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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表达形式，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尽管县级驻京办已被明令撤销，但京城里却仍然活跃着县城来的政府公务员，他们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截访。记者曾接到举报线索称，当地来京上访的人被阳新县政府驻京办软禁。而此前也有阳新县上访人员向记者陈述，其是从驻京办那边“逃跑”出来的。截访，或者说维稳，也成了阳新县几位公务员解释自己出现在北京的理由。（《第一财经日报》7月6日）
诚如有人所言：“撤掉驻京办，断不掉进京路。”客观地说，驻京办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在发展地方经济、宣传地方文化、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沟通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行政派出管理不充分，法律地位不清晰造成了驻京办数量肆意膨胀，机构内部职能混乱、行政效率低下以及权力寻租现象严重。而现在当驻京办成为“截访办”时，就不仅仅是与驻京办相关的问题了。
就笔者的观点，驻京办成为“截访办”意味着驻京办问题远非一撤了事那么简单。如果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它还会以各种形式隐性存在。本则新闻提供了明证。
应明确，上访是一种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释放社会结构性张力、排泄进攻性冲动的安全阀制度，具有重要的功能，一些个人认为其他方式都无法解决的诉求得以通过这种渠道表达出来，不至于使冲突上升到无法化解或尖锐的程度。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总是将上访看得非常严重，认为是极不光彩的事情，不利于自己的政绩，总是想出许多办法加以压制，甚至将上访数量与官员乌纱帽挂钩。往往形成一种无理由的偏见与歧视：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者就是不稳定因素。应看到，在分散的上访者和有组织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力量不对称，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有可能滥用权力。就制度建设来说，一个上访者所信赖的、具有组织化、秩序化特征的表达渠道，仍然还有不少欠缺。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驻京办”成“截访办”的尴尬。
应明确，社会冲突也并不一定会影响经济发展， 有证据表明，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恰恰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历史最高点。更何况，现代社会控制应该是弹性控制。富有弹性的社会控制体系能够缓解社会张力，释放社会能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而在压力维稳的策略下，不少地方和官员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认识往往是只看到其对社会不利的一面，而忽视其对社会有利的一面，由此造成应对上访的错位。“驻京办”成“截访办”的吊诡性正在于此。
“驻京办”成“截访办”还与传统的刚性维稳体制具有强大惯性的有关。现行制度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氛围中，上级政府一味要求下级政府确保本辖区范围内的社会稳定，有些地方以“一票否决制”的方式硬性规定下级政府辖区内不能发生多人越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在这种评价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不使上级对自己产生不利评价而影响升迁， 而采取压力维稳。在治理群众上访的出发点和方式方法上，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奉行的是同样的行事逻辑。
有报道显示，上访者只需花几百左右就可以进京“告状”，而地方政府要把其接回来，一个人至少要付出高出其十倍以上的成本，而“驻京办”成“截访办”更加重了这一成本。因此，上访迫切需要制度化的出口，否则相关各方都将成为受损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笔者看来，“驻京办”成“截访办”将成为制度的不可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