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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天京事变的爆发经历了复杂的历史酝酿。经探析，洪、韦、石三巨头“同盟密议”及杨秀清“逼封万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并有如下新的见解得出：
一、事变前，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而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怀揣密诏，秘密回京；
二、洪秀全下达的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而非“密诏”，“诛杨密诏”并不存在；
三、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全人为地前置于9月2日，“东升日”很可能在9月5日；
四、事变前夕，洪秀全下达诛杨明诏，诛杨实践发展到“公开声讨”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
五、天京事变是在必然因素与可变因素的复杂交织中呈现于后人的历史记忆。
查其影响，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定位。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并非以一个历史事件为标志，而是经历了由量到质的演变。太平天国的战略全局是在1860-1862年一段时间之内发生转变的。贯穿太平天国始终的权力斗争，其地方内耗的影响因子尤为不可忽视。
太平天国留下了无数谜团和教训。当人们试图归纳“天国”陨落的历史教训时，天京事变往往被置为首误。后期太平天国的擎天柱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中总结“天国”覆灭的“十误”，称天京事变为“至大”失误：“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误翼王与主不和……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前辈学者对此重要悬案进行了不懈探索，最终形成了以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和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为代表的关于天京事变基本经过的主流阐述：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密议“诛杨”→洪秀全下达“密诏”→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秦日纲在陈承瑢的接应下秘密进京，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856年9月2日)凌晨，血案突发。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颇具挑战性，主要针对杨秀清有无“逼封万岁”一事展开争论。郭毅生认为太平天国的“万岁观”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皇权观念，杨秀清称“万岁”符合太平天国的体制，并非篡位。史式认为“逼封万岁”说从史实和情理上都是荒谬的，是事变的罪魁洪秀全制造的政治谣言。
事实上，天京事变的经过扑朔迷离，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随着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冷淡，更兼史料见底、成果纷杂，鲜有学者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发掘。而梳理相关史料可以发现，事变的复杂酝酿期，主要围绕三大疑案展开，即“密议”“逼封”和“密诏”。以下笔者将根据过去学界关注不足的资料，尝试通过解读诸项疑案，来勾勒这场惨祸的大致轮廓，或可为弄清天京事变的真相作出新探索。
