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我无尽的噩梦| 王宇
王宇，女，1971年出生于内蒙古，中国最受尊敬的人权律师之一。最初为一名商业律师，由于她自身遭遇被警方报复陷害并判冤狱的经历，自2011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维权工作中。她代理过的案件包括普通公民、法轮功练习者、以及女权主义者等。她最受瞩目的案件包括为因为鼓励民族团结而于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辩护，以及女性人权捍卫者曹顺利的案件，她在同年死于看守所中。
王律师勇敢的维权工作令他获得过许多国际人权奖和提名，同时也意味着她成为当局镇压的频繁目标。2015年7月9日的凌晨，当局将王从她北京的家里绑架。她的突然失踪渐渐发展成后来众所周知的“709大抓捕”，遍及全国的几百名人权律师和活跃人士一个接一个的被秘密绑架。王最终在2016年8月被释放。当王处于关押状态期间，美国律师协会为她颁发了国际人权奖。
“伤害别人是一种享受。” ——雨果《笑面人》
我一直把709当作一个噩梦，而事实上，它也确实是个噩梦，那之后的多次夜晚，我曾被这个噩梦惊醒，可是在现实中，我又似乎一直没有醒来。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象到，人性会恶到那个程度，尤其当我想到看押我的那一个个花季少女时，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些女孩子们将来如何面对她们的人生，她们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她们的噩梦!但我一直认为，对于我的这次经历（其实应该包括那里的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因为那个所谓的“北京通达招待所”事实上就是一个公安、纪检部门的“双规基地”，那里不知曾关押过多少人），伤害最大的并不是我这样的当事人，而是那些看管我的女孩子们。
2015年7月8日午夜23点多，我送走了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儿子和陪送他的丈夫。原本约定我去机场送他们，但因为是午夜一点多的飞机，我先生担心我从机场回家不安全，所以他们下楼打了出租车就走了，根本没有等稍后一步下楼的我。我只能打电话给他们，嘱咐他们到机场过了安检后，给我打个电话，登机后，再打个电话。
儿子远走异国他乡，离别之情自然难以言表，他和我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尽管不停的劝他，安慰他，但想到即将远离的16岁孩子，我也是哽咽难言。他爸爸不忍心听我们的离别之语，就挂断了电话。上楼之后，我把第二天开庭需要的资料整理好，换了睡衣，就上床休息了。
但还是想儿子，根本睡不着。
就这样，很快就已经是7月9日凌晨一点多了。我一直没有等到他们父子两个来的电话，就给他们打电话，但是父子两个的电话都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刚开始，我还认为是没有信号，但我打了多次，直到航班起飞的时间已经过了，仍然是这样。我开始着急了，急忙在微信群和电报群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们，我希望朋友们能帮我想办法。我把孩子当天乘坐的航班告诉大家，希望能找到这个航空公司，问问该航班是否正点起飞。
有人帮我找到了首都机场的电话，我打过去，问是否航班正常，他们回答说并不知道，但告诉了我该航空公司的电话，可是，那个航空公司的电话并没有能够接通。
这时，我家的灯突然灭了，互联网也被切断了，同时我听到门口有撬门的声音，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发到群里，大家都非常关注，有人建议，让离我家近的朋友来我这里；有人则说，你千万不要给他们开门；也有人问我，你的门锁是否结实？我回答说非常结实，这是最近包龙军才刚换的，他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挑的是最好的锁。还有人告诉我，在门口放一些障碍物，我想，这个就免了吧，如果他们能进来，放什么障碍物都没有用。但事实上，这个建议是对的，如果当时我放了障碍物，就会延长他们进入房间的时间，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好把他们进来的消息发出去。
当时，还有朋友打电话过来，以确定我的现况。
随后，我走到门口问了一句：“是谁啊？”撬门的声音就停下了，好半天都没有声音，房间重新归于安静。我在群里发消息告诉大家，门口的人走了，可能只是想吓唬我一下。这种情况之前也有朋友经历过，有人来撬门，撬不开，而且又有人声援，他们就走了，最终就是骚扰了一下。于是，我在群里说：“这么晚了，大家休息吧。”
这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三点左右，我还是很担心，根本睡不着，就继续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给首都机场打电话，但是根本没有结果。
又过了一会儿，大约四点来钟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门外有巨大的撬门声音，似乎是用电钻在钻门，我把这个消息发到电报群里，同时，我从床上跳到地上，并拨通了一个电话，可还没等到对方接听，家里已经闯进来一个人，他头上戴着一盏灯，直射着我:“不许动，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
我说：“你是什么人？凭什么闯进来？请出示你的证件！”
从我听到那巨大的钻门声到有人闯进来，大概也就几秒的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瞬间。
我的话还没说完，又闯进来几十个人，一下子把我按倒在床上，上了背拷。同时，有人给我套上黑头套。这期间，似乎还有一个天津口音的人在说：“我们是天津市公安局的。”
之前，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我也多次被公安局、法院的警察非法抓捕（可想而知，在中国做一名有法律职业道德的律师要面临多么大的风险），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虽然试图挣扎，但像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面对那么多人的围攻，根本就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
