严肃而有威严,应该是制度内人员,她是唯一不用去为我打饭的看守,只需要在椅子上坐上6小时就行,她常常坐累了就将手臂环抱胸前在房间踱步。

戴工作牌的看守从不多言,长得清秀好看,记得她有很好的拿手机姿势,总是将手机举在大约50厘米的正前方看。其他学生气的看守中,在有人大声训斥我或不给我好日子过时,我总有种这些祖国的花朵被碾碎的感觉,这些花朵中有的留着可爱的空气刘海,有的外表看似刚从乡下来到城市不敢怠慢的憨厚姑娘。

在这些看守中最明显的坏看守就是那位扔给我囚犯服的看守,她总对我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最初时还会因为我没有及时吃饭威胁我,比如我没有在她给的时间内动筷子,她就把饭倒掉了,那一顿我就没得吃。还有一位学生气的看守很严格的不让我洗澡,如果我躺在床上太久后会呵斥我起床,那位严肃的阿姨有一天不允许打开窗帘,窗帘的遮光布非常厚重,一旦不开,就表示房间内没有一丝光亮,只能像夜晚一样开着一个微弱的白灯。

那位爱聊天的阿姨则是好看守的角色,去打饭时会问我爱吃什么,是否分量大一点,是否需要一个水果,有时候会主动给我倒水。我估计给监视居住人员的伙食跟她们吃的差不多,每日三餐,8点早餐,12点午餐,5点晚餐,一个看守先吃,回来时带着我的饭,换另一个人去吃。有时候是两素一荤的饭菜,有时候单单是面条,监视居住期间我坚持吃素,如果看守不给我打肉,我总是会吃得一颗米饭不剩,因为有太多的时间无处消耗,吃饭成了我最最珍惜的时光。不过也有食不下咽的时候,有时候晚饭的面条几乎只用水煮过,没有任何味道。

比较戏剧化的是,随着事态的进展,从我身上挖不出任何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后,在拘留的最后两个星期,大部分的看守也许是收到了指令,态度都开始转好,给我扔囚犯服的看守开始跟我聊天,没有再管我在床上呆多久,我开窗帘也不再阻拦。

中国人应该爱国,不应当“吃里扒外”

自我开口说话后,他们了解到我确实只是一个人权人士的女友而已,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纠正我的思想:这其中包括抹黑男友的形象、以中国人为荣而支持中国和政府等民族主义思想灌输、日后不要接触敏感领域,甚至还请来了我老家的警察以“老乡”的身份与我进行“聊天”。

他们告知我,已经获得多种证据证明男友是反华势力,是间谍,目的是要摧毁中国和开启颜色革命。我作为中国人应该爱国,不应当“吃里扒外”。

而“红脸”角色的女警官以同为女人的角度与我“聊天”,主要探讨值得与不值得的问题,似乎只要女人和男人在一起,就只有女人追随男人被男人洗脑的份。如果不是因为清楚的知道他们捏造了一些事实,听她说话,语重心长的态度好几次让我觉得她只是单纯在为我着想,但事实是他们只是要确保我的思想价值观到最后与他们一致。

大费周章请来的老家警察与我进行了几次审讯,但目的也仍旧是对我的思想进行洗脑,而切入点也都是不要为了一个背叛我的男人赴汤蹈火等。这时我的脑海中对于政府经费的盘算又开始了,为了一个有正当工作的女孩,不远万里请来老家的警官洗脑,这来回的路费加上住宿费,都是无必要的政府花费。据他们所说,有与我的家人见过面,告知他们不要担心,我应该没有什么大事,我估计我那乐观的家人听说了不用担心这句话,应该也没有太担心。当然也没有忘了对我道德绑架,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云云。在请老家警察来之前,我就被透露男友与我都有可能被释放,但是并不确定具体日期,待老家警察对我的讯问后,我才比较确定我可能真的没有大事,因为他们的审讯焦点都放在洗脑上,而且一直说我没什么事。

