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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摸鱼吹水好快活

悲歌:文革日记(16)一一 被侮辱与被遗忘的

一滴水也许无法映射出大海,但它的DNA 谁也无法改变,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岁月。唯一改变的,是那些坏人的年龄。他们变老了,权势也更大了,甚至还子孙满堂,晚年幸福,但他们手上的血从未干过。至于道歉和忏悔,那从来都不是中国特色。

10/13/1969

今天晚上很晚了,我和全队男女老少齐聚在打谷场上打稻子。眼前气氛紧张,尤如战场。震耳欲聋,吼叫不停的是那唯一的一台柴油打稻机, 其余的都是那种原始的脚踏式打稻机和手工摔打的古老玩意儿。噗噗塔塔,四下里一片忙乱声。忽然队长大声叫停—— 公社有线广播的小喇叭里传来一个可怕的坏消息:一场大暴雨明天就要袭来!

人群一下子跟疯了似的,拼命加快了速度。

临时扯起来的几盏汽灯忽明忽暗的照射下, 只见一群黑压压的身影像蚂蚁群一样紧张地忙碌着。没人说话,没人停手, 谁都知道来年能否吃饱肚子, 能否再多积攒些砖瓦盖那梦想已久的房子, 能否给儿子说上个媳妇都在这关键的一夜里。想想这一幕就可怕:全队男女老少辛辛苦苦,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了大半年,好不容易才把黄澄澄的稻谷收到了打谷场上,然后让一场特大暴雨毁掉了这已经到手里的一切!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老天爷还要来捣乱!那台宝贵的柴油打稻机忽然突突了几声,冒出了一股浓烟,就死掉了。任凭会计和保管那几个队里平常的“能人”怎么摆弄, 它就是不吭一声。这可急死人了! 队长老赵的眼睛红得吓人, 围着机器转来转去,声音也早都喊哑了。要是在战场上, 我真担心他暴怒之下,会拔枪干掉那几个笨蛋。

不知谁喊了一句, 还是去找牛兔子来看看吧?老赵听见牛兔子这几个字,猛地一巴掌拍到了自己的脑门上, 唉, 咋把他忘了?快去快去!一定要把他找来!会计是村里出名的机灵鬼,没等队长话音落地,他已经窜出去了好远, 有人在后面小声地笑骂,妈的, 简直比个兔子还快!我明白他是不想再听队长骂他笨蛋了。

不一会儿, 会计陪着真正的“兔子” 老牛跑回来了。这位河南农业大学毕业的右派技术员牛“兔子”是 一位从驻马店来的中年男人,小个子,瘦长脸上总是阴沉沉地, 很少和别人说话。他走到机器傍边略一打量,立刻把机器后面的铁罩打开默默地检查了一会儿,又卸下了火花塞,拿出扳手和螺丝刀摆弄了几下子,然后装回去并拉动了引擎开关绳。说也奇怪,那台死去的机器立刻突突地咆哮起来,夜空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老赵紧握着牛兔子的双手, 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牛摆摆手, 似乎啥也没发生过,转身抱起了一大捆稻谷, 和人们一起干起活来。

破晓时分

人们拼命干了一夜, 天快亮时终于把稻谷基本打完送进了库房,大家歪七扭八地睡卧在了打谷场上的稻草堆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还有走回家的力气了。

仰面躺在我身旁的正是老牛兔子。他双臂枕在头下面,一声不出,但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太累了根本睡不着。黎明前的微光里,两个人就这样躺在草堆里, 呼吸着带有新鲜稻草气味的清凉空气,各自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你的技术真棒,听见他又在翻身,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实在忍不住了说,没有你, 到现在活也干不完。哪里, 这不算啥。他低声回答,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我又问, 别的技术员们都早已回驻马店老家了, 可就你为啥还留在这里呢?这里有啥好?你家里人一定也都在盼着你回去吧?他半天没有回答。黑暗里我暗自责怪自己多嘴了。启明星的微光里, 他脸上的侧影依稀可辨, 我只听见他的喉咙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发出了鼾声。

