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与魔鬼打交道| 唐吉田
唐吉田，男，1968年出生，中国最知名的人权律师之一。在去北京工作之前，来自中国东北的唐吉田在南方开始其法律工作。他代理过许多受迫害的维权者，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被认为政治敏感人士的案件。也参与了废除为人憎恨的劳教制度活动（最终于2013年被废止）。
因为他从事的活动，他被拘留，被殴打，被骚扰，被死亡威胁，被失踪。2010年，当局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这是打击人权律师的普遍手段。但是他仍然继续在为更好的中国人权而战斗。
唐吉田的故事是基于他本人的言论，以及2015年由台湾开学文化出版，华泽编写的《茉莉花在中国–镇压与迫害实录》书中的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说砸锁就砸锁，说带人就带人
那是2011年2月，我正在吉林老家过春节。此前，因为陈光诚的一个视频，张永攀联络过我。陈的妻子袁伟静秘密地用视频记录了他们一家遭遇软禁，被持续的监视和恐吓的恐怖情况。尽管陈光诚五个月前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但回到家中的他并没有获得自由。这个视频发布后，陈光诚又遭到了毒打。情况非常危急，必须采取援助行动了。由于关心陈光诚的情况，我急忙赶回北京。在火车上，我接到了江天勇的电话，邀请我参加讨论营救陈光诚行动的聚会。
我于中午左右到达北京。立即去与张永攀碰面，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家火锅店，与其他律师见面。我们一到，就注意到北京国保孙迪和其他一些家伙正在门口等着我。“找你挺困难啊”，他说：“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你”。他告诉我：“希望我们能在新年多合作”。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谈不上什么合作”。
进了餐馆里，滕彪和何杨等不少朋友已经先到了，我们边吃边聊营救的事情。我提出了一个互相协作的行动计划，我的策略是兵分三路：一部分人去临沂探望光诚，另一部分人去山东驻北京办事处抗议，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进行公民报案、提起诉讼等活动。
我们聚会的地点在一间包房，我们在里面吃饭，国保人员在外面吃。我们在包房里互相开玩笑地说，大家各忙各的，完了之后，谁盯的人就由谁领走。这期间，有人接到国保打进来的电话，说不让继续参与聚会，必须马上离开什么的。但没人理他们那一套。下午3点左右，聚会结束，张永攀陪我到我家拿我的东西。我打算搬到朋友野大姐帮忙租的新住处。我知道我处在他们的监视下，所以想换个地方。
刚到住处没多久，我们就听见有人敲门，他们自称是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我没开门。张永攀则马上给野大姐打了电话，让她快点来。我们担心，或许在她到达之前，我们就会被带走。我想，也许他们会把我拘留几天，或许他们会护送我回老家，禁止我回到北京一段时间。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把我关进一个秘密监狱，虽然在2009年我已经经历过一个星期的拘留，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事情会变得如此严重。
接下来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甚至还没认真给自己找个律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没有提前计划好事情。当我今天回头反思，事先聘请一名律师，或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与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家人做好应急计划，提前准备好声援或其他援助的准备工作，应该是每一个中国维权人士必要的自我保护的一部分。
敲门声在继续，但我们还是不开门。外面响起了砸门的声音，他们试图破门而入了。接下来，听见他们撬锁的声音，他们叫来了开锁公司的人。不到一分钟，门就被打开了。
十几名警察和便衣立即冲进了我的公寓，迅速地把张永攀和我分开。其中一位警察问我是否是唐吉田。我说是，他说：“跟我们走”。我说：“你们怎么说砸锁就砸锁，说带人就带人？” 他完全不理我，直接就把我往外拽。
当我被拽出去前，我看到张永攀被按在沙发上。野大姐到达时，我已经被拖到楼下了。“你看他们干的什么事儿？把门锁随便就给拆了”，我对野大姐喊道，她朝我走过来，但被警察拦住了。几名警察把我拖进一辆警车，快速开走了。
当我们抵达广安门外派出所后，我立即被关进一个小房间里，由一个老家伙看守，他一直在抽烟，房间里烟雾缭绕。