一 “同盟密议”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已经获得“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九千岁”的称号，又代“天父”言事，亦人亦神，集俗世与宗教最高权柄于一身，太平天国一切号令，刑赏生杀，升迁降调，均由杨秀清做主，天王洪秀全徒存其名。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随意凌辱百官，鞭笞诸王，甚欲借故杖责天王。《天父圣旨》载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15日)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天父”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煷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这说明天京事变前夕，满朝文武大都站在杨秀清的对立面，“天父”及其代言人已陷入周围充满敌意的义怒和恐惧中。连敌对阵营也嗅到了南京城到处弥漫着的诡谲与杀气，张德坚在咸丰五年(1855)就预测“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也就是说，天京事变的惨剧具有必然性，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再调整和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是必然趋势。于是，一个合力对付东王的“同盟密议”应运而生。
“密议”说的直接来源是《李秀成自述》和《石达开供词》。李秀成在自述中透露了“密议”的相关信息：“(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单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之外，俱不得多杀”，“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天京事变爆发时，李秀成只是顶天燕秦日纲麾下一员勇将，无缘参与高层机密，本人亦非事变当事者，他这段观感的来源，最有可能是天王洪秀全或某些“在现场”的天王之王戚内臣。故他所述的“诛杨密议”中，洪秀全并无责任，只是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二人私下的谋划，且密议的内容为“独杀东王一人”。身处囚笼的李秀成，曾直斥洪秀全失政，对洪极为不满，如他确信洪秀全曾牵头组织密议之事，估计是不会为王者讳的。
《石达开供词》有三个版本——《三略汇编》《骆文忠公奏议》和《蜀燹述略》，本文以《三略汇编》之记载为主。石达开则是事变的当事人，知晓内情，他在同治二年(1863)春夏之间大渡河兵败被俘后的“口供”中，也提到了“密议”：“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石达开在口供中隐去了自己与密议的关系，声称在湖北前线作战并不知情，超脱于兄弟萧墙之祸。如果像他所讲，则密议是由洪秀全发起，韦昌辉主动请缨杀杨，洪没有立即答应，实欲坐待时机。
李秀成和石达开虽各执一词，但两相印证，“诛杨密议”本身确实存在这一点，似无疑问。分歧在于李秀成说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后，石达开称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前；李秀成说密议参与者为韦、石而无洪，石达开称密议参与者为洪、韦而无自己。
对比分析一下上述两则自述的说法：李秀成的消息来源，应是事变的胜利者洪秀全一方，这些人为洪秀全撇清与“诛杨密议”的关系可以理解，因为“诛杨”后不久，洪秀全又率众诛杀韦昌辉，公开为杨秀清“平反”了。但如真的只是韦、石二人密议，洪秀全一方何以知晓？事发后，韦昌辉和石达开出于各自切身利益都不会承认有过私下密议。石达开的口供以自身为立场，对重要情节有所隐讳，其声称洪、韦密议消息是他在湖北督师时“听闻”而得，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石达开在强调本人与密议无关的同时，忽视了韦昌辉此时也被杨秀清派到江西督师的事实，韦并没有与天王密议的时间；另一方面，洪、韦密议如此机要且风险极高之事，坐镇天京、遍布耳目的杨秀清丝毫未察觉，又怎会在事变发生前一段时间轻易走漏风声，流传至千里之外湖北前线的石达开军营呢？那洪杨内讧的征兆就不会仅存在于清方侦探的预言中，而必成为清朝官方档案奏报的坐实之事了。石达开又是怎么知道、又怎会轻信韦昌辉主动请命杀杨秀清，而洪秀全“口中不肯”、故弄玄虚这样秘密商议的具体细节的？如果石达开是在事变发生后从洪秀全本人或其他渠道得知洪、韦密议的信息，他完全没有必要错置时间、地点，在供词中强调自己当时身在湖北，也无必要明确声明所有内讧信息包括密议、逼封和诛杨均是他在湖北督师时的“听闻”。
以常理论，“诛杨密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绝不像李秀成所言，仅限于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之间，没有“万岁”天王洪秀全的组织(至少是认可)，韦、石私下密议诛杀为“天父”代言的东王九千岁，那是大逆之罪。一旦计划实施时遭洪秀全反对，韦、石师出无名，处境将十分危险。事情的经过可能是：洪秀全因不堪杨秀清变本加厉凌辱自己，首先找来对杨积怨已深的韦、石二人商议对策，目的在于试探他们的态度。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所封五王，如今只余东、北、翼三王，洪秀全欲解决权势熏天的杨秀清，以三敌一，方能更有把握。