他们中有两个女的上来，一左一右架着我，把我拖出门，在门口我还想引起邻居的注意，就大声说：“你们不要这样，我自己会走！”她们把我拖进电梯后，我开始哭，我嘴里胡乱的说着什么，大概是（记不太清了）：“你们把我的脚踩疼了，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伤了，你们把手铐给我松开，我可以跟你们走！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我怎么了？”我知道电梯里有摄像头，我希望，日后我聘请的律师能来这里调取这一天的视频录像。
他们把我拖到楼下，塞进一辆车里，这大概是一辆中型面包车，在这辆车的副驾上坐着一个人，好像是个头头，我坐在在司机后面一排，左右各坐个女的，我后边一排还有三或四个人。
很快，听到前边有车开动，我乘坐的这辆车跟着也开出了小区，然后我听到我乘坐的车后边还有不止一辆车，也发动起来跟了上来。一路上我不停的哭，嘴里不停的说着类似在电梯里说的话，特别强调：“你们这么多人，我怎么跑得了?为什么给我戴手铐？手铐太紧了，我的胳膊勒得太疼了，你们给我松一松也行啊！你们应该出示证件！”
对此，我后边有一个女人似乎特别烦，恼火的说道：“你不要再说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充满了恐惧，似乎，她比我还要紧张。我仍然在说：“我已经被勒得疼得不行了，要是勒你，你也会疼的。”那是一个特别暴躁的女人，我竟然顶撞她，她可能很生气，突然从我身后探过身，按住我的头，想把一个什么东西塞进我嘴里，我死死的闭住嘴，可能是因为车在行进中，她从后边按我并不方便，而且我左右两边的人并没有来帮助她。所以，她弄了半天并没有得逞，也就放弃了。但经过这么一折腾，黑头套把我紧紧的裹得更严了，我就喊：“我快要被闷死了，能不能给我透透气？”我旁边的一个女的给我整理了一下头套，这下，我居然稍微能从旁边的缝隙看到外面天际的亮光了。
这时，天基本上大亮了，我从头套旁边的缝隙里看到，车驶进了一个熟悉的大门，这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经常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所以熟悉）。进大门不久，车就停了，他们让我下车，在车旁边站着。一个男人走过来把手铐打开，给我换了一副手铐，感觉不是那么紧了。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扔到这里，但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的样子，他们又把我带上原来的那辆车。原来他们并不想把我扔在这里，那么要去哪里呢？
车又开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隐约的从黑头套缝隙中看到，车又进了一个大门，大门口有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好像还戴着钢盔。这时，他们可能出于一种习惯或者是看出了什么，又把我的黑头套整理了一下，这样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车在门口停了一会，大概是在办什么手续，然后就开了进去。不久，车停了下来。我下车后，似乎是被车上的人交给了早已等在那里的两个女孩子，由她们左右架着带进了一座楼里，她们带着我时，会不停的说：“上台阶，向左，向右，抬脚”，等等。显得很是训练有素。
我一边上楼，一边数着楼梯的台阶(当时数得清清楚楚，现在居然都忘记了)，好像是四或五层，每层十几个台阶，一共六、七十个台阶吧。上去之后，她们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摘去了我的黑头套和手铐。这时，我看见了带我上楼的两个女孩子，穿着白色T恤，黑色运动长裤，都很年轻，大约20岁左右的年龄。我一边往里走，一边打量着这个房间，房间比较大，我估计大概能有100多平米，像一个小型会议室，有三组很大的窗户，但都挂着厚厚的窗帘，让人根本看不到外边是白天还是黑夜。一进门的右边斜对着的墙角横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褥子，摆着枕头，叠着一床被子，离床头四五米的位置垂直摆着一张办公桌，桌子前边放一把红布包的沙发椅，四周的墙上有大概四五个摄像头，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整个房间显得非常空旷。
我走到那个椅子旁边就很大方的坐下了，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我说：“我好累，一宿没睡觉了，想休息一下。”那两个年轻女孩说：“你不能这样坐着。”我问她们：“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坐着，是哪条法律规定的呢？”这时，走进来一个很矮的四十来岁的男人，同时又带进来两个同样着装的年轻女孩，他吩咐那两个女孩把我拽起来，同时，他恶狠狠地把沙发椅一下子甩到一边，让人换了一只木制方凳，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着什么，大概是“就该给你这个”之类的。然后，他就出去了。这时又进来一个女孩，指着桌子上的两套衣服，告诉我换上它们。我当时还穿着睡衣，确实也不够雅观，我要求去洗手间换衣服，但被拒绝了，虽然当着好几个女孩子的面脱光了很难堪，但我只能就着桌子和凳子的遮挡，迅速把衣服换了。那是一件灰色的半袖T恤和一条灯笼裤。
我刚刚换好衣服，就走进来两个男人，前面的那个人大约40岁左右，矮个子，不到一米七的样子，大脸盘，较胖，很结实，皮肤较白，看上去很傲慢；后面跟着的那个人年龄要比前面的人年龄大几岁，也略高些，但从表情看，明显就是一个跟班的，他中等身材，略显黑瘦，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邪恶。
他们一进门，前面那个矮个子就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大声说：“王律师，怎么样，说一说吧！”我很轻蔑的看了他们一眼：“你们是谁？我和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快让我回家！”
这时，那几个女孩子把靠墙的桌子打横了，并且打开了两把折叠椅放在桌子靠墙的一侧，然后把给我的小方木凳放在桌子的另一侧。他们让我面对桌子坐在凳子上，正对着墙上的一个摄像头。
坐下之后，那个矮个子又说：“王律师，说说吧！”我说：“你们还没有说你们是谁？”他说：“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处。”我说：“哦，你也姓王，你名字叫王处吗？”另一个人赶紧补充：“这是我们处长！”我说：“那你们是哪个处的?还有，你叫什么？”就这样，我一直要求对方出示他们的相关证件，告知我他们的姓名、单位和职务，但直到我离开北京，我并不知道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了解到的只有他们其中的一个是所谓的“王处”，据说，他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二处的。
