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打转贴财新周刊]灾难记忆

17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孩，马上要行成人礼了。惟愿17年中经历两次病毒灾难的名族能够形成灾难的集体记忆，吸取教训，日趋成熟
作者信息：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17年前的那个春天，岁月静好，没想到sars突然肆虐神州，使我们阳光明媚的生活猛然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人人自危。经过全社会的艰苦努力，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之后，sars最终消退，阳光重新普照，生活完全恢复正常。

    17年前，我写了《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开去》《痛定思痛》等几篇有关疫情与社会的文章，传播一时。这种应时应景文章，时过境迁，应该很快被人淡忘。不幸的是，17年后，这几篇短文突然又在网上成“热门”，只因新型肺炎来势凶猛，病毒再次肆虐，依旧是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在那几篇文章中我写到，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稍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但从他在1896年5月与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返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
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隐瞒危情，已成官场风气，实际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俨然成为官场的一种“文化”。此次新冠病毒能如此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击中了我们的软肋，反映出我们体制安排中的缺欠和弱点。灾难过后，只有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完善，代价才能没有白白付出，社会才会文明进步。

    17年前，sars从初起、肆虐到终被控制的过程众所周知，不必详述。它证明了信息自由流动（包括获取与发表）的重要性，建立受监督的、可批评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证明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重要性，民间社会的重要性，法制与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曾经为共识，落实为社会、政治某些领域的改革，迅速抚平了灾难造成的集体创伤。岁月，渐渐又归静好，曾经的共识在静好中被静静遗忘，一些改革措施实施事实上被冷冻。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突如其来，几乎上演了17年前的一幕。也就是说，17年前的灾难，尚没有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学习、前进的基础，对个人如此，对民族、对社会更是如此。丧失对灾难的集体记忆、难免重蹈覆辙。“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aurice halbwachs）首先提出的。1877年出生、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前去世的哈布瓦奇，是第二代涂尔干学派（durkheimians）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对工资、对农村与城市的自杀比较、社会阶层、社会学方法论都有开创性研究。在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方面，它最具开创性的研究即关于“集体记忆”的探讨。

    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历史学、传记等才是认知过去的渠道，哈布瓦奇对此不表示赞同。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中，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节目、仪式、聚会等同样是记忆、认识过去的重要渠道。而且，他尤其强调记忆必须依赖于某种集体场所，包括家庭团聚、宗教活动、同行同业聚会，以及国家、社会的大型活动，都是记忆的公众场所。

    脱离集体记忆将迅速被时间侵蚀。只有在社会性中，集体记忆才能葆有活力。由于社会是分层的，可以分为许许多多的不同集体，不同的集体对过去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集体记忆。因此，社会强势集体的集体记忆，往往要尽一切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集体记忆。

    许多人对于sars记忆犹新，患者与家属尤其刻骨铭心。但是，这些全是个人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的层面，如媒体、影视、艺术品中、sars其实已经渐渐消失。
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一个失忆的社会也将会行为错乱，无法面对未来。因此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一个民族经历过的灾难、痛苦应该成为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和把我未来。健忘的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
对一个人来说，17年是不短的岁月，对一个名族而言，17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在这短而又短的一瞬间，几乎相同的灾难转瞬又来，其中的教训实在太深刻。17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孩，已经年满17周岁，马上要行成人礼了，惟愿17年中经历两次病毒灾难的民族能够形成灾难的集体记忆，吸取教训，日趋成熟。多难才能兴邦。

————————分割线————————个人点评：记忆是痛苦的根源————《功夫》周星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