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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最高法宣布特赦第一批33名国民党战犯
图为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部分战犯与友人的合影。前排左起：王芸生、杨东、溥仪、杜聿明、费彝民；后排左起：杨伯涛、宋希濂、覃异之、黄雍、郑庭笈、郑洞国
杜聿明、黄维、沈醉、文强等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从被俘及至获赦，身体上的自由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解脱。他们面临回归社会、重建生活、实现价值等多个“战场”，命运沉浮令人唏嘘。
65岁的黄济人每每看到案头上那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总有一种“言之未尽”的感觉涌上心头。
30年前，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轰动海内外，让身为作者的黄济人始料未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是国内第一本记录国民党战犯的书籍，它突破题材禁区以国民党军官为主人公，记述了原国民党军事将领、特务头子、党政要员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改造”经过，在黄济人的笔下，国民党军官不再是影视作品中面目狰狞、不可一世的形象，相反，他们也曾在抗日战场挥洒热血，也有儿女情长，以及对战败者角色的“痛定思痛”。
“战败者”这个词对于黄济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他就是一名战败者后裔，黄济人的父亲是原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副军长黄剑夫，守备川北重镇阆中古城时，黄剑夫最终挂出白旗，缴械投诚，后加入解放军，而他的舅父，则是被蒋介石称为“邱老虎”的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
遗憾的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只写到国民党战犯“改造”就戛然而止，而这些人获赦后的人生境遇却不为人知，“新生后的他们面临回归社会、重建生活、实现价值等多个‘战场’，况且他们还遭遇了‘文革’的冲击，经受了改革开放的洗礼，命运沉浮令人唏嘘。”黄济人说，这些都让他觉得有续写下部的必要。
虽然下部写作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但写作素材却早有积淀，在完成上部后，黄济人经杜聿明等人介绍，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得以亲身与杜聿明、黄维、沈醉、文强等一起共事，从而获取了续写下部至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如今父辈这批人都走了，我应该还原真实完整的历史。”黄济人说。
从“将军”到“文人”
邱行湘永远记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证”，作为第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他下一刻的身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七天后，十名获释战犯在中南海西花园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周恩来问。
志向——在这些人看来，原本戎马倥偬的抱负在成为战俘那天就戛然而止，经过十年思想改造他们最想做的就是解甲归田，从此与世无争——杜聿明说他要当木匠，杨波涛表示他更倾向做一名农民，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气，可以当一名搬运工。
“你们的志向很好，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历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为胜利者拥有，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周恩来微笑着说。
邱行湘一行人对总理的话颇感意外又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继续说他打算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家会中，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文史专员办公室。” 你们的职位就是文史专员，身份就是国家干部”。周恩来挥了挥手说。
从战犯到国家干部，从“将军”到“文人”，这样的角色转换让邱行湘们既惊喜又惴惴不安。
三个月后，周恩来的承诺兑现了。
此时邱行湘已回到南京，每日在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坐定，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文史资料编辑》，某天读到《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这篇文章时，邱行湘呆住了，作者正是与他分别不到三个月的杜聿明。
对于杜聿明来说，促使他完成这篇文章的部分动力来自陈毅的一句”揶揄”。一天 ,杜聿明接到国务院通知，陪同周总理宴请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席间杜聿明神色凝重沉默寡言，周恩来为打破沉默的气氛向蒙哥马利介绍: "杜聿 明先生是我国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指挥过百万大军呢!“蒙哥马利突然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愣怔了一会儿，随即笑着指向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陈毅没有笑: "你哪里有那么大方?你的百万大军是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杜聿明一时无言以对，这时周恩来出来打了圆场:“不以成败论英雄,杜聿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也不失壮士断腕勇气。
事后，杜聿明忍不住向杨伯涛发"牢骚”:“陈毅的话我只同意一半，但是国民党军队至少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杨伯涛一个劲点头，突然叫起来:”你可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当年你的第五军驻守云南，正是在你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吃掉龙云的。
杜聿明说写就写，连续"作战”5个夜晚后，2万多字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完成，杜聿明在结尾这样写道: "蒋介石经过这次事件后控制了云南，表面上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殊不料为以后卢汉在云南通电起义埋下了伏笔。
明面上，邱行湘为杜聿明的文章感到"钦佩”，但由于两人分属原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邱行湘暗自较上了劲，不久《洛阳战役蒋军就歼实》写成，邱行湘一直对当年孤守洛阳耿耿于怀，这从文章里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一二:” 我为了防守固地，只有‘通天一术’，于是连电蒋介石，迅速由北平空运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增凡哥，可是蒋介石说气候原因空运困难，最终没有结果。
在黄济人看来，周恩来对待国民党战犯的”宽厚”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他发明的"文史专员”职位，不仅让本毫无生存尊严的“战犯”们能够体面生活，而且将战犯的社会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背景的时代，周恩来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共产党元帅们的一-致质疑和反对。” 平心而论，这一切离不开是站在“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角度，某种程度而言有一种优越感，周恩来则不同。”黄济人说。
这一劫，他们注定逃不掉
1966年那个春天，文强站在高墙之下目送着第六批获释人员背影，久久不愿离去，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回望到这一幕，忍不住再进功德林，与文强相拥而泣。" 好饭不嫌晚，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释。文强反倒安慰起方靖来。
事实上，文强的内心是很焦急的，在第五批特赦战犯名单里没有他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文强:“唯一办法是给表哥写信。文强冷冷一笑:他要想救我，我就不会进来了。
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 开始，文强的特赦梦”彻庇破灭。失去精神支柱，文强整日萎靡不振，神经衰弱，而他的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
文强没有想到，比起高墙外经历的那场浩劫，能继续接受“改造"其实是一种幸运。
1968年，曾获特赦的原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陈长捷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
当邱行湘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如刀割，上海其他获赦人员告诉邱行湘，陈长捷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红卫兵冲进他的房间举鞭就抽，陈痛得满地打滚，而他体弱的老伴根本无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饶，凄楚的哀鸣声换来的却是红卫兵的大笑。等红卫兵扬长而去后，一直咬紧牙关、汗如雨下的陈长捷撕心裂肺喊道:“※※※啊※※※，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啊!
邱行湘没有想到妹夫黄剑夫也难逃厄运,虽然他不属于战犯，但现在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在看守所里遭到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后，黄剑夫奄奄一息，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当时尚年幼的黄济人，清楚地记得父亲在被逮捕前对母亲说的一句话:“要相信共产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作为1960 年第二批战犯特赦人员，沈醉却在此时“二进宫”，这位原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深得戴笠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