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再到挑战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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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再到挑战霸主：大国宪政100年
1890年3月20日，世界各地都在报道这一头条新闻——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辞职。当各地的慰问电报、鲜花、信件涌向他时，他丝毫不为所动，而是自嘲道：“这是一级国葬。”
俾斯麦本是说葬送自己，他绝不会想到，这场看似平静的权力交接，埋葬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这个时候的德国，工业生产能力无限逼近世界霸主英国。雄心勃勃的威廉二世，一改俾斯麦均势外交的和平策略，奉行进攻性的“世界政策”，他要把德国从欧陆国家打造成世界强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荣光。
致使英德关系急转直下，英德矛盾成为世界局势的主要矛盾，最终一战爆发，德国覆灭。
关于德国在20世纪初的命运转折，很多人喜欢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认为新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主必有一战。在我看来，这是用结果来解释结果，是一种学术上的偷懒和历史总结的废话。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自然规律，而是新崛起大国自身的政治选择造成的。小编从德国的内政去分析原因：
宪政的缺失。
1
从落后到改革，普鲁士的总设计师
1807年7月，发生了世界外交史上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在涅曼河（现白俄罗斯境内）中央的一只木筏上，两个年轻的皇帝正在商讨一项条约。在岸边，另一位年轻的皇帝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谈话的结果，这一结果将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这三位皇帝分别是：拿破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腓特烈就是岸边的那位皇帝。
拿破仑狠狠地羞辱了普鲁士：易北河西侧的土地割让给法属莱茵同盟，东边瓜分波兰的土地全吐出来，合并为华沙大公国，最重要的领土全没了。还有赔款和驻军。
这就是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和约》，曾经拥有30万平方公里土地 、1000万人口和自称25万欧洲最强陆军的强国，陷于灭国的境地。
普鲁士落到这般境地，还是自己太out了。在工业革命之前，普鲁士靠专制主义和农奴制，集中全国力量供养军队，逐渐打下一方土地，位列欧洲五强之列（英法普奥俄），也成为欧洲最为专制的国家。
当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席卷而来时，普鲁士毫无知觉，落后的农奴制不见丝毫松动。面对拿破仑的兵锋所指，思想还停留在18世纪的普鲁士官员们充满了无知的自信，不等俄国的援军到位，直接单挑拿破仑，扬言要让这帮法国农民瞧瞧什么才叫精锐。
结果完全相反，即使人数是对方两倍，普鲁士也是溃不成军，没有招架之力，2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拿破仑进驻柏林，国王直接逃往东普鲁士（现加里宁格勒）避难。
从开战到首都沦陷，仅仅一个月。落后还要逞强，就得挨最狠的打。
这才有了前面的普鲁士版“《辛丑条约》”，普鲁士一夜回到解放前。
被拿破仑蹂躏得最惨的普鲁士，这才突然意识到，延续了几百年的封建传统，再不革除就要亡国了，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于是，痛定思痛，开始了救亡图存、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试图挽救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1807年，施泰因担任普鲁士首相，全面学习西方的英法。彻底废除农奴制，反对集权专制，他主张“恢复公共精神和公民精神”，“重振对祖国的情感，独立性和民族尊严”，认为只有发挥公民的主动性，让被统治者参加管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才能使国家呈现蓬勃生机。
他的激进改革立马遭到了保守势力（容克贵族）的强烈反对，说:“施泰因在祖国展开革命，发动了一场无恒产者对抗有恒产者、工业对抗农业、变动对抗稳定的战争。”他们直接勾结法国占领者，将施泰因轰下台。施泰因在位仅仅14个月。
可见，保守势力是没有祖国的。哪怕利国利民，只要损害了自身利益，也要千方百计把改革者赶下台，勾结外国侵略势力也在所不惜。
总设计师没了，但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还得继续。1808年，哈登贝格担任新的首相，继续改革大业。
哈登贝格学聪明了，更加地务实，总体思路就是“君主专制政府下的民主原则”。
哈登贝格在给国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旧的统治形式必然消失，统治阶级要想生存下去，不被历史淘汰，就必须建立顺应历史发展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如果顽固坚持旧的统治秩序，最终招来的必将是革命的惩罚。
旧的统治阶级只有采取以攻为守的“防御性改革，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才能继续“把握未来”，在日后社会政治生活中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
自此奠定了普鲁士改革的基本模式：维护传统统治者的利益，以稳健的方式实现新旧社会的对接，将可能爆发的革命引入和平的改革发展轨道上。他们认为“从旧到新的实现，不可能太缺乏过渡，而要使人们一步步地学会自觉行动”。
这就使得，哈登贝格的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鲜有成效。
普鲁士的政府十分高效，改革的推行力度也很大，被恩格斯称为“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专制主义色彩和保守势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最大的特征就是，哈登贝格一直在推动的宪政（宪法与议会制），直到1822年去世也没有进展。
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没有国家宪法，其最高政权在国家元首和国家代表之间不加区分，普鲁士国家完全是由许多单一的、通过继承、购买、征服而凑到一起的地区的崭新的集合。”也就是说，国家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但政权是封建主义的。