大约在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即太平军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前后，韦、石奉命离京之前，此时韦昌辉和石达开均因参与此次重大军事行动暂留天京听调，对洪秀全来说，这是组织“诛杨密议”的最佳时机——而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密议的时间在后来的杨秀清“封万岁”事件之后，而此时洪、韦、石其实并无谋面时机，韦昌辉在江西前线督师，石达开正率军支援武汉。洪秀全等制造时间错置的消息，意在塑造因“东欲专尊”而韦、石不服，遂私下串联“一怒于东”的假象，企图撇清洪秀全指使杀杨的嫌疑，但洪及其拥护者却忽视了“东欲专尊”的最大受害人不是韦、石而是洪自己的事实。
在密议会场，韦昌辉和石达开都看出洪“本欲杀杨”，韦干脆请求勤王靖难，洪秀全假称不忍，“口中不肯”。洪秀全所做的这一切，都被在场的石达开视作玩弄政治权术，尽管他最终附和“诛杨”，心底里却认定，洪秀全乃是天京事变的真正祸魁。从洪秀全的角度说，他不会直接抛出“诛杨”计划，因要防备韦、石泄密，而此时杨秀清羽翼丰满，反形未露，“诛杨”时机尚不成熟。三人密议至最后，洪要北、翼二王静观势态变化，于是“诛杨”行动刚刚开启便被搁置。但此番三巨头密议，却迈出了“诛杨”行动的关键一步，三王同盟，彼此心照不宣但心心相印，诛杀杨秀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二 “逼封万岁”
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学界历来视为触发“天京事变”的直接导火索。“逼封”一说，从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来看，仅见于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后的自述：“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还有“加封万岁”的说法，来自翼王石达开被俘后的口供：“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
还有清朝方面的两种说法：咸丰六年九月两江总督怡良奏称：“又有云八月十二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但怡良对此并不确信，又奏“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载：“杨秀清素以洪秀全为赘疣，至是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索取印信”和“自称万岁”对杨秀清的政治作为没有实质性帮助，反而会使杨失去进阶的合法性。两说均经不得推敲，弃之不论。
石达开与李秀成，分别为太平天国前期及后期的中枢重臣，石更是事变的当事人之一，他们都“供认”有封杨秀清“万岁”之举，可以互相印证，确有其事。问题在于是洪秀全主动“加封”还是杨秀清“逼封”，一字之差，暗含无限玄机。
李秀成的说法来源于天王的支持者或事变的亲历者，李因此站在洪的立场上认定杨秀清“逼封万岁”。如非事实，传述此信息者不敢对“圣灵”兼“天父”代言人妄议并定“逼封”之论，因为杨秀清在事变后不久即被洪秀全恢复了神格和名誉，重新塑造为忠臣的楷模。
“逼封万岁”之说，同样见于“天京事变”时期撰写的文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和《金陵杂记》。两书所录“逼封万岁”的具体情节略有不同，但均记载了杨秀清逼洪秀全亲到东王府的细节，《金陵省难纪略》记杨秀清“召洪贼至”，《金陵杂记》载洪秀全“入东巢”。据太平天国官书《天父圣旨》和《天父下凡诏书》所载，由东王杨秀清代言的“天父”下凡如需传谕天王，一般惯例是东王到天王府“传达”。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天父圣旨》所载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东王府)。”此时离“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被杀，只有短短半个多月了。由此可进一步印证，李秀成自述及上述两书提及的天王亲赴东王府之行，并非虚构。