这时，有人敲门，拿了四个饭盒和一杯水进来，，“王处”示意把饭放下，她就走了。然后“王处”就让我吃饭。我一夜没有睡觉，根本吃不下，但很好奇在这里吃些什么，我打开饭盒看看，早餐很丰盛：一盒米粥、一盒是四个小馒头和一个鸡蛋，还有两个饭盒，里面一共四个小菜。我只吃了一个鸡蛋和几口粥，其它的并没有动。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看到那个粉红色的水杯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标着302——我猜，这是我所在的房间号。
“王处”主要就是要我说说我的事。我说：“我有什么事？我作为一名律师，一不违法，二不犯罪，行得正，走的直，跟你们这些随便到别人家抓人，连个手续都不出示的人没有什么可谈的，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公安局的。”
他们为自己辩解，说给我传唤手续，被我撕掉了。但其实，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给过我任何手续和告知，也没有人告诉我他们究竟是谁，真是当面撒谎！他们还说，之所以去了那么多的警力，主要是担心我跳楼逃跑。我家住23层，担心我跳楼？——真拿我当江洋大盗了（就是江洋大盗也没那胆子吧？）。
那位“王处”又说：“那你说说是怎么进入这个圈子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律师，属于自由职业者，我的工作是独立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圈子。”但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被铁路运输法院构陷冤判过，另外通过我代理的很多案件，我也了解到公权力的肆无忌惮，公检法机关对法律的践踏和摧残。
然后我就说：“我一夜没睡觉，非常累，实在抱歉，我要休息一下”，就趴在桌子上睡觉了。“王处”显得很生气，他们不断的拍桌子弄醒我。所以我根本没有睡成。
整整一上午，我没有回答他们任何问题，连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都没有说。
大概是中午时间到了，送饭的女孩子又敲门进来了，“王处”看看并没有什么进展，就只好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竟给我拿来一份传唤证，上面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我早上吃得不多，还真的饿了。午餐还是四个饭盒，一盒米饭，一盒汤，还有两荤两素四个菜——伙食确实不错。吃完饭，那个换走我椅子的男人又走进来了，告诉我说：“在这里，你不管做什么都要报告，否则不能做”。我看了他一眼，问：“有这个法律规定吗?”他说：“到了这里，就要按这里的规矩办！”我说：“那要看你的规矩是否合法！”我告诉他：“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他指着床说：“在这里休息！”就气哼哼的走了。
我太累了，躺下就睡着了。但我刚刚睡着，就被人叫醒了，房间里进来三个穿白大褂的人，貌似医生或护士，他们给我测量了身高、体重，做了血压、体温等几项常规检查，又象征性的问我曾经得过什么病，或有什么家族病史。我告诉他们，上午我的手腕已经被手铐勒肿了，希望他们给我上药。但他们看了一眼，很冷漠的转身走了。然后又进来两个女孩，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带着我下楼了。
下楼后，我们又乘坐一辆车出发了，我不知道，这又要把我送到哪里。
坐在红漆画好的40cm*40cm方框
车开了不到两分钟就停了，我感觉根本就没有出那个院子。他们让我下车，架着我进了一个房间，一个人说要给我拍X光片，就把我带到一个机器前，那个人告诉我紧贴着机器，几秒钟不到，就让我离开了。全部过程我都带着黑头套和手铐。
我们回到车上，车继续开，开得很慢，大概不到一分钟吧，就又让我下车了。下车后，带我来的那两个女孩把我交给从那里出来的另外两个女孩。我们七转八转拐了好几个弯，终于进了一个房间，那里似乎是个与世隔绝的魔窟，在一个警卫森严的大院子里的又一个阴森可怖的小院子里的一间小房里。那是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那之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在这里，除了二十几个女孩子轮班看守，就是几个预审对我的疲劳审讯，我甚至都没有听到有鸟的叫声。
进去之后，她们给我摘去黑头套和手铐。我看到这是一间按照标准看守所式样建造的羁押室: 一进门一条长走廊直通到头，另一头也是一个门，门外边是所谓的放风场地(但我在那里的一个月的时间从没有放过一次风，在之后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次风，那一年没再接触过阳光、风和室外的空气)，右侧是十张简易的单人床，紧紧挨着排列在一起成了一张大铺，顺着第一号床上边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条床垫横放在第6、7、8号床上，床垫上摆着从大房间那边拿来的被褥和枕头。床垫头上有两个塑料矮凳，两个矮凳中间有一个用红色油漆划好的大约40cm*40cm见方的一个方框，方框旁边还有用黄色油漆划的几道线，地上也有几道红线和黄线。走廊的左侧有一半是一堵墙，另一半是卫生间，卫生间和走廊用一整块很大的玻璃隔着，中间是个门洞，可以进出，里面的一切一目了然，有一个蹲便器，一个洗漱池，中间是一个没有喷头的貌似淋浴用的出水管。房间里的墙上有三个摄像头，卫生间里还有一个摄像头。我后来喝水的时候，看到杯子的标签上写的是“207”，可能是这里的房间号。
我问，“这里是看守所吧？是否还有其他人啊？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吧？”她们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我说：“这么大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太浪费了。”这时，我发现我身边的女孩子都是身着绿色迷彩服而不是T恤了，她们中有一个女孩告诉我，我平时只能坐在那个红色油漆划好的小方框中，不能出方框，否则会有人提醒；又告诉我，在室内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出了那些红、黄线，否则就构成危险，武警战士就有权力对我采取行动；还说，我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打报告。