面貌和善的男警官在后来的两周就成了我固定聊天的对象,他们将这种洗脑工作称为“聊天”,一来可以看看有无更多线索,二来可以灌输他们的价值观。他会在不经意中测试我是否真是不了解政治,试探我用VPN都上什么网站,让我明白身为中国人的责任,责任当然就是爱国爱政府,不对政府说No。也会给我带来我最关注的消息,比如男友的状态,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之类的。他也会试探我在这么多的抹黑工作之后,我对男友是什么看法。他们说的东西我都会听,而且有的也同意一半,但不会激烈的反驳和辩论,这些谈话都是他们工作的需要,我的观点并不会令他们的行为有任何改变。

最重要的是,我深知那些抹黑都不是事实,我关心的是男友和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25分钟的日落就如25年一样长

经过了由平缓到激烈再到平缓的审讯、囚服、不睡觉、洗脑等一系列过程后,我被通知即将可以回家,而且男友也会被释放。每天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荒凉的废弃巴士、枯树和暴露的鸟窝、5:45的夕阳,我将要告别这无聊而没有自由的时光了。在最后的那几天,日子显得格外的难熬,睡眠状态也从刚开始的呼呼大睡到后来的失眠,人越清醒就越有睡眠障碍,这说的是对的。因为时间的难熬,变得更能欣赏落日的美丽了,常常从5:20开始站在窗前,25分钟的日落时间,就如度过了25年一样长。透过那颗有鸟窝的裸露树枝,看着夕阳缓缓地落下,变得不见身影,我甚至因此产生灵感画了一幅画,还拜托男警官拿给男友。

那时候我开始变得期待警官来到房间,因为或许会带来好消息,比如具体哪天可以恢复自由,什么时候能见到男友之类的。

由于决定对男友行使驱逐出境,我被允许在释放前回家拿一些简单的行李,离开监视居住地时,被遮住眼睛一直到胡同的家,那天据说是北京冬天最冷的一天,应该也是我体验过的最冷的气温,房子里因为很久没有人气和暖气的原因,有一股比外面更阴冷的氛围。踏入房间,里面散发出阴冷而自由的气息,虽然被人押着,但至少它不是秘密监狱。鳖一眼厨房水槽,里面还躺着我们被抓那天剩下的食物和未洗的碗,一股悲凉感袭来。随意收拾了几套衣服和书,又继续被蒙着眼睛带回了监视居住的秘密基地。

重获自由

我请求了在男友离开前给我们安排一次见面,经历这次必将成为我们俩人生中最重要一笔的事件后,我需要确定我们互相的态度。他将不再在中国生活,我无故消失了这么久也必将丢掉工作,他现下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我都需要确定。我被蒙着眼睛带到了一个见面的房间,他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他的胡子已经长成似野人的样子,瘦了很多,我们紧紧的拥抱,我喜极而泣,他摸着我的头发调侃说:这应该是很多天没有梳过头了吧?! 被几位警官和摄影机监视的状态下我们坐下了,确认对方还活着的感觉真好,有大难不死之感。我们确认这次分别只是短期的,接下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相遇,我处理好北京的房子和猫后,就去与他会面等等。

短暂的见面后回到关押的房间,仍旧是漫长的等待,大概知道还有一两天,只待男友的飞机起飞,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但这两天内的每一分钟都过得很慢。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被转交了一些男友留下的东西,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让我签一些文件,承诺不接受采访之类的)后就被三位警官蒙着眼带上车,开回到来时的路。我的心情雀跃又复杂,三位警官也聊起了家常,就像普通的中国人一样,聊买房,聊存款,哭穷等等。在快到市中心的时候,我摘下眼罩,大概一个月后第一次看见城市,感觉新鲜又唏嘘。好警官给了我他的电话,让我跟他报告近期的情况,我知道他只是要确保我已经被洗脑,在当下的我也非常珍惜几乎快要忘掉的自由时光,生怕又从手中跑掉。

他们把我送到目的地后,我从远处看着那辆我刚刚坐过的普通轿车,在茫茫车海中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一辆车,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一趟,谁又能想到那样普通的车内在发生着什么,车内的人有着怎样的权利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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