石达开所述洪秀全主动“加封”杨秀清以激变韦昌辉的说法则不尽合理。它更多是表明石达开对洪秀全玩弄政治权术很是反感，他当年被迫出走，以致最终兵败，正是身受其害之故。首先，既然石口供称“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韦主动请缨，说明早有“诛杨”决心，洪秀全根本没有必要再搞“加封”来故意刺激韦；其次，“加封万岁”如此大事绝非儿戏，如果韦没有被激怒，洪何以善后？第三，洪秀全本人权欲极强，他将军政交付于杨实属无奈，绝不会再主动出让天子名器和帝王专称——这是仅为洪本人保留下来的一项特权。
当然，李秀成与石达开的两种说法，也不完全矛盾。“逼封”是前提，“加封”是结果，风头正劲的杨秀清采取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老谋深算的洪秀全则还以“故意加封”的政治阴谋——麻痹政敌，拖延时间，二者互为因果。只是李秀成着重叙述了“因”，而石达开却以“果”为因。
不少学者认为“天父”传言应有圣旨为凭，但现存《天父圣旨》对“逼封万岁”的记载付之阙如，因此很难证实这段史事。现存英国图书馆的《天父圣旨》(1册)和《天兄圣旨》(2册)是太平天国后期经洪秀全删改、审校后重新刊印的，不利于他统治的内容可能被抹掉。毕竟兄弟萧墙之祸是不光彩的，洪秀全对天京事变一直讳莫如深。
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存在多位“万岁”并存的体制，如洪秀全在后期塑造的“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八位“万岁”，所以杨秀清晋位“万岁”并非僭越，他没有必要逼封。我们不能拿太平天国后来的历史比附太平天国早先的历史，而且后来荣封“万岁”的八位，或为天王嫡亲，或早已谢世，他们只是人世间的征象，并不能危及天王皇权。因此，杨秀清的“万岁”称号可在死后获得但绝不能在生前享用。此说不足以否定“逼封万岁”。
还有学者认为，“逼封万岁”是洪秀全为“诛杨”寻找法理依据而制造的政治谣言。“逼封”是不是政治谣言，先要看它立不立得住脚。“封万岁”是天京朝中的大事，每次“天父”传言也非同小可，两者肯定不能偷偷摸摸私下进行，都应该有现场见证人，如果只是谣言，早晚不攻自破。史料记载，韦昌辉在“诛杨”后到处张贴告示公布杨秀清的罪名，如“窃据神器，妄称万岁”、“谋逆希僭大号”等等。也就是说，韦昌辉(以及居于幕后的洪秀全)指责杨秀清犯的罪是“自居万岁”，而非“逼封万岁”。“自居万岁”无疑是大逆不道，“逼封万岁”的行为虽然僭越，但只要经天王公开同意“加封”，这个“万岁”称号就是既成事实，至少在程序上合法。所以，“诛杨”之初，无论韦昌辉还是洪秀全，都不愿承认“逼封万岁”这一事实，自然更不会主动“制造”这类谣言。
在韦昌辉发动“诛杨”之役两个月后，即咸丰六年十月，他自己也因为“滥杀”罪名而伏诛，洪秀全出面“主持公道”，为杨秀清平反。“诛韦”也需要公开正当的理由，妄杀东王就是最好的理由。因此，洪秀全迅速恢复了杨秀清生前的神格和名誉，并屡有“加封”。在咸丰十一年(1861)或稍早一些，洪秀全御用玉玺上出现了“八位万岁”一词，如果“八位万岁”中确含已死去多年的杨秀清，这意味着洪承认了杨的“万岁”称号。天国忠臣“逼封万岁”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洪秀全日后重印《天父圣旨》时干脆删掉了这一节——杨秀清“逼封万岁”系借“天父”传言行事，最初理应记录于《天父圣旨》中。
综上所述，不管事变当时还是事变之后，洪秀全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刻意宣扬“逼封”之事，更遑论主动制造谣言。
天京事变发生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告密”事件，见于自称事变目击者爱尔兰水手肯能(Canny)的口述。肯能说：“杨秀清的一名亲信部将，不知何故，觉得理应向天王洪秀全告密，天王立即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当时外出在安徽[按，实为江西])火速班师勤王，其目的首先在于保护天王本人的生命，其次在于剿灭阴谋篡位者”，“据相信，他(按，东王)一直抱着谋害天王、篡夺最高统治宝座的阴谋……他为一个高级的共谋者所出卖，后者把他的妄图篡夺的阴谋向天王告密，表示愿负扫除奸党的重任”。肯能还指出告密者是“第八位”——应为掌握天京通讯的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瑢。陈曾因“牧马人事件”被杨秀清杖责，在东王府理事却屡遭杨打压，是反杨同盟中坚定的一员。“告密”之事也经洪秀全证实，他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朦胧地解释了杨秀清之死的原因——“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朝观”指天朝宫殿，“期至朝观遭陷害”是指有人在洪秀全面前陷害杨秀清。