不久之后，我听到我的朋友张永攀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抓人”，我听到警察大声警告，让他放聪明点，别不识时务。一开始，他们争吵的声音还很大，但过了一会，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直到很久以后，在我被释放并免受监视后，我才终于能够再次见到他，但那次见面时，我们没有多谈在警察局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几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凶神恶煞的年轻保安进了房间，拖着我的胳膊把我架走。外面两辆车正在等着。几个自称是公安部一局的家伙麻利的把我塞进了一辆车的后座。我被左右两个人夹在中间。其中一个家伙跟我说：“配合一下”。他把我身上的东西全部搜走了。在我的头上戴上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然后，车就上路了。
黑头套就是从市场上能买到的那种黑色塑料购物袋。他们非常严格，再三确保我的嘴和鼻子都在袋子里面。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我的脸挤到我面前两个座位中间的缝里。没有太多的呼吸空间，我真担心我会窒息而死。我被憋得头昏眼花。
我穿着羽绒服，刚从我的老家回来，那里比北京冷得多。被他们带走前，我根本没来得及换衣服。我的头上又罩着塑料袋，压着头弯着腰，头被挤在座位中，这个姿势对我来说特别难受。我试着动一动，但他们不允许我动，反而更用力的推我。我要求脱掉我的外套，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呼吸，但他们也拒绝了我的这个要求。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起初我还可以听到高速公路上车子交汇的声音，后来，渐渐听到有拖拉机的声音，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郊外。
被限制在家具搭建的三角空间
大约晚上9点后，车子停在了一个院子里。我面前的副驾驶位置上的那个人下了车，离开的时候他说道：“看住他！别让他乱动。”大概20分钟过后，我才被带进去。我因为头上罩着袋子仍然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我感觉到我们穿过了一条走廊。
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把我头上的袋子摘了下来。他们命令我面壁而坐，我面前有一盏灯，强光直射在我的眼睛里。其中一位国保给我戴上手铐，他叮嘱另一个保安看着我，不许我动，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在来的路上，我出了很多汗，但是在房间里坐下来不久后，我开始觉得全身发冷。我问看守可不可以上厕所，他没有办法做主，就出去向上级请示，然后带着几个人回来，解开我的手铐，带我去了洗手间。
我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下，上厕所时，也不允许我关门。时刻都有一个看守看着我。我注意到，任何有助于识别这个地点的东西，如带有酒店名称或地址的香皂盒，牙刷套或其他洗浴用品，都已被撤走了。以致我多日不能刷牙或洗澡。
这个地方看起来类似度假村。关押我的房间很大，有两张床，但他们用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长桌，为我搭建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我就被限制在这个三角空间内。如果我需要上厕所，他们会把长桌子挪开一点，让我出去。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他们就已经用家具搭建好了这个牢笼。当他们把我放进这个三角里面后，他们会根据情况再调整了一点，使空间变得更小。我想这只是一个威胁的手段，给我一个下马威。他们只是想向我显示权威。以前我与他们打交道时，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我知道我不会很快离开这个地方，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过在心里，还是觉得很紧张。
四名看守轮流监视我。第一班的看守很年轻，操河南和四川口音。四川口音的人警告我要配合点，免得遭罪。
大约晚上11点，他们拿来了一些食物，给了我一些烙饼和几根油菜。我一点儿胃口都没有，就随便吃了点儿。之后，他们继续强迫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直挺挺地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椅子上。如果我稍微向后靠一点，他们就用脚踢我，向我大声吼叫。我原来就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长时间坐就会特别痛苦，我跟他们说我的腰有问题，要求换个姿势，他们也不理我。我因为有鼻炎，加上又累又冷，开始流鼻涕，跟他们要一张纸巾，他们还嫌我事儿多。