“脱光衣服转三圈”
这时又进来一个女孩，让我把全身衣服都脱光。我问：“为什么？”她说这是例行检查，我说：“我上午刚刚从里到外换的都是你们提供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而且从我到你们这里之后，你们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半步，你们还要检查什么呢？”我又看着满屋的摄像头说；“或者是否可以到卫生间检查，你们这样明明是在侮辱人。”她说：“不行，必须要在这个房间脱光了检查，而且还要脱光了转三圈。”我坚持不同意这样的侮辱性要求。但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我按在地上，扒光我全身衣服，我赤裸的暴露在一群女孩和数个摄像头之下，感到有无数的眼睛盯着我，当时虽是炎炎夏日，这却仍使我瑟瑟发抖，心中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可我根本无力反抗，我一边哭一边质问她们：“为什么会这样侮辱我？”
我和这几个小姑娘互不相识，没有任何过节，为什么她们没有一丝的怜悯心，会对我这样的弱女子如此的施暴？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传统女性，我一直对这次暴力扒光我全身衣服的行为视为最大的侮辱和酷刑。这也是我心灵上受到伤害最为严重的一次。
之后我就不停的要求找看守所的所长、驻检来解决这个有辱人格的暴力行为。开始根本没有人理我，后来终于来了一个很结实的男人，身材又高又壮，给人一种恶毒、狠霸的感觉。我问他：“你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吗？”他说他是“队长”，是这里管事的。有什么事可以告诉他来解决。我告诉他我刚才的经历，并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看守所条例》和《宪法》都有规定，这是侵权行为，我要向你们这里的驻检控告。”这位队长听着我说话，越听越生气，他的脸色很差，没等我说完，就转身走了。
很快，“队长”又回来了，跟着他的，是一个比他还显粗俗、凶恶的男人，简直就像个魔鬼。这个男人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将近一米八的身材，他的一双突出的大眼露出凶狠、邪恶的光，脸色发黑，留着小平头，手里拿着一堆铁链。
“队长”喝道：“给她戴上”！那个魔鬼恶狠狠地拽过我的手和脚，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我想，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慈悲心的）。那手铐并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普通的电镀手铐，而是那种专门用作酷刑的工具，纯生铁制成，直径大约一厘米左右的两个圆环，戴上之后，两只手紧紧的贴在一起。铁环固定在手腕上，那两个铁环特别粗糙，戴了一天，手腕就被磨肿了，直到一年多以后，我离开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手臂还隐约有些发黑。脚镣也是纯生铁铸造，两个铁环固定在脚上，铁环比手铐的铁环粗一些，两个铁环中间是大概十几只扁圆形铁环链接在一起的一条铁链。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后，“队长”恶狠狠的甩下一句，“你不是要见驻检吗？你不是要依法吗？就这个！还不老实，有比这更厉害的。”说完，他们就离开了。
这副脚镣非常沉重，对于瘦弱的我来说，刚刚戴上的时候，我几乎无法行动。看守我的那两个女孩子显然给吓住了，她们之前似乎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形，从她们的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我当时也特别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因为一直以来，我并没有吵闹，也没有任何过激举动，我只是平心静气的和他们讲道理，指出他们的违法性，但是却换来了这样的酷刑。
看着身上的手铐脚镣，回想刚才被当众扒光衣服，再加上一天一夜没有睡觉，我感觉到一阵头晕眼花，胃里也一阵翻江倒海，不住翻涌的呕吐感，让我支持不住。我怕弄脏床铺和地面，要去卫生间，又难以挪动脚步。这时，我身边的两个女孩子露出了同情的眼光，扶我到了卫生间——这两个女孩子是我在那里遇上的最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但可惜的是，也许就是因为她们的同情心、她们眼里流露出的同情眼神，在这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两个女孩。
我到卫生间一阵呕吐，还没有吐完，就又进来两个女孩，把那两个孩子换走了。
刚刚戴上的沉重的脚镣让我很不习惯，新换的那两个女孩又没有上来扶我，我只能用手提起脚镣艰难的返回我的位置——那个方框——里。坐在那里，胃里一直都不舒服，我希望能躺下休息一会，但并没有被允许。我口渴难忍，就试图拿起面前的那个装水的水瓶，还没等我拿起来，就被旁边的一个女孩手疾眼快地拿走，放在了离我很远的那张桌子上了，我说我要喝水，她并不理我，我试图起身去拿水杯，但被她们挡了回来，告诉我不能离开那个方框，也不能越过那条红线……我只能忍受、忍受……
这时，送晚饭的来了，这次只有两个饭盒，一盒是四个小馒头，另一盒是炒白菜——伙食水平明显下降（早餐的伙食也下降为稀粥、咸菜和馒头）。我感到特别口渴，小馒头根本难以下咽，小白菜没有什么油，勉强吃下一些。
大概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吧，我听到外面有嘈杂声，就见有两个女孩抬着一把审讯椅进来。审讯椅全身白色钢制电镀，椅子上拦腰横着一条钢制绑带。她们把审讯椅放在桌子和我坐板的方框之间，并且告诉我提讯的来了，问我是否需要上厕所。我说：“还是去吧。”
等我回来，刚在限定我的小方框内坐下，上午的“王处”和另一个“预审”（说他们是预审，可他们从来没有正式提过他们是我的预审，说他们是警察，可从来没见过他们穿警服，也没给我出示过任何相关证件。不知道称呼他们什么合适，我姑且还是称他“预审”吧。可见他们一直都不敢在我面前明确他们的身份）就进来了。
那个“预审”看到我带着手铐脚镣，非常的幸灾乐祸，开心的说：“呦呵，戴上镯子了啊！”我不屑的说：“这不都是你们的杰作吗！”他还试图掩饰：“这和我们可没关系啊！”我撇撇嘴。