有人认为，“告密”和“逼封万岁”两说互相矛盾：如杨秀清确曾当众逼洪秀全封其“万岁”，篡逆之心既露，便无“密”可告；“告密”既实，说明杨秀清还在秘密活动，没有公开“逼封”。然杨秀清“逼封万岁”并没有对洪秀全动杀机，或还没有危及洪的性命，而据肯能口述，陈承瑢所告之“密”是东王“欲弑天王”。此亦见诸其他史料。《瓮牖余谈》载：“顾东贼虑洪逆之不能容也，潜欲作难而未发。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星烈日记》载：“先是秀清带甲士三百人，入伪朝欲行弑。”洪秀全大惧，因之加速了事变进程。
唯一详细记录“逼封万岁”时间的是李滨的《中兴别记》，载其时为咸丰六年七月丁丑日即二十二日(1856年8月22日)，并称洪秀全假意许诺在八月二十五日杨秀清生日那天正式晋其为“万岁”，但未知李滨所据。其实，《天父圣旨》所记“天父”最后一次下凡传言的时间——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更可能是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确切时间。首先，“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这一重要且特殊的细节与李秀成、张汝南、知非子等人所记吻合。其次，“天父”传天王亲至东王府却只留下“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14个字，似乎小题大做，言犹未尽，可能与洪秀全的删改有关。第三，此时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死亡的消息刚刚传入天京——向荣死于咸丰六年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9日)，杨秀清自以为大敌已去，外部危机解除，同时首义诸王又被他调离天京，可谓既无后顾之忧，又无掣肘之患，对杨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时机。
至于权倾天国朝野的杨秀清，为什么会“逼封万岁”，反而使自己走上绝路呢？长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日本学者小岛晋治认为，“从《天父圣旨》的记载看，似乎是东王鉴于天王和高官们对自己的愤懑情绪日益高涨而深感不安，因此要求得到与天王同等至高的地位”。菊池秀明也指出，“杨秀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不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发泄怒火和消弭恐惧可能仅是杨秀清急欲晋位“万岁”的重要原因之一。历来思虑周密、行事果断且掌控天京内外军政实权的杨秀清，在重大危险逼近之时，不但没有及时察觉洪、韦、石三巨头“同盟密议”的存在，采取任何应变措施，反而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天王权威挑衅，所倚仗者，仍是自以为无往而不利的“天父代言人”身份。
杨秀清在事变前的一系列行为可用“自负”来解释。事变前，杨秀清竟把自己最亲信的能战部队调离天京。李滨《中兴别记》载：“杨秀清以湖南援江西军甚劲，发江宁悍贼万人，令伪国宗杨义清、杨辅清、李大华等率之，自安庆、九江以趋瑞州。”这支部队原驻扎于天京城北清凉山、虎贲山等地，专司拱卫京畿。事变发生后，杨秀清集团瞬间土崩瓦解，足见杨在天京毫无防备。李秀成认为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这应是当时太平天国的供职者在长期高压政治下形成的对杨较为一致的感观。
三 “秘密回京”
过去学界认定韦昌辉、秦日纲奉洪秀全密诏秘密潜回天京“诛杨”。考察一下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人在事变前的具体军事行动，或可从中获取线索。
先看韦昌辉。事变前，韦昌辉奉杨秀清军令主持江西军务，他先是坐镇湖口，后又督师瑞州。咸丰六年八月清督办江北军务德兴阿奏报：“八月初六日(9月4日)，督勇擒获割稻贼首伪旅帅谭盛际一名，供出伪北王韦姓于本月初二日(8月31日)自上江败回，带有逆船二百余只下驶，已由金陵登岸，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韦昌辉在八月初二日(8月31日)返回天京。德兴阿的奏报据署江浦县知县袁瑞麟禀称，又与浦口安勇、穆克登额、罗玉斌及六合县温绍原所呈探报相符，可知大致无误。