第二天是元宵节，早餐后，他们再次把黑色的塑料袋罩在我的头上，带我到了另一个屋子。
我的新住处与上一个类似，但床和墙之间的距离稍短一些。只用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就隔成了一个三角形角落。我就在他们搭建的这个角落里坐着。很明显感觉到这间屋子更冷，屋内的窗帘也是一直被关上的，不让阳光进来。
那天晚上，我听到村里传来的庆祝元宵节的鞭炮声。至少能让我感觉外面还有人，我并不孤单，这又让我感觉好了一点。
你本该有个大好前程，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
有时候我也会和看守聊天。一个较老的看守告诉我，他以前也参加过律师考试，问我为什么被抓进来。“没什么原因，我只是说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实话，”我告诉他。他似乎很感兴趣，并问我预测自己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说：“我可能会被判刑”。
他和他的搭档比其他看守对我更好一点。他们看到我流鼻涕时，还会给我感冒药。晚上的时候，我本该挺直背坐在那个不舒服的位置，这时，他们会故意把脸转到另一侧，所以我可以趁机稍微将我的身子挺得不那么直，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大部分审讯都遵循同样的模式：两三个国保与我对话，试图将我带入圈套。
他们问我是如何进入人权领域的？谁推荐或介绍我进来这个圈子的？他们会问谁和我接触过，或合作得最多，我们之间如何保持联系？我会和哪些外交官、外国朋友或记者联络？我们都讨论些什么？他们询问在具体的案件中我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我联系过哪些当事人的家庭成员？
我试图只提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如外国人）的信息，或只提供基本信息。对于那些仍然活跃的人，我没有提及。他们特别关心律师是如何合作、交流、以及寻求外部支持的。
元宵节后几天，一名警察进来说与我聊一聊。我告诉他，我不会和不明身份的人聊。他说他姓李，是国家安全部的。当他进来时，看守我的人离开了房间。李告诉我，他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还去过我的初中，高中，大学，过往的工作地点。他说我所有的老同学，同事，老师和老板都对我的评价都不错，我本该有一个大好前程，但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我告诉他：“人各有志，我与他只是对前程的看法不一样”。
他说到我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问题，我告诉他：“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信仰，你也可以批评他们的做法，但在原则上，你不能随便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我解释说：“我只是基于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才为他们进行辩护的”。他还试图谈论西藏和新疆这类少数民族的问题，想套我对这些敏感问题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只关注人的基本权利，不论何种民族，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
他从此改变了他的谈话策略。
挖洞把你活埋了，让你消失，谁能知道？
这位姓李的开始威胁我的孩子和我亲戚。他谈到我的孩子和亲戚的方式让我觉得他已经调查过他们了。让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即使他们把我关进监狱，我也没有理由感到羞愧。但是，客观地说，我得顾虑到为我的家庭带来的麻烦，警察真是无耻。这让我很生气，我一直在做我多年以来都在相信的事情。只因为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遵守了我的原则，最后却给我周围的人带来麻烦。我对此感到焦虑和内疚。这是我内心的一大矛盾。
自从元宵节后，有一段时间他们没给我早餐，给我吃的午餐和晚餐的食物也很简单，有时是米饭，有时候是烙饼。两个年轻的看守嫌我上洗手间给他们添麻烦，所以他们限制了我喝水的量。
老看守对我比较好。有时他们烧热水的时候也会倒一点给我喝。但是几天后，我听到一些看守在门外低声聊天，说那两个年纪大的看守要被调回市里，我想原因是他们对我不够严格，我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21号晚上七八点钟，一名姓赵的国保进来我的房间。这家伙有点兵痞的派头，但说话倒挺实在。他称：“共产党是土匪，我们江山是人头换来的，任何想要夺走的人就得拿人头来换，谈论法律是浪费时间”，他继续说“挖洞把你活埋了，让你出车祸消失，谁能知道？”