“王处”指着那把审讯椅对我说：“王律师，坐上去吧。”我看了一眼审讯椅，说：“我不坐!我没有犯罪，凭什么让我坐审讯椅！”“王处”看看几个小女孩，又说：“快给点面子，坐上去吧。”我说：“我告诉你，我没有犯罪，我不坐！”“王处”这时非常生气，一边嘴里说着，“你没犯罪，你还不坐，我让你不坐！”一边快步向我走来，一把抓起我的右上臂，把我拎了起来，一甩手把我扔到椅子上，告诉那两个女孩：“把她绑上！”那两个女孩迅速用绑带把我绑到椅子上，就离开了。
我的右臂被抓的地方钻心的疼，疼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低头一看，右上臂一大片红肿了，我忍住眼泪，没有再说什么。
“王处”先是告诉我，我现在已经被刑拘了，罪名是“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让我在刑拘通知上签字，又说：“怎么样，这次该说说了吧？”我看了他一眼，一字一顿的对他说：“我从来不会与对我使用暴力的人说话！”然后，我就别过脸，不再理他们。我当然也不会给他签字。
这时，进来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大约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一米八多的身材，眼睛不大，皮肤很黑，和“王处”的白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很正式告诉我：“我是天津市公安局的警察，我姓韩。”我根本没有抬眼皮看他一眼，让他很生气。并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貌似说我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说我是什么泼妇之类吧，我既没有听他们说什么，自己也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一直闭着眼睛。他们担心我会睡觉，大声的吼我，不停的敲桌子，敲椅子，有时候我真的有点要睡着了，“王处”就从我身后使劲拍审讯椅的靠背，会把我吓得一抖，但我仍然不理他们。
就这样一直坐到天快亮了，他们一直在“教育”我、骂我，而我一直没有和他们说一句话，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他们都很无奈，最后终于按门铃，让等在门口的女孩进来，然后他们悻悻的离开了。
他们一离开，那两个女孩子把我从椅子上解下来，我立马倒在垫子上，刚要睡觉，那两个女孩告诉我，睡觉的时候必须把两只手露在被子以外。等我把手放好了，她们又告诉我起床时间已经到了。要我马上起来，我说我还没有睡呢，太困了，希望能让我睡一会。她们表示不行，到时间就必须起床。无奈之下，我只好起床。不久，就送来了早餐，连续得不到休息，我太困乏了，根本吃不进什么东西。我又苦求那两个女孩，“我也吃不进饭去，也不吃了，你们能不能让我在吃饭的时间睡一会儿?”她们毫不犹豫的坚决说：“不行！”我彻底的失望了，心中明白，她们是在故意合伙害我，我想，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靠我自己的坚强了，但我不知道我能熬得了几个昼夜，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试试吧，熬几天是几天，到时候再说吧。我也想看看，他们究竟想把我害成什么样。
就这样，每天白天我就只能坐在那个小方框里，受到几个小女孩的折磨，我的腿脚都不能探出那个小方框，稍微有一点出来，就会受到他们的警告或敲打。有时候会不让我喝水，即使有水喝，也经常是凉的，那几天我总是喝不足水。而一到晚上天黑之后，那三个“预审”就会如期而至，来对我进行另一番折磨。
这样过了三天，“预审”们的态度突然有所好转。他们不再侮辱谩骂，而且，一来就给我倒上满满一瓶热水，好像是想改善我们之间的僵持态度。
虽然连续几昼夜都得不到休息，每天的一日三餐也很简陋难吃，但我都坚持把送来的饭菜都吃完，用来补充一些体力。可是，第四天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我刚刚吃了两口菜，咬了一口馒头，两个小看守居然告诉我吃饭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让我不要再吃了。我说：“我才刚刚吃，哪有这么快的呢？我几乎还没有吃什么呢。”她们却说：“吃饭时间已经过了。”我想她们可能又是得到了什么命令吧，于是我默默的放下筷子，不让吃就不吃，我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新花样？
那几天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虽然他们本就是一体的，是一起在谋害我，但是我想我是太弱小了，我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和他们争论他们的违法情形，何况，这里根本就是与世隔绝的，什么法律、投诉、控告、驻检等等，和这里都是绝缘的。我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到“预审”身上，不要再和这些小女孩有什么争执。
“你要是死在这儿，就又是一个曹顺利”
但那天晚上我却实在是撑不住了，当他们还在规劝我的时候，我渐渐感到心脏发闷，呼吸急促，头晕眼花，我看到眼前一片金星，身体也支持不住了，难受得好像要死过去一样，我感到意志逐渐模糊，身子从审讯椅上慢慢滑了下去。在我瘫软在地，休克过去的时候，好像他们并不想停止对我的折磨，我被北京的那个“预审”拽着手铐环从地上拎了起来，重新放在审讯椅上，为了防止我再次从椅子上滑落，他把我的脚镣链子绑在了审讯椅的腿上。后来，他们找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貌似医生的女人，那个女人来了，只翻开我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事”，就走了。
“王处”当时还说了一句：“你要是死在这儿，就又是一个曹顺利。”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就快要死了。我进入到一种虚空状态，那是别样的一种痛苦，一种憋闷的、虚脱的感觉，无法呼吸，又浑身都痛。我感到灵魂已飘出了身体，所有一切好像已经和我无关，我想竭力地抓住什么，但是徒劳。一种衰竭的无力感袭向了我。我想，那天我真可能像个死人一样，在椅子上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第五天晚上，三个“预审”又继续来劝告我。他们表现出好像很怜悯我的样子。仍然不断用一些话来劝说我。另外，他们还经常提到我儿子，却又总是欲言又止。我厉声地问他们：“你们把我儿子怎么样了？他还是个孩子，你们不能太过分了，你们要是拿我儿子做要挟，就太无耻了!”