韦昌辉率部回到天京，时人张汝南记：“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怨。”在江海关英方司税李泰国(H.N.Lay)1856年11月4日写给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的一封信中，李泰国讲述了与“一位今日逃离南京之人”的会面：“他向我讲述了许多有关南京的情况。其中，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杨秀清与北王互相猜忌的详情，诸如杨秀清某次如何关闭城门以对付北王，但10天后又重新打开了城门；在此期间，其他首领举行秘密会议，在这两个对手之间作出抉择，结果决定反对杨秀清，判处他死刑；杨秀清和所有姓杨的人因而都被处死。”李泰国对这位南京人的叙述“总体上倾向于相信”，因为这个人“始终都很直率，并没有急不可待要讲给人听的样子，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他并不知道，但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他都简要明了地说明其缘由”。这位南京城内逃出的难民证实了张汝南的记载，杨秀清确实已知韦昌辉“回京”，但不准其部入城。
据德兴阿奏报，杨秀清令韦昌辉所部“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韦接受了新的指令。被俘的旅帅谭盛际专供北王行踪并对其军事行动和战略意图非常清楚，他的供词当可靠。另外，“分路攻扑浦六营盘”的战略在其他太平军口供等资料中得到印证，德兴阿又奏：七月二十八日，清军在观音门外与太平军交火，“阵擒活贼五名，余解送六合县审讯。据供：杨逆定计分起先破浦口观音门水师，即便顺流逼扰六合、仪征，以通北岸瓜州往来之路”。时人刘贵曾于咸丰六年被太平军掳去，随军在镇江、扬州、仪征等地活动，据其口述而成的《余生纪略》载：“(咸丰六年六月十七日)军帅随伪将军赴丹阳，将军之子不识字，凡有安徽等处文书，皆迫予读。是日接伪总制咨文，自安徽来，上有攻陷丹阳，分兵再陷扬州之语。午后又接伪东王羽檄，云如丹阳不下，则将二十四丞相正法，丹阳既下，即长驱苏、杭，分兵攻扬州，以联络声势。”浦口、六合、仪征、瓜州、扬州皆江北重镇，天京北面锁钥。可见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又制订了“规取江北，长驱苏杭”的战略计划。肯能口述称：“我们听说东王已下令北王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韦昌辉返回天京可能即与杨秀清的这一战略规划有关。
另外，若韦昌辉是秘密回京，他仅带本部人马悄然行动即可，又怎会带着二百余艘战船，3000多名将士浩浩荡荡沿江而下，岂非有公然带重兵围攻天京之嫌？坐镇京门的杨秀清又怎能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他又怎会对此坐视不顾？所以，传统上认为韦昌辉秘密回京的观点值得商榷，最有可能是奉了杨秀清的调令；杨不但知道韦回京，还给他下达了“稍息数日，攻打浦六营盘”的命令。这些都属于杨秀清正常的军事部署，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韦昌辉没有任何违规之处。
在攻破江南大营后，石达开督师赴援武汉。咸丰六年八月初六日(1856年9月4日)，湘军李续宾所部在鲁家巷发动进攻，太平军“不敢出壁垒半步，惟放枪炮以御之”；是夜三更，石达开率军自鲁家巷撤退，次日黎明遭湘军追击，太平军后队损失颇重，遗弃大批军资、武器。石达开率军万余自大冶、兴国东返，他的岳父卫天侯黄玉崑率军自江西临江至兴国与之会合，后同至安庆停驻。石达开突然从武汉前线撤军，连湖广总督官文都略感莫名，他奏称“贼情诡秘，尚宜严防”，过去学界认为石达开接到了洪秀全的密诏或者听到了天京内讧的消息。
传统上认为，天京事变于八月初四日(9月2日)凌晨发生。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事变爆发的消息不可能传到湖北。据方玉润《星烈日记》记载，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是在公历10月下旬，方玉润亲历戎间，是武汉战事的当事人，所记应该无误。他在咸丰六年十月初七日(1856年11月4日)的日记中说：“中丞(胡林翼)前数日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贼亦复书云：‘我东王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弑之心，故北王讨之，戮其全家。今翼王与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定，不日大兵将来救援，尔等妖兵，死无日矣！’”
左宗棠后来认为石达开突然撤兵是因“其时亦正值金陵内变，石逆急于回顾”，这是左宗棠根据既成事实的推测。就算突然接到密诏，此时尚以大局为重的石达开会不会立即撤兵还需考虑。我们不能以石达开突然撤兵作为石接到密诏的依据，这样颠倒了历史事件的因果。石达开同时从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调遣军团，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代如没有天京方面的军令是很难顺利执行的。