他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发出威胁的说辞，就像熟的不能再熟的业务。他说完后，对外面喊了口令。四个剃着平头、又高又壮的小伙子跑进房间，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向姓赵的行了个军礼，“报告首长，准备完毕，请指示！”姓赵的命令道：“把嫌疑人押出去”。
这四个人是武警，似乎从这时候开始，我就被军方接管了。他们又一次把一个黑色塑料袋罩在我的头上，把我押上了一辆车。我的头像以前一样，被推到车前座的两个座位中间。我们大概行驶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达另一个类似度假村的地方。
新的地方住宿条件非常差，屋子空间很小，两张床几乎挨在一起。没有抽水马桶，如厕后，我需要用瓢舀水以清洗厕所。
我仍然被要求直挺挺的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壁而坐。一盏很亮的壁灯直接照在我的脸上。空调开着，冷风吹在我的脸上，即使那时是冬天，也是吹的冷风。看守们都裹着棉大衣，在来的路上，我因为穿着外套，头上罩着头套，又挤在警卫之间，已经出了很多汗。我的内衣已经被汗水打湿，没法再穿了。
在这个新的地方，四名武警和原来那两名年轻的看守轮流监视我。武警跟我说：“我们当兵的只管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是不老实，就踢断你的腿”。他们不准我睡觉，我又冷又累，很难久坐，但如果我没坐好，他们就会踢我。
武警们都没穿军装，但听他们说话就是典型的军痞，也许是前军人，喜欢纪律和暴力。他们抽烟很多，一根接一根。在封闭的环境中，烟雾在房间里徘徊，呛得我不停地咳嗽。
在我被转移后的第二天，房间里突然停电了。其中一名看守走出去想看个究竟，没提防电工走了进来，一下子看到了我。然后我就听到外面管事的人在发脾气，又训看守又训电工。
我猜想，原则上除了看守，我是不应该被其他人看见的。
从这里的环境和室内陈设来看，这个地方像是一个普通的度假村，就像人们可能度周末假期的地方。估计连这个度假村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我被关在这里。也许是出了电工看到我的这个意外，第二天，我又被转移了。
他们经常换地方，也许是为了维持关押我的位置的秘密性，或者只是想把我的精神搞垮，让我感到害怕，进而让我与他们合作做交易。
做军训，行军礼
这一次，当他们再转移时，他们又用一个黑头套遮住了我的头，这次是一个真正的黑头套，与塑料袋相比，质量更好，会比较舒适一点。但是我还是很反感戴它，因为戴着黑头套就意味着受到控制和羞辱。虽然我很生气，但是受到的控制如此严格，我根本无法说或做出任何事情。
再次，我们的车开了两到三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我从关押我的人交谈中，隐约地听到了这里的地名。我出来后，根据记忆的内容搜索过这个地名，但我无法确定是不是关押我的那个地方。
新的地方是一个套间。这个房间原本应该有三张床，但是他们撤走了一个。窗户不仅被窗帘遮住了，而且还用一个床垫挡在窗户上来遮挡光线。我估计他们肯定在把我转移到那里之前，就已经重新布置了房间的格局，因为房间不可能原来就是这样的。
到达新的地点后不久，他们就开始让我做军训。一名武警示范如何蹲，立正，稍息，转身，敬礼，每个姿势都必须保持准确性和持久性。当我下蹲时，我必须把两只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同时上半身保持直立。我还得每天练习叠被子，将被子折叠成棱角分明，就像豆腐块一样。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对我而言最难的部分是为练习向这帮家伙行军礼。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摧毁我的意志，让我接受他们的权威。他们有时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拘留者也进行这种军事训练，他们个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我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无法坚持做下去了，他们还要打我。我告诉他们说我不行了，我不能再练了。我让他们去向上级请示，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吧。
那天晚上，两名国保进来，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反问他们想让我说什么。他们让我坐下，对我说：“你已经误入歧途了，你做过很多越界的事情”。他们说，他们的大老板对我很生气：“你想想，能调动武警的会是谁？”他的意思是，大老板是来自党内的高层。
他还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现在还是共产党员，曾经还是机关干部…”听起来，倒像是我在欺骗党组织。