“我们并没有把你儿子怎么样，他挺好的，就是被边控了，没有出国，那也没事，等你回去，他还可以走。”“你儿子是不是随你了？他太聪明了，还满口的人权、法治、自由的。”“你儿子这样可不行，以后，回去你得好好教育他，否则，我们就得找人给你管着了。”可能是母子连心，从那时起，我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儿子的关切，这些都给他们留下了要挟的把柄。
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经常提起我儿子的一些情况。而一年后我回到家里，看到我可怜的儿子不但被禁止出国留学，而且每天被十几个警察看守，他所在的班级教室里布满了摄像头，小小年纪的他竟也成为一个政权的牺牲品，我的内心真的是悲痛欲绝。而作为一个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政权，居然到了要拿一个孩子来要挟一个女人的地步，也真的是无耻到了极点。
那天凌晨四五点钟快天亮的时候，我又感觉到神智有些不清了，非常的难受，眼前有无数金色的小星星闪来闪去，每次睁眼看到眼前的三个“预审”都是变形的，模模糊糊的，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正一点一点的耗去，我真的无法再撑下去了。就和他们说，我可以给你们做笔录，但我需要休息，否则无法再维持我的生命了。我只谈我自己的事，我不知道的别人的事情，我不能乱说。这样他们才离开，让我睡觉了。
第六天上午，三个“预审”就来了，他们这次没有等到晚上。“王处”显得很高兴，对我说，“我让他们把你的手铐除去，再好好洗个澡。“而另一个“预审”装着很同情我的样子说：“你看看，你这几天都变得跟个老太太似的了”。的确，自那以后，我的作息时间开始比较正常了，我也基本上有了足够的睡眠时间，但是由于五天五夜没有休息，我凹陷的双眼、暗黑的眼袋就一直没有恢复，而且直到现在，我的心脏也经常会出问题。
“王处”出去了一会，找来了那个所谓的“队长”和那个恶魔，来把我的手铐除去了，那个“队长”装出一副抱歉的神色，但又是格外施恩的样子说：“我们这里只要戴上手铐脚镣，就最少是十五天，这次是‘王处’提的，我们先把你的手铐除去，脚镣再戴两天吧”。“王处”也是同样的神情：“这个人家确实有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他们给我除去手铐，可能是看我当时的手腕已经被铁环磨的肿得非常严重了，再不取下手铐，可能我的双手就要废掉。而到了第七天或者第八天，给我除去脚镣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身体轻了很多，真的是身轻如燕的感觉。
之后他们就先离开了，女孩们给我拿来洗头水和沐浴露，让我在卫生间洗了澡。对于那几天，过后我总会想: 可能是有神在庇护我吧，平时，我每天都要洗澡，最少都要隔天洗澡，否则都会生病，但这几天下来，既没有洗澡，又没有换洗内衣裤，还五天五夜没有睡觉，我居然没有生病？平时有一点的风寒都会感冒、体质虚弱的我在那几天，居然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和抵抗力，真的是要感谢神灵的庇护。回想“王处”说的那句“你要是死在这儿，就又是一个曹顺利”时，却使我再一次对我曾代理过的曹顺利大姐的死因产生了各种可能的猜想。
也许，我真的是命不该绝。
这期间，“王处”也曾嘲笑我：“别看你以前做案件为当事人那么拼命，可是现在你被抓了，根本就没有人管你了吧！”但被我轻蔑的怼了回去：“你们不就是想挑拨离间吗，没用！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我和那些律师们并不熟悉，但我能肯定有很多律师会帮我的！”——这些话，常常就让他们灰头土脸的。
之后的大约十几天时间里，他们每天都是上午、下午、晚上三次提审，上下午两次，每次都要等送饭的来了才离开，而晚上更是要审到很晚，经常要在我提出休息的要求，他们才肯离开。
他们先是从我办的案件入手，主要是六个案件，都是询问：案件是谁找的我，通过什么方式找我，谁介绍的，如何签订委托，谁支付的律师费，开庭、会见的所函是谁给开的，在代理的过程中都用了哪些手段，开庭时都做了什么。
我回答：“你们问的这几个案件，也确实是我代理的比较重要的案件，我在代理的过程中都会通过微博、微信把我做的一些工作发到网上，你们可以通过我的微博、微信去了解，只是我的微博已经被封了一段时间了，你们可能要通过一些你们的手段才能看到。总之，我做的这些案件都不会存在任何违法情况，我都是已经将其公之于众了的。”
之后，他们又询问了我几次出国情况，包括谁邀请的，怎样联系的我，怎样去的，谁买的机票，去了几天，一起去的都有谁，在那里都有什么活动。
我的回答基本是这样的：“国外的当然都是使馆邀请的，香港、台湾的都是当地的律师公会、律师协会邀请的，是邀请方给买的机票飞去的，他们也是通过网上我公布的我的电话号码联系上的我，去了几天，不太记得了，你们查我的出境记录吧。去了主要就是去玩，没有什么活动，都有谁去了，确实没有什么印象，我就记得我去泰国曼谷那次，是和我丈夫包龙军去的。”
对于他们关于我在国内的几次研讨会、公民聚会等进行的询问，我回答说：“因为案件较多，虽然也参加过几次研讨会和公民聚会，但并不多，有时候不得不参加的也是晚去早走的，而且因为我本来记忆力就不好，案件多工作又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大脑去记忆这些东西。”
到后来，他们提出要我谈谈对周世峰、王全璋、刘四新、吴淦、黄力群、谢远东、李和平、谢燕益、张俊杰、胡贵云这几个人的印象。我说：“我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和这些男律师都很少接触，对他们都不熟悉，不了解，不好乱说。”为了挑拨离间，他们一有时间就对我说：“周世峰说了，你就是被人当枪使的，你的背后有人指使。周还说了，你在前冲锋陷阵，有人在后给你推波助澜。周还说，你是个二货，什么案件都敢做。”他们还经常拿一些周世峰的笔录来给我看(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每次都会告诉他们：“他爱说什么，那是他的自由，我只知道，我是律师，我的案件肯定不允许别人指手画脚，别人也没有权利和义务告诉我怎样做，我对我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让我简单说说这些人的年龄、性别，在哪里认识的。
