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
台湾，一个对大陆民众又远又近的地方。近的是我们从小都知道“台湾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的是它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我们。
今天的两岸关系日趋紧张，我们对对岸除了谴责，是否还能有其他的态度呢？
抱着这样的心态，我看了几部关于台湾往事的电影。
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设身处地的去想问题，愿意给他们时间。
高晓松曾经这样评价过台湾——
这里有大历史碾过的痕迹，这里有温良恭俭让的人民，这里保留了许多我们的过去，这里预示着许多我们的未来。
希望各位看完这几部电影，对于台湾，除了谩骂，还能有思考。
说起台湾电影，侯孝贤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
他的电影就喜欢谈往事。
在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摘得金狮奖。
从《悲情城市》开始，侯孝贤开始了他的反思三部曲。
反思的是过去，反思的是二二八。
简单的讲一下“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发生在1947年，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重新归还中国。
可蒋介石政府却依旧实行独裁统治，并且压榨本省民众，从而矛盾激发。
《悲情城市》以林氏家族兄弟四人的遭遇和生活为视角，讲述了变革之下台湾人民的酸甜苦辣。
从日剧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台湾的老百姓始终没有成为这块宝岛的主人，虽然他们才是最早建设台湾的一拨人。
电影里有一段调侃特别有意思：
日本国旗是太阳旗，民国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日本国旗横着挂、竖着挂，没啥区别；可青天白日满地红不一样。
台湾人民在1945年之前，根本不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怎么挂。
最后问询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挂倒了。
就像电影里吴念真说的一样：
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啊，我们就那么贱？当初也是清朝把我们卖掉的，《马关条约》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
老百姓在大时代下，只不过是随风飘荡的种子，飘到哪儿就是哪！
《悲情城市》之后4年，侯孝贤再出神作——《戏梦人生》。
我把这部电影称为台湾版的《活着》。
同样是手艺人，同样经历过多个时期，同样跌宕起伏的人生。
不过，天禄比起福贵，实在是幸运得多了。
电影开始于清朝末年的台湾，结束于1945年。
50年的日据时光，一个人的朴素讲述。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忠义着墨很多，尤其是外邦入侵时，更应该坚守气节。
可对于一些底层的老百姓来讲，他们想要的仅仅是“活着”。
“仓廪实而知礼节”，在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环境讲道德，完全无用。
李天禄，如果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来看，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毕竟他可是得了不少日本人的好处。
但如果只谈个人，他只是想生存下来而已，同样是一个可怜、可悲的人。
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除了《戏梦人生》之外，王童执导的《无言的山丘》也是一部佳作。
故事发生在1920年代的台湾。
阿助、阿尾俩兄弟随着淘金人潮来到九份山区，他们以为这是幸福的转折，殊不知这才是厄运的开始。
这里有命硬克夫的可怜寡妇，有打小就被卖进风俗店的少女，还有与少女青梅竹马长大的小杂役……
只不过这些人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苦命人。
这座山真正的主人是日本人。
他们就在这“无言的山丘”，日复一日地受着。
可能是导演觉得电影太过悲伤了，所以把最后一幕拍成了美好。
也许你会问，日据时期的台湾人民就没有反抗过？
当然有。
这其中，以赛德克族的抗争最为著名。
电影《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发生于1930年台湾南投的“雾社事件”，即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率领族人三百多名勇士对抗日本三千大军的故事。
日本占领台湾后，不仅汉人备受欺压，台湾原住民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自诩为文明民族的日本人，对当时他们眼中的野蛮民族送去征服；
“野蛮”民族肯定不会就此屈服，他们反过来送去的血腥更加残酷。
电影里有赛德克人对于日本妇孺的屠杀。
正是这一行为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赞同者表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作自受，他们活该；
也有不同的声音，毕竟无差别屠杀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都是不道德的。
我也是持后者观点的。因为压迫者并不是那些妇孺，甚至他们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过这些人。
除了赛德克族之外，有许多汉人也颇有热血，他们甚至不远万里，回到大陆，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之中。
这就是侯孝贤“反思三部曲”的第三部《好男好女》的剧情。
电影由三段进行时构成并且相互穿插：一、演员梁静拍摄影片《好男好女》的现在进行时，二、梁静和阿威在一起时的过去进行时，三、钟浩东和蒋碧玉那一段政治受难的过去进行时。
钟浩东和蒋碧玉就是回到大陆参加革命的有志青年。
事与愿违，他们不仅没有达到报效祖国的志愿，却被当成汉奸，差点枪毙。
可能你就会有疑问了，都是中国人，为啥这么做？
这就得说说当时的特殊时期了。
抗日战争时期，台湾是属于日本的领土，所以，有好多台湾人被日本人征调到了战场上。