看来他是没听见吧, 我宽慰着自己。

12/25/1969

从那之后, 偶尔在村里遇到牛兔子, 他总是和气地对我点点头,虽然还是没说啥话, 我感觉到了他的善意。看起来他并不像别人传说的那样“怪人一个”。村里有人一向爱嚼舌头, 在地里干活时我不止一次听说他曾当了多年右派,还和老婆早就离了婚。还传说他前些年摘帽回到光山老家第二次结婚不久却又离了婚。这能离婚两次的人,恁说怪不怪?还有, 据说他家里有海外关系, 还有个叔好像跟着老蒋逃到台湾去了——-

说者来劲, 听者摇头叹息。唉, 真的吗 ——- 一而再, 再而三, 乡下人大概也实在没有太多别的话题了。

01/30/1970

快过年了。

我因为无钱买车票而再次扒车受了千辛万苦,终于到家了。这是下乡以来第一次探亲, 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家里那间老屋子显得更狭窄了, 大约是我们都长大了的缘故, 而父母则显得更苍老了。

看到我一路风尘仆仆扛回来的一袋大米, 妈心疼地说多重啊, 一路上怎么扛回来的?我连说不算回事, 却没敢提起这次扒车差一点被逮着的经历。爸爸看到我给他带回来的老家特产,他最喜爱的咸兔肉十分开心。我急切问他在红桥分局看守所里的情形, 他轻描淡写地说, 在里面睡了半年的水泥地,因为证据实在没有, 最后只好把我放了出来。对了,里面关的大多是年轻的刑事犯,他们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政治犯还挺敬重,半夜号子里还有人偷偷地跟我学练内气功呢。

我和父亲提到了队里的怪人右派兔子老牛,父亲说千万不可再随便追问人家的往事。我点点头。姐姐问我在农村插队年底分红的情况,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说年底决算,我们这几个知青不但分不到一分钱, 一算口粮,我们还倒欠队里的钱呢!姐夫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

正好这个时候哥哥进来了。一问, 他还不如我呢。我至少还分了一袋子雪白的大米扛回家来,他却只拿回来 一 书包老玉米棒子。说起平日里吃的, 他们那里总是喝粥的时候居多。

01/31/1970

上午

今天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小红的父母。这是我信里早就答应过她的,还特地给她的父母带了一点家乡土产的花生。我好久没接到她的来信了, 几个月前她曾在信里说兵团因边情紧张一律过年不准回家探亲。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一敲门,小红竟在家里!看到我突然来了,他们一家人都十分尴尬。小红解释说她的父亲托了十分有力的关系疏通,自己临时意外获得批准才得以回家探亲,也不过才刚刚到家而已。她说根本没想到我也能回家探亲, 太好了!

北方人过年待客最喜欢包饺子,那天在她家也不例外。可是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的饺子吃得并不痛快。小红的母亲不时问到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审查结束了没有,还提到最近小红的父亲被提升为局里的党委副书记,不久还有可能被“三结合”进入区革委会任职呢。我从小就深受父亲的影响,所谓“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也,听她这样一说,饺子没吃完,找个藉口就匆匆告辞了。

送我出来的时候,小红告诉我说,她父亲的那位老战友兼老上级认识市里“知青办”的一位领导,现在正设法把她用“病退”的理由办回来。等她一回来,她说一定想办法把我也弄回来。她还告诉我,那位老战友的儿子看上了她,最近一直在拼命地给她写信。临走时她还说,“我才看不上他那样的人呢,只会靠在他爸爸这棵大树上,就算穿上军装还进了警备区大院,将来能会有什么出息?所有他寄给我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全都退了回去。”

我没有多说,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乌云一样在我的心头蔓延。

02/08/1970

再一次去看她的时候,她不在家里,她的母亲有意无意地提到小红回城的事终于快有眉目了,“这全亏了他爸爸的那位老战友的帮忙,”她说。

我对她说我是来告辞的,明天就要回乡下去了。她问我几千里地赶回来,为什么不过了年在家里多住几天?我含糊应付了几句就告辞了。她哪里知道,别人家里过年大门口贴红对联,可我们家门口是师院红卫兵给贴的白对联,还是因为哥哥他们知青点那件“偷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牵连!

父亲本来已经因为学生时代参加过国民党是历史反革命了,不管有无直接牵连,反正一个“幕后黑手”的罪名随时都是现成的。经办这案子的人升了官,我的父亲无辜被监禁半年多,现在人放出来了事却还没完结。

还有和小红的不期而遇——– 想起这些我的心都要碎了。还留在这伤心之地干什么?