他还说，现在组织上正在试图伸手拉我一把，否则，我就会像高智晟那样说没影儿就没影儿了。或者像刘晓波一样，从监狱里出来，不就成老头了吗？他们提到的高和刘，我其实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尽管高和刘都受到国际上很大的关注，但他们还是遭到了当局的迫害，他们被强迫失踪，或被监禁。和他们相比，很明显，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名声也不大，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想对我做任何事情，他们更不用多考虑。
这给了我一定的压力，我的大脑急速转动，我的抵抗力能够撑到什么时候？我在脑海中试着盘算我的得与失。
”即使你有能力聚集一批人反对党，党也有一切：金钱，枪支。如果你不合作，我们会挖一个坑把你活埋了，谁能找得到你？即使你侥幸逃出去，你也可能遭遇‘车祸’或‘自杀’而死，现在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合作。“他们这样对我说。
他们还问我，是否想知道滕彪和江天勇现在的情况？以此恐吓我。我可以从我的审讯官那里看出，滕彪和江天勇确实也都被抓了，也许和我现在的遭遇一样。他们还提到一名叫李金平的前警察，提到他被折磨成精神病的事，威胁让我自己掂量一下后果。
我当时确实考虑了很多。既然我失踪了这么多天，我的家人一定都慌了，我的父母身体也不好。按我以往和国保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实际上就是要一个所谓的结果好拿去交差。至于以后我怎么做，就是另一码事了。我那时候经常咳嗽，咳出来的痰里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血丝和浑浊的杂质了。我知道，如果事情继续下去，我可能会感染炎症。我这么扛下去，身体肯定会彻底垮掉，因此，我要求听听他们的条件。
跟魔鬼做交易
他们对我讲了条件：出去后，不允许与外国媒体、外国使领馆、人权机构联系，甚至不允许与访民或我的一些朋友接触。我觉得我正在跟魔鬼做交易。我当时的内心特别复杂，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当时的感受。
在2月22日晚上，我答应了他们的条件。直到这时，看守才拿来被褥，让我躺在床垫上休息。第二天，他们又允许我洗了澡。我估计这是因为他们嗅到了我身体的酸臭味，因为我一直在出汗，又穿着同一身衣服，不许洗澡。一个当兵的把我换下的衣服拿去洗了。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警卫说，怎么搞出这么大动静的人原来这么寒酸。
接下来他们让我列出我参与了哪些事情，我接触过哪些人，我代理了哪些案件。我列出了我所有的公开过的案件，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给他人带来消极影响的事，我说我不记得细节了。
有几次，他们不满意我列出的名单，他们告诉我，不要玩文字游戏，说如果我要装，我也应该装得更像一点儿，否则他们的大老板会再次生气的。
我还是尽量不给我的朋友和同事造成麻烦。经过了几天的拉锯战，大概是在24日或25日之前，警方终于对我所写的内容满意了。他们让我写保证，说明我以后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他们要求我，既然我还是党员，我就要答应参加党的组织活动，我要保证不与以前的朋友接触，要与政府保持一致，再来北京时，要向国保报告，不能接受任何外媒采访，不跟境外组织和机构联系等等。
即使写了这份保证后，我仍然被要求每天凌晨5点起床。反反复复的完成一天的军姿训练。晚上10点以后才能睡觉。那时我的身体已经特别虚弱了，刷牙时也会感到恶心，想要呕吐。
武警们终于开始对我脸色好点了。他们告诉我，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叫我别记仇。有时候，他们话里带话地跟我说，自己弄点钱过得舒坦些就行了，何苦管这些事呢。
大概是2月26或27日，有个来自公安部的蒋局告诉我，已经向他们的大老板报告过了，大老板对我写的文字还比较满意。看他的态度我就在想，这个六十多岁的人在他的上级面前，不知道是一副多么诚惶诚恐的样子。
他们让我在摄像机前读我的保证书，并用手持摄像机拍摄，我记得我们拍了两次。和往常一样，有警察和看守在场，还有一位自称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姓蒙的人，还有其他一些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包括蒋局。录像至少花了一个小时。
被押送回老家
3月4日，国保来跟我谈，说我出去不能留在北京，我必须回老家。如果我同意离开北京，我就能很快恢复自由。我想，如果我拒绝，并继续留在北京，也会被他们看的死死的，无法做任何事情。另外也需要考虑到我日渐恶化的健康状况。于是，我同意回到老家，那天晚上，武警就撤走了，只留下两名看守看管我。
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所有没收的东西都还给了我。他们再次把黑头套戴在我的头上，开车去机场。我被四个人押送回老家，同机还有蒋局，姓蒙的，和录像期间出现的几位高级官员。
