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
一
我们打小就被告知，人类的历史进程是符合进化原则的，先进打败落后，文明打败野蛮，善打败恶，好打败坏，新打败旧……诸如此类。这种灌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我对后来的取代者都满怀敬畏，因为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正义和进步，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
后来阅世渐深，读书渐多，才发现这样自低向高的进化之路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说不通的。如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宋之后的蒙元南下，明之后的满清入关，这些后来的取代者无不是彻头彻尾的落后部族政权，无不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落后对先进的打击，与所谓的历史进步挨不上边。此外，我们的历史也并非如教科书中所描绘的，一向处在革故鼎新一路前行的进程中，而是除了异族入侵，绝大多数时间在原地打转：
曹丕篡汉建魏，司马氏又篡魏建晋，刘裕又篡晋建宋，萧道成又篡宋建齐，萧衍又篡齐建梁，陈霸先又篡梁建陈。这一路篡下来，前后政权易手了六次，史称六朝。
接下来一出连轴转的好戏，始于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杨坚篡北周建隋，李渊篡隋建唐，朱温篡唐建后梁。这一次江山易手五次。最后一出篡立大戏始于郭威篡后汉建立后周，赵匡胤又篡后周建北宋。
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闹剧，可以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了门口。”
北宋范仲淹有一首诗：“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刘宋末帝刘凖被逼退位时，萧道成的帮凶王敬则对他说了一句话：“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一报还一报，报应不爽。六朝人尚佛，是有现实基础的。
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后，往往在史书中留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头的缘由其实很简单。
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大都建立在前朝的废墟上，多年的兵连祸结往往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锐减。西汉灭亡前，全国总人口有五千万，经过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五十年间，全国人口下降到八百万。
唐代全盛时的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人口有五千三百万，到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广德年间，十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仅余一千七百万。
死者不幸生者幸，空出的社会资源需要重新分配，十室九空变成了十室归一，民众得到喘息的同时，又凭空掉下数倍于前的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力想不恢复都难，中间并没有当权者的任何功劳。
小民们在这样的宿命轮回中被王化了三千年，同时也被幸福了三千年。
二
清末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有一句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明末启蒙思想家唐甄也有类似的一句话：“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一个说帝王是盗，一个说帝王是贼，合二人之言，所谓帝王者，盗贼而已。
这些发自末世的呐喊，对一个积重难返的民族来说，往往不会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功效。
明末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浑浑噩噩了三百年；清末又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原地迷离了。历史的罗圈腿教人扼腕，长太息以掩涕。
这些发自末世的怒吼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旧的威权已经垮台，新生政权需要一些开明的言论以区别于旧政权，为自己的“以新代旧”张目。
皇帝对自己的隐身份，却是十分在意的。被赵翼指斥为“贼王八”的明太祖，对与贼音近的“则”字和“强盗”音近的“疆道”都敏感到不行。
《廿二史劄记》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就把徐一夔斩了。
自汉高祖刘邦以诈力权谋取天下始，狡诈和无耻的帝王术就成了王霸之徒的必修课，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才是成就无人比匹的孤寡境地的不二伎俩。我们的历史并不是淘尽狂沙见真金，而是劣币驱除良币，是坏人战胜好人、大坏蛋战胜小坏蛋。坏蛋横行才是中国历史的本质。
三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要“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了下来，最好的都死去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最坏的“活下去”是对的，最好的“都死去”是错的。因为权力本来就不是好人的游戏，好人没资格登上权力的竞技场，偶尔撞上了，也只是历史的误会、上帝的错失，错把一只羊扔进了狼群。
刘宋末帝刘凖被杀前哀叹“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话里的无奈与无助叫人唏嘘。南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也认为：“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
皮利磨·拉维话里的“好人”，指的只能是相对不那么坏或还没有彻底坏透的家伙，而不是道德层面上的好人。中国古代被谥为和帝、顺帝、恭帝、敬帝、静帝的失败者，单从谥号上就能看出他们大多是现实意义中的弱者，是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和顺恭敬之辈、清静无为的不争者。
对于小百姓来说，以上诸位或许是羊群中的豺狼，但在野心家眼中，他们只是羔羊，或者至多算是一匹未成年的小狼。
刘宋顺帝刘凖被杀时，虚岁十三。齐和帝萧宝融被杀时，虚岁十五。梁敬帝萧方智被杀时，虚岁十六。西魏恭帝拓跋廓被杀时，虚岁十二。北周静帝宇文衍被杀时，仅虚岁九岁。如果把他们也归入坏蛋行列的话，那么他们至多算坏蛋中的弱者。刘宋顺帝刘凖禅位时，吓得“逃于佛盖下”。这位笃信佛陀的倒霉皇帝，在浩劫临门时，能想到的庇护，也唯有菩萨的慈悲了。
四
盗亦有道。做一名成功的强盗，也要讲求强盗逻辑，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一个按套路出牌的强盗碰上一个完全不顾套路的强盗，失败就变得理所当然。
所以当失败的强盗引颈就戮、身死国灭时，往往都会有悔不当初的痛心疾首，后悔当时的一念之慈，痛惜当年的一息之仁。正如韩信被执时，感慨“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亦如魏徵所说“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
不半渡而击、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柄，还没坏透的楚霸王乌江自刎，不谙权谋诈术的臧洪身首异处，相对迟钝的李密横死刀下，比较仁厚的李建成一箭穿心，稍为爱民的张士诚挫骨扬灰。
笑到最后的是楚成王、刘邦、曹操、刘备、李渊、李世民、朱元璋这类崇尚诈力权术的阴谋家。相对仁慈的一方最终都为自己的妇人之仁付出了血的代价，被自己的不忍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一个以权谋诈术为主体的社会里，历史只能是坏人的舞台。坏人战胜好人或稍好的人，才是王朝更迭的本质。
我们的历史，一直宣扬成为好人是成就功业的基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试想，如果普天下之人都奉行这一成功学，称王称帝者会多到何种程度？
所以，要想成就帝王之业，首先要成为社会的另类和异数。在好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暗中的坏人；在坏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明面上的好人。凡事必须跟对手们逆着来，你的成功才能让对手始料不及，这可以算是丛林社会最普遍也最适用的制胜法则。
好人不得好报，做最坏的那个，才能笑到最后。这就是我们历史最基本的逻辑，学这样的历史长大的人，想不坏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