刚从她家里出来,远远就看到一辆绿色的军用三轮摩托飞快地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的竟是我最心爱的人,走在她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军官模样的男子。我掉头就走,远远地好像听见她在喊我,但我再也没有回头。

02/10/1970

我同来的时候一样,提着一个简单的帆布旅行袋踏上了归程。妈妈一个人去车站送的我。看到我还是只买了张一毛钱的月台票就要踏上千里归途,妈妈伤心地说,“儿子,等到哪一天咱们也能买张卧铺车票,出门不再这样担惊受怕就好了。”我苦笑了。

02/12/1970

好不容易回到乡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小红的来信找出来准备烧掉。可是一看到那些信纸上遍布的斑斑泪痕,我的心又软了下来。几次把那一堆厚厚的来信搬到了火边,几次又照样搬了回去。我找出了千百个理由为她辩护,终于还是没有舍得烧掉哪怕是一封信。

06/07/1970

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好长一段时间她音讯全无,我内心深处饱受煎熬的时候,小红突然又从乌苏里江岸边来信了。她除了连连道歉之外,并没有过多地解释,只是再三地重申对我的爱情。奇怪的是,此时我的满腔怒火突然消失了。看到她那些情意绵绵的来信,心里却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激情,隐隐约约地觉得心灵深处有什么东西被打碎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又成熟了许多,许多。

09/15/1970

渐渐地她的来信越来越少了,最后终于完全断了音讯。过了很久,我从母亲的来信中知道,她有一次在大街上遇到一位看上去酷似小红的女孩子,忍不住问你是不是——?对方很不好意思地停下脚步望着母亲,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从那以后,母亲说她再也没在那条大街上遇见过那个很像小红的女孩子了。

10/5/1970

今天上午正在割稻子,忽然听见大队的齐支书站在地头上喊我。我连忙直起腰来,在烂泥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到了田埂上,这才看到他旁边还站著一位戴眼镜的挺和善的陌生中年男子。齐支书给我介绍说,“这是咱大队中学新来的校长老田。我和老田商量过了,准备让你去他那里当民办教师。”

“当教师?”我听了不由地一愣。一来我毫无任何思想准备,二来最近才刚刚开始有了些城里工厂企业来乡下招工的小道消息,不知道这当民办教师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将来的招工回城?看到我有些犹豫,田校长笑眯眯地说,“是这样,现在中央有精神,要在全国的中等学校恢复外语学习。具体到咱们公社的各个中学,就是要开展英语教学,大队领导研究后认为你来大队中学教英语最合适。”

我一听立刻就条件反射地说,“让我教英语?我在学校里可是只学过几年俄语——”

“这不就对啦,”齐支书插话了,“管它英语俄语,反正都是外国话呗。没啥说的,教英语,我看你行。咱们大队里这十几个知青里面平常就你喜欢看书,又只有你一个人戴眼镜,看着就像个老师的样子,你在学校里又学过……行了行了,就是你了。”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不干也得干了,再说,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不用再割稻子了。想到烂泥里那些锋利的老稻茬,我答应了下来。

10/6/1970

早上我就去三里多外的大队学校报到了。

大队中学位于一个旧的关帝庙里。大门上的神像早就没有了,可门口还有一对威武雄壮的石狮子蹲在两旁。庙前面的一小块空地上鸡鸭狗猫满处乱窜,两边是两个胡乱用木板钉成的篮球架子,这大概就算是篮球场了。球场旁边有一只老母猪带领著一群小猪娃在脏兮兮的垃圾堆里拱得正欢。我一走过,正在垃圾堆里和猪娃们抢食的一小群麻雀呼地一声全都飞上了树梢。

关帝庙的大门里面是个两进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倒显得古趣盎然。作为办公室的三间北房窗前还有一棵老槐树,浓浓的绿荫把院子遮盖住了一大半。

我走进院子的时候,东西厢房改成的教室里正在上课,一阵琅琅的读书声让我心头一热,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读书声了?这些农家子弟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竟然如此好学,真没想到。

走进办公室,除了田校长,还有三位老师正在聊天。看到我进来了,大家纷纷站起来和我握手问候,老田也一一给我做了介绍。第一位冯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精干男子,个子不高,四方脸,小分头梳得整整齐齐。他是教语文的公办老师,也就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他说自己就住在附近的冯庄。

坐在窗子前边的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姓张,教数学的。她留著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上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很和气的样子,显然很腼腆,不大爱讲话。

第三位是赵老师,本地人,教物理化学的公办老师。他是一位高个子的白面书生,面目俊朗,戴一副细边眼镜,说起话来文绉绉地很有风度。我好生奇怪,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乡村学校里看起来还真的是人才济济呢!眼前这位赵老师,假如换上一袭长衫,脖子里再加上一条长围脖, 根本不用化妆,简直就是一位三十年代电影里的人物!