那个时候的台湾人民，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日本人把他们当作异类；
中国人也一样，说他们数典忘祖。
试问一下，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台湾普通人，你又能做什么呢？
有的台湾人为了逃兵役，也是下了一番苦心。
电影《稻草人》的主人公，就是战争时期的一对幸运儿。
佃农陈发、陈阔嘴是两兄弟，他们的母亲为了不让他们上战场，每晚会给他们眼睛上涂抹药草，每次征兵体检时，他们都会因为“青光眼”被拒。
即使远离战场，他们的生活依旧很拮据。
某天，天上突然掉下来一块馅饼；不，一颗哑火的炸弹。
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抬着炸弹去军部领赏。
你想想，这炸弹现在看着没动劲，但说不准啥时候它就爆了。
值班人员看到这情况，强行押解他们把炸弹扔进海里。
原本他们打算指着这颗炸弹好好改善一下家庭生活，结果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们把炸弹扔进海里之后，炸弹突然爆炸了，炸死了一大堆鱼。
兄弟俩虽然没有领到赏钱，但却捉到了不少的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看完《稻草人》，我想到的是另外一部荒诞电影《鬼子来了》。
都是一群愚昧的农民，对手都是日本人；看得过程也都是嘻嘻哈哈，可看到最后，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上面的几部电影基本都发生在日据时期。
1945年，台湾光复；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
可台湾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是自己人而提高多少，反而比起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故事。
几个青春期的小孩，叛逆、打架、爱情、犯错，这些都是青春永恒的主题。
但这部电影其实讲得并不是青春，从电影的氛围就能管中窥豹。
那种压抑的氛围其实讲的是社会，讲的是抗争。
这就得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讲了。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痛定思痛，他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并非是咱们课本里讲的那些，比如独裁统治了，贪污腐败了……
他坚定地认为是自己专权还不够所造成的。
所以，他在台湾的统治比起大陆更甚。
在学校，他出台了教官制度，用来看管、监督学生、老师的言行举止；
在社会上，特务横行，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扣上“匪谍”的罪名。
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下生活，台湾人民怎么能感到幸福呢？
所以，在蒋时期，发生过不少白色恐怖事件。
一直到今天，台湾人民提起这些事都耿耿于怀。
国民政府对本省人如此，对跟着他去的外省人也没好到哪里去。
《香蕉天堂》里的主人公就是从大陆跟到台湾的老兵。
他们也没能摆脱悲惨的命运。
门闩从从军那天起，就一直在用别人的名字，因为本名何九妹被人取笑，改名左富贵，结果在到了台湾，这个名字又被告知过于左倾。
阴差阳错之下，他顶替了一个叫李大学的名字，假戏真做，做了一辈子的假人。
两岸三通之后，他的儿子找到了尚在大陆的亲人。
可“李大学”和这个他所谓的父亲毫无关系，但他还得继续假装下去。
当他接通和“父亲”的电话后，却嚎啕大哭，对着“父亲”大声地叫爸爸。
其实，他叫的、哭的不是这个“爸爸”，而是自己的亲爸爸。
在那个年代，叫张三叫李四，有什么区别呢！
不得不说，王童真的是个好导演。
在没有接触他的电影之前，我一直以为台湾电影的泰山北斗是侯孝贤和杨德昌。
如今，在我心中，这三人三足鼎立。
上面有三部电影都出自王童导演之手，接下了的这一部还是他的作品。
《红柿子》，《香蕉天堂》的姊妹篇。
香蕉是台湾的产物，柿子却产于大陆。
这也正是王童导演拍这两部电影的用意。
《红柿子》讲的是一个家庭，从河南迁徙到台湾的一户人家。
姥姥是这个家里最年长的长辈，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她肩负起了家里的责任。
每次开家长会了，学校有什么要求了，都是她去交涉。
自然，孩子们与姥姥之间的关系很亲近。
我们可以从这部电影里看到王童导演的故土情怀。
姥姥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影片的题眼“红柿子”。可以解释为她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也能说成是家里那副齐白石的画，当然它也指那个无法再回去的大陆。
值得一提的是，耄耋之年的姥姥，竟然还是一个影迷。
她的银幕偶像是三船敏郎和白光。
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北成了亚洲大都市。
可在这个城市下生活的人呢？
精神匮乏、物质至上。
杨德昌的《麻将》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麻将需要四个人才能凑够一桌，电影里的主人公也正好四位。
红鱼、纶纶、牙膏、香港，组成一个四人小集团，到处敛财骗色。
有一次，他们在咖啡店里遇见从法国来台北寻找男友的女孩马特拉，红鱼就此盯上了她，意图欺骗对方。
杨德昌的电影喜欢关注当下。
他针砭时弊，就像医生一样，扒开腐烂的躯体，希望可以救死扶伤。
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和今天的大陆很像。
经济飞速发展，可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毫无幸福感可言。
就像刚开始高晓松的那句话：这里预示着我们的未来。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四小龙，今天的大陆，再过十年，也许是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
台湾绝不仅仅是我们的对立面，它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也有很多弯路值得我们去警惕。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们对台湾除了一口一个“弯弯”的嘲讽，能做的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