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实施“公”“民”同招政策时，要有这样一种意识：“同招”不仅考验的是民办学校的生存能力，更是考验有关教育部门的管理能力。
这种想法缘自杭州教育局的一次教育通报会：“面对面问政第四场的现场，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蒋锋表示：实行‘公民同招’，百分百电脑派位，绝不会给民办学校利用自主招生等考试，留下任何一个名额。”
想来，地方教育部门在作出这一决定之际也应考虑到：“要求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时招生、不能选择生源，实行和公办学校一样的摇号政策，可是，公办学校是财政全额拨款的，而民办学校办学依赖学费。
换言之，政府没有委托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向民办学校购买义务教育服务，却要求民办学校履行和公办学校一样的责任，这会让民办学校觉得不公平。
之前，民办学校提前招生、可以面试选择生源，可视为政府‘给政策’而‘不给经费’，现在‘给政策’的路走不通了，就应该‘给经费’。”
想来，地方教育部门在作出这一决定之际也应考虑到：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有两类：假民办与真民办。前者作为国有假民办真正的老板是地方政府，高额的学费收入解决地方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给有足够经济能力的家庭一个选择优质教育的机会。
想来，地方教育部门在作出这一决定之际也应考虑到：眼下的民办教育不再是“教育救国”旗帜下的教育壮举——“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学落后，主张从教育入手 ，以教育来改造人，拯救国家”，比如“北南开，南春晖”；而是利益驱动下的教育不均衡。
也许有人会说，“‘公’‘民’”既要“同招”，也要“同享”，那还要民办中学干啥？
问得好，问到了要害之处！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各级政府应该给予财政拨款、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等支持政策，才能让非营利学校能坚持非营利属性。”
而仅仅“给经费”是一种“懒政”，与公办无二，还必须“给政策”——不允许民办学校“抢生源”，但允许民办学校有“教材、教法，考纲、考法”的选择权。换言之，是在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里注入学校的“差异性”。
民国时期的民办学校似可作一个参考系数。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中的回忆令人感慨：“又余班上国文先生为童斐伯章老师。宜兴人。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同学以道学先生称之。而上堂则俨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
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荆柯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
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两课……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
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
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
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彼时常州府中学堂的风生水起盖因“教材、教法，考纲、考法”的灵活自如。
华夏代私学兴于春秋，其后一直与官学并存而绵延不断两千余年而几经起落。新中国建立前的大致状况是：“每当历代政府的专制统治加强时，私学就衰微；一得到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私学就发展。”
时过境迁，站在新世纪教育的制高点上看， “‘公’‘民’同招”，要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各自活出不同的精彩的“共生”。
就此而言，“绝不会给民办学校利用自主招生等考试，留下任何一个名额”的庄重承诺的前提，当是有关教育部门具有成竹在胸的教育智慧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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