游说上电视认罪
七月底开始，他们陆续开始游说我，让我写所谓的悔过书并上电视认罪，我当时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了，我不写，也坚决不会上他们的电视去认罪。
2015年8月1日那天晚饭后，有一个女孩突然进来让我到卫生间换衣服，说等一会出去，我问，去哪里？什么事？她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传话的。
换完衣服，“王处”来了，说要去给我录像上电视。我很气愤，反击道：“我说过，我不录像也不上电视！你们不守承诺吗？”他们不由分说给我戴上黑头套、坐上车上路了，但这次没有戴手铐。在车上，我反复极力要求回看守所，我告诉他们我肯定不会录像上电视，如果你们胁迫我录像，我就死给你看！我在车上还多次威胁他们我要跳车，王处非常轻蔑的说，你跳吧，就你那小身板，我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你拎回来。当然，我只是想表明我的坚定性，我可不想死，我还想多活几年呢。要死也是那些害人的恶人去死。
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王处”说，央视这个“大裤衩子”还真是不错。我知道这是到央视了。他们带着我进到电梯里，直升到不知是第几层，把我领进一个房间，一路上我仍不停地说着“不去录像”。
进了房间后，我担心他们直接把我带进录影棚，一摘头套就录像，所以，摘了头套后，我就低着头，用头发挡住脸。仍然坚持说，我不录像。
这时听到门边有人说，“听口音，王律师是东北人啊，我也是东北人，和你聊聊吧。”我怼他说，“我又不认识你，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另一个人拿了一瓶水来到我身边说，“你是不是口渴了?喝点水再聊。”我这时其实真的特别渴，但我还是怼他，“你离我远点，把水拿走，我不想喝水。”还有一个人说，“咱们就随便聊聊，说什么都行。”“我什么都不想说！你们再这样逼我，我就死在这里！”
最后，有一个女主持人的声音说，“她要是不愿意说就算了，就让她先走吧。”然后对我说，“王律师，我们尊重你的意愿，你今天不想说就算了，我们会等你想说了再说。”我说，“你们这是用权力绑架，也是损害了我的肖像权。你也不必等了，否则你会失望的，我不会再来你这个电视台的。”
回去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我终于没有被录像，所以我心里还是很满意的。但“王处”似乎非常生气，因为他的目的没有达到。下车后，他对我说，“好，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我会奖赏你的！”然后转身就走了。隔着黑头套，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但听他的口气是异常恼怒的。
隔了几天，大概是8月4号或5号，“王处”又来了，把我带到一个貌似旅店的房间，但显然没有离开那个大院，那个房间是按照旅店的标间来装饰的，进门左手是只有门洞的卫生间，往里走是一张桌子靠墙摆放着，桌子前放着一把蓝布包的沙发椅，靠另一面墙摆放着一张单人床，房间不大，大概十几平米。
“王处”这次带了一个摄像来，说还是让我谈谈我对自己的认识，我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在那里坐了一上午，我并没有再和他们发生什么冲突，但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到了中午，“王处”只好悻悻然、很失望的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
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8月7日早上，“队长”来把我带到那个所谓的“北京通达招待所”。在那里，我们每天都会听到有飞机在上空盘旋，开始我以为是北京的某个机场附近，后来在基地管理人员那里了解到，这个招待所和之前的看守所都是在一起的，都在北京边上，属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的军事基地。
当天，“王处”来告诉我，已经把我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真没想到，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子能粘上这么一个高大上的罪名，我也是醉了。这一次，我很配合的给他们在手续上签了字。但我仍然告诉“王处”，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这次他并没有说什么。
到这里之后，我的居住条件、洗漱条件（有热水洗脚、漱口，隔两天可以洗一次澡、可以洗衣服）有所改善了，还有就是，坐的椅子换成了沙发椅，我每天可以躺在沙发椅上打瞌睡，可以在两个看管女孩限定的几米见方的范围里散散步。窗户上加了窗帘，窗外有了响动，有时是一些来回走动的年轻武警的嬉笑声，有时也能听到有车开过来，大概也是来这里提审的吧。每次“预审”来，看守的女孩就会通知，“处长来找你谈话，准备一下。”
在这里，都是北京的那个不知名的“预审”和天津韩“预审”，每天来一次，而“王处”则不像以前来的那么多了，询问的内容也基本上是之前都已经询问过的，只不过再做一次笔录，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之间也都相安无事。
有一天上午，“王处“突然来了，说在我微博里看到一条我在2013年6月4日晚上，点蜡烛纪念六四的微博，问我是什么目的，我说没什么目的，就是纪念一下。他问我对六四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王处”又问：“那你发什么微博呢?”并一定要我说说对六四的看法，我考虑了一下，说：“因为当时抓了很多人，而且都判了很重的刑，这样对他们后来的生活都造成了很糟糕的影响，所以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其实我是在影射我们的这个案件，但也不想捅破了。