老田刚刚把我介绍给大家,下课的铃声响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位身材健壮,手里拿著一个铜铃的中年男人一边摇铃一边嘻嘻哈哈地走进屋来。不等老田介绍,他就大步跨上前来,一边使劲和我握手,一边自我大声介绍道,“哈哈,你一定就是小李了!我是胡嘉伟,家在汤阴县,和大名鼎鼎的岳飞是同乡。教语文的,爱打篮球,学生们背后都偷偷叫我狐假虎威,哈哈------”

他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我的心里也猛地一阵轻松。看来这里真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尤其是校长老田,不但一点架子也没有,脸上还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在这样的头头手下干活,大概不会太难。此时他又点上了一支烟,对我说,“来,小李,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数学权威方老师。”

到了此时我才注意到,不知甚么时候,一位瘦削,严肃,满头灰发的老妇人已经不做声地进了屋子,坐在了最里面的角落里。只是短短的一瞥,我就断定她一定是一个遭遇非常不幸的人。很简单,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写在了她的脸上。瞧瞧那额头上的道道深纹,每一条都好似刀刻斧削一样,简直就和我父亲额头上的一模一样-------

我深深知道,那该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岁月,怎样可怕的风刀霜剑留下的无情见证呵!

我赶紧走上几步,向她致意,她摘下眼镜淡淡地一笑,算是回答了我的问候。好厉害的一双眼睛,我不由地在心里暗暗说道。“不怒自威?哀怨?深沉?痛苦?还在冒烟的火山口?”想了好久,我也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词来描述那一双眼睛带给我的第一印象。

老田又说道,“我们方老师可是全公社教育界有名的严师。再调皮,再懒惰的学生到了她的班里,没有一个不乖乖地读书按时交作业的。50年代初,方老师还曾经是省城里上过报纸的模范教师呢。像她这样的优秀老师,咱们全县也没有几个。”

一番话更让我肃然起敬起来。再想和她说话,她早已把头埋在高高的一大摞作业本子里面了。

10/7/1970

今天我就搬到学校里住了。晚上,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的煤油灯下写日记。

我从村里搬走前当然要有最后的晚餐了。昨晚小尹使出看家本领擀了葱花面条,小张弄来一盘子咸花生米,又把我们三个人面前的搪瓷杯子都满上了红薯藤白酒,我们一饮而尽。

三杯下肚,谈起村里第一个刚刚招工回城的知青何某, 小张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凭啥走了?论劳动能比得上打鸣鸡?论见识,能比得上咱哥儿们?还不是那小子后门硬,有关系—-

小尹大概是平常很少喝酒,刚刚猛一下子灌了几大口,此时舌头都有点不听使唤了,结结巴巴地说何某他爹是市里商业局的一个头头,别忘了—- 我们公社里的带队干部老聂他们,不—- 不都是商业局下放来的?

让他一说, 我忽然想起来了连农场最早的领导老王,也是商业局来的干部。我刚要说话,小张又灌下一大口说,我马上就给我爸爸写信,让他也为我找找门路—– 我就不信—-

我打趣他说,老弟将来回京城得志了,可别忘了这里还有两穷哥们呢—- 小张连连说哪会呢,哪会呢? 书上那陈胜吴广他们怎么说的来着—- 苟富贵,毋相忘, 对,就是这样,苟回城, 毋相忘 —–

很快就都有了几分醉意,我们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后来我连衣服也没脱就睡着了。

今天早上他们两人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在干渠闸门前面的三叉路口上,我和他们挥手告别,背着行李快步沿着河堤朝大队中学所在地,东面三里外的梅村来了。

我的人生之旅的又一个转折点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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