八月初七日(9月5日)，湘军将领李续宾获悉，“据生擒扬州被掳文生胡光汉供称：石逆与林启荣均已调赴南京”；这一口供被清军情报证实，“近日报探亦然”。天京事变发生后，石达开在宁国主持军务，派大批船队“蔽江而下”，“筹议攻打浦口、六合”；据署江浦县袁瑞麟探报：“江浦城内贼党近接首逆伪檄，令其诱攻浦口营盘，即便乘隙直扰六合。”这仍是事变前杨秀清“规取江北”战略的继续执行。因此，石达开很有可能是被杨秀清调去参与新的战略计划。当石达开率军进至安庆时，应该接到了事变消息，于是停止向天京进发，选择在赣皖间逗留观望；但同时他并未将精力全部用来注视内讧，仍然多次组织有生力量上济武汉，足见其此时顾全大局。
秦日纲在攻破江南大营后，奉令攻打丹阳、金坛。两江总督怡良奏陈：“惟目前之急，尤在金坛。攸关下窜常苏、内犯浙杭之路，且与溧阳紧相接壤，于东坝、溧水一带贼势尤易联络沟通。上至江镇两城，亦更可肆行无阻。”可见太平军攻打金坛也是杨秀清“规取江北，长驱苏杭”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又据怡良奏，八月初五日(9月3日)夜间，太平军自金坛撤围，“一走向句容，一由茅山南路旁窜”，传统观点认为秦日纲此时正在天京城中挥舞屠刀，参与内讧。但事实上，秦日纲提前离开前线，私自赶赴天京的可能性不大。
就在撤围金坛的当日，太平军还出动五六千人，“分作三股前来攻扑”，“有黄衣贼目骑马往来左右指挥，其势甚属凶悍”；失利后，太平军仍“恃其墙高濠阔，负隅死守，垒内打出炮石如雨……兵勇之受伤者亦复不少”。清方战报多讳败为胜，很少记载损失“不少”，怡良所奏应该属实。在主帅秦日纲带领精兵前赴天京的情况下，三军无主的太平军在撤围金坛前很难保持如此高涨的声势。太平军以强攻掩护撤军的实际军事行动也说明撤围金坛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军事部署。
李秀成在自述中多自诩己才，宣扬他力挽狂澜之功，如太平军确在无统帅无军令的情形下安然撤退，岂非李秀成自诩的优选案例？秦日纲也不可能只身回京，他必从金坛前线的部队中挑选精兵带走，李秀成身为统兵大将，又岂能对此重要军情一无所知？但他在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关键是秦日纲本人在八月初五日(9月3日)还在金坛现身。怡良根据20名被俘太平军口供确指：八月初五日“巨逆秦日纲在望楼被我兵火箭射死”。秦日纲战死虽不符实情，但可知秦在八月初五日仍在金坛露面，并且在战斗中负伤，为众多普通士兵所见所知。
对撤围金坛的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期“令行禁止”“臂指自如”的军政体制下，若无东王诰谕，几乎无法成行，秦日纲亦不能服众，毕竟他手下还节制有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余正兴、周胜坤五丞相的数万将士，这些不全是秦的势力。另据肯能口述，东王“命令驻扎在丹阳(实为金坛——笔者按)的秦日纲开往安徽”。所以秦日纲很可能是在接到杨秀清调令之后回京的，一方面述职，一方面参与战区指挥调动；同时又因金坛久攻不下，杨秀清对金坛前线太平军下达撤军命令，以备新的作战任务。而怡良所奏金坛之战后“一走向句容”的太平军应是李秀成等五丞相兵马，李秀成也自述撤围后太平军“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所屯”；而“一由茅山南路旁窜”的太平军当是秦日纲所率亲兵。秦日纲是在完成了撤围金坛的战略任务后返回天京的，并非是置大军于不顾的秘密行动。
综上，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人率军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杨秀清惯于对重要将领分而治之。攻破江南大营后，他唯恐石达开在江西形成稳固的实力集团，所以调动石赴湖北前线，而派地位高于石达开的韦昌辉去江西督师；他又不放心韦昌辉，继而派国宗杨辅清、杨宜清带兵进入江西；他担心久据武昌的韦昌辉亲弟韦俊在湖北形成实力集团，派石达开入鄂亦有监督韦俊之意；秦日纲全权负责天京东线镇江、句容一带的战事，但他能力有限，不但没有肃清江北清军，彻底打垮江南大营残部，就连小小的金坛县城也没有拿下，严重阻滞了杨秀清“长驱苏杭”的战略计划。所以，在事变前，杨秀清再次调整了全局的战略规划：调遣作战能力颇强的石达开兵团负责东线战事——石达开兵团应是开辟苏南的主力；韦昌辉兵团规取江北、配合石达开兵团，并重新负责天京防务；秦日纲兵团开赴上游防守安徽，支援赣、鄂。杨秀清的主要目的在于集中力量攻取苏南，可以想见，如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军有可能兵锋直逼苏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