在笔录中记下完全相反的内容
另外他们拿出一张照片来，说要做一份笔录，是我们为建三江案件辩护的律师回北京后，周世峰曾经请这些律师吃饭的事。他们问我：“有这事吧，你也参加了吧。”我说，“我吃饭的次数多了，你说某次吃饭，我怎么记得清，既然你有照片，那就有呗，吃个饭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又问：“在这次吃饭过程中，周世峰都说什么了？”我说：“我就是吃个饭，还要记得别人说什么了?没印象。”他们继续问：“他在这次吃饭的时候确实是说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说：“但我确实没听到。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没听说过。一般在北京吃饭我都会提前回家，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家里还有孩子，我也不会因为吃饭耽误太多的时间，我确实不知道。”
但是，虽然我这么说了，可在我看笔录的时候，那上边分别写着和我所述完全相反的内容。我把这些和我所述不相符的内容告诉他们，让他们按照我说的改过来，但他们并没有同意，还威胁我到底签不签字，我说：“如果不按我说的写，我肯定不签。”那个不知姓名的北京“预审”见此怒气冲冲，又开始斥责我：“这几天是给你好脸了，房间也给你换了，也有活动的地方了，对你也没那么严了，你就蹬鼻子上脸啊！”我瞪了他一眼，冷冷的说：“没有问题，你可以马上再把我送回去！”说完，我就扭过脸不再理他。那个“预审”倒是着急了，想道歉，又犹豫，最后只好出去了，留下天津的那个韩“预审”，很和善的说：“你看，他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是要给你洗清呢。”我看了他一眼，说，：“这哪里是为我好，哪里是给我洗清，分明是给我挖坑，让我跳呢，我不知道的事为什么让我签字？为我好，怎么不送我回家？”他也感到无法为自己圆谎，赶紧说：“我这就去改笔录。”之后，他真去更改了笔录，删去了相关的内容。
但第二天，他们又对我进行了报复。那天晚饭后，我刚要去洗澡，那个“队长”又带着那个魔鬼样的男人来了，“队长”一进来就气势汹汹的说：“她不守规矩，把椅子给她换了！“那个魔鬼恶狠狠地把那把沙发椅搬走了，继而搬进来一个铁墩儿，铁墩儿上方是铁棱，铁棱上只是盖了一层薄薄的海绵套，坐在上边的时候，硌得屁股疼。这样就只能每天尽量少坐凳子，多在地上活动。而且因为这个铁墩儿需要每天多次变换位置(吃饭、睡觉、休息、提审的时候都要放在不同的位置)，这又都需要我自己去搬。我也就权当锻炼身体，但我又实在是搬不动，只能在地砖上来来回回的推。
几个“预审”是要充当好人的，他们每次来了，都会让我垫上一个厚厚的垫子，再坐在上面。
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不再来了，我一个人每天按部就班的吃饭、睡觉、锻炼身体，也很自在。但很奇怪的是，原本每天五个班，每班两小时的看守忽然变成了每天三个班，每班三小时了，孩子们每天连续工作，根本休息不好，在这里站岗时都困得哈欠连天，孩子们脸色也都累得蜡黄。我感到，这肯定是又有什么变化了吧，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9月8号下午，久未露面的“王处“忽然来了，他身边是天津的韩“预审”陪着。一进来，他就大声的告诉我说：“我有好事来了。”我说：“什么好事？”他说，今后他不管这个案件了，由韩“预审”全权负责这个案件，让我先准备一下，一会他们来接我去天津。我想，这算什么好事？
当晚吃过晚饭后，大约八点多钟，听到外面有嘈杂的声音，“队长”进来了，让我准备走。他进来之后，好像是不经意间，又好像是故意的，掏出一把手枪晃了晃，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又被戴上黑头套，被两个女孩带着走出了这个我住了一个月的所谓“北京通达招待所”，我在门口被交给从天津来的女孩，因为我听出了她们的天津口音。她们把我带上车，我们坐在车里，在大门口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可能是在办手续，也可能是等其他的人一起走。然后，我就听有很多车陆续离开了“北京通达招待所”，大约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天津津安招待所“。
到那里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呢？
从”取保候审“回到家里之后，我一直想把之前的经历写出来，但我数次拿起笔来，又放下了，总是感到那段往事不堪回首，可是如果再不及时记录，我的记忆会更加消失殆尽，这次强迫自己把它记录下来时，中间多次被迫中断，无法继续，总要停下来喘喘气，否则就会感到无比的窒息和压抑，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那是一条至今没有愈合的伤口。
而在写完上面这段之后，我的精神几近崩溃，竟比当时直面之时更加难以忍受。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经历之时，我并没有感到害怕，有时候，我竟然还以一种“玩”的心态来对待，感觉自己在跟“预审”们“斗智斗勇”（这是我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时，一个狱友送我的话），挺好玩。但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时，却感到无法忍受，甚至都不知道当时是怎样过来的，有时候，我会想，真的再来一次，我还能承受得了吗？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伤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