蒋局坐在头等舱，我们其他人都在经济舱。经过二十多天的秘密拘留，终于可以看到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一上飞机，我就不可控制地打喷嚏，打了至少20多个喷嚏后，才感觉呼吸更顺畅一点。
下午1点左右，抵达我的老家延吉。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和三名国保在机场等候。两边的警方见面了并互相问候，然后从北京护送我来的四人和当地警方的头儿一起走了。
当地国保把我带到了延吉派出所，他们这个说我一通，那个说我一通，主要关心的是我会给他们带来的麻烦。既然他们希望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就告诉了他们我在北京的绑架过程，包括戴黑头套的事都说了。我告诉他们我的拘留过程，我记得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依照法律，我根本不认为我做了任何可以让我遭到这样的待遇的事情。他们记录下了我告诉他们的一切。
在北京的人离开延吉的前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要求在茶馆见面。他们很生气我和当地警方说起拘留的事。我说我只是和当地警方合作，他们却告诉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失踪期间发生了什么，这是他们的大老板发出的死命令。他们还说，直到十八大以前，我都不能去北京，否则我和他们都会受到惩罚。还给了我一个手机，说有事就用这个手机和他们单线联系。
当我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把我自己的手机也还给了我。手机已经坏了，手机卡也已经被他们停掉了。我检查了我的拨号列表，我看到在我被带走后，这个号码给我的朋友打过电话。我担心警方给我的朋友设下圈套，我也就没有直接联系任何人，只是换了个手机。后来一想这其实是个错误，我应该先问问这些被打过电话的朋友们。这对他们也算是一种提醒。而且为手机设置一个更好的密码是很重要的，要避免将来出现这种错误。
我现在也知道了，应该定期删除邮件，不要让警察轻易地获取可能使其他人面临危险的证据或信息。
在我出来了一段时间后，我睡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胃口。最严重的是我感染了肺结核。当我在里面时，我瘦了非常多，在我刚出来时，许多朋友看到我很憔悴，脸色灰白，也没了精神。他们开玩笑说，我看起来像是从火葬场或殡仪馆回来的人。我还在里面的时候，我有时会咳血，但当我告诉看守时，他们毫不理睬，只是回答说我不会死的。然而我出来后，治了两年才治好肺结核。
拘留对心理的影响，有时比其他的表面影响更明显。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不是马上就能消除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思考
后来，当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刑事诉讼法”中第73条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时，我就认为这是使秘密拘留和强迫失踪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就像2011年他们对我做的一样，但现在他们想要使之正规化。这是一个邪恶的立法。对于大多数遭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在那里都是生不如死。中国境内外有很多要废除这条立法的声音，但不幸的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立法的重点是限制公民的权利，即使这所谓的权利几乎从来没有过。
我想了想2011年被拘留时的情况，要说起来，那时其实比现在还要好。面对秘密绑架和非法失踪的指控，当时当局还不得不关心来自国内外的关注声音。但现在，他们有了所谓的法律保护他们，就更不需要关心来自国外的压力了。严格来说，我在2011年的秘密拘留与法律意义上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不一样。旧刑事诉讼法中有一章是关于监视居住的法条，但它还有一些具体的程序，所以我的情况是秘密绑架和非法失踪。现在，他们新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荒谬的立法。他们希望使所有的邪恶行为合法化，以迫使人们接受。这在法律上来讲根本不合理，也没有自然的合法性。在我过去几年的法律实践中，我觉得，从一开始，我对立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特别是在2015年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更证明了这个立法的荒谬，邪恶和残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