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最后的落脚点是实施宪政，赋予公民政治权利又必然威胁到君主的专制权力，这就产生了根本矛盾。
但专制权力与宪政之间是没有妥协的，是一个二选一的零和博弈，不存在一个既能满足保守势力的专制要求、又能满足公民参政议政愿望的折中方案。
所以，普鲁士宪政改革的理想方式，就是由开明的绝对主义君主推行有限制的宪政改革，由此形成倒逼效应和累积效应，最终完成渐进式的改革。
为什么普鲁士的国家转型必须要实现宪政？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经济是做大蛋糕，发展政治是分蛋糕；做蛋糕是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分蛋糕才是真正体现智慧的制度层面。
只有把蛋糕分好了，才能继续做大蛋糕。否则，就是一地鸡毛，之前的成果得而复失。
这是宏观的经济规律决定的，也是微观的人性决定的。
对于施泰因和哈登贝格而言，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要想通过不流血的改革实现脱胎换骨，那么，就需要勇敢的后人来接力了。只要改革在继续，国家在进步，问题总有解决的时候。
不幸的是，普鲁士终其一生，也没等到那个勇敢的人。
2
经济发展与宪法纠纷
事实证明，在一个专制传统的国家，发展经济容易，实施宪政很难。
依靠政府主导，普鲁士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到1840年城市化率已经超过25%，铁路里程达到232公里，但是连颁布一部宪法都很陷入难产。普鲁士政府固守封建理念，认为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要服从政府的威权，维护国王的至高地位。
即便是掌握实权的哈登贝格积极劝说国王推行宪法，换来的却是1817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对教育和新闻出版进行严格的监视，禁止所有的公共集会。强势镇压自由主义运动。
经济与政治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当然，这种倒退不是最后一次。
既然内部变革很难倒逼宪政改革，那就只能依靠外力了。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奥地利的梅特涅乔装成女性逃亡伦敦，普鲁士国王被带到皇宫阳台观看街头暴力的现场直播。
来软的不行，来硬的很有效果。1848年12月，普鲁士颁布宪法，建立议会。
上议院成员全部由国王任命，下议院成员由选举产生。立法和征税，需要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一致同意。
国王依然掌握着行政、司法和军事的最高权力，但国王专制权力的为所欲为已经受到一定的遏制。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依然被禁止，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通过议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配角的身份参政议政。
有了政治上的这场破冰，人们才能承认：普鲁士正在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
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也更加快速，之后的10年，普鲁士投入铁路的资金增加10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向英国和欧陆的出口迅猛增加。
时隔40年，普鲁士通过改革重回欧洲列强之位。
红火的经济和稳定的秩序，普鲁士政府没了深化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一直停留在1848年的水平，但是商业发展与专制权力必然是不兼容的，更核心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国家是国王的，还是议会的？军队是国王的，还是国家的？
在国王眼里，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王者，议会只是个青铜。
在议会眼里，国王迟迟不愿意交出行政权和军权，还想当着皇帝。
双方的冲突在军事预算上爆发出来。国王要加强军备，下议院担心军队会进一步提高王权，拒绝批准预算。
1861年、1862年，国王两次解散议会，但事与愿违：新的下议院不仅没有带来顺从的代表，反而带来更多的自由派，国王在下议院逐渐失势。
国王站在了时势的对立面，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普鲁士的政治矛盾一触即发。
俾斯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台的。
3
俾斯麦的倒退
1862年9月23日，俾斯麦走马上任。
我们的历史读物，总是推崇俾斯麦；但当时的普鲁士人，和二战后的德国人，对俾斯麦普遍持负面评价。
中外的这种两极分化，大家看完我的论述，就会明白。
俾斯麦是一个传统的容克贵族，对民主和平等深恶痛绝。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说：“我是一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
当他担任普鲁士首相时，普鲁士的问题是宪政危机，政府在无情践踏1848年的革命成果。他却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中说了一句很反动的话：
“今天的主要问题不是通过演讲和多数决议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他的演讲一出来，整个德国都在骂他，德国媒体给了他一个绰号“铁血宰相”，意思是“凶手首相”，完全不是我们的历史读物翻译的那个意思。
就连当时的皇帝也对他斥责：“我很清楚这个结局，他们会在我的歌剧广场的窗户前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
然后在1863-1866年，直接绕过议会，征收新税，提升军备。政府如此公然违宪，政治如此倒退，显然需要压制媒体声浪，他就下令查禁报纸，解散下议会。
他也不怕抗议，因为只要能控制军队，反抗活动就不可能成功。他曾对国王说:“只要你掌握了军官团，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何为自己公开的反动政策寻找合理性呢？除了依靠战争改变国内舆论之外别无选择。
写到这里，就必须把德意志统一运动和俾斯麦的三场王朝战争区分开。
在我们国人看来，俾斯麦的武力才是德意志统一的关键因素。这是大错特错！
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努力下，1815-1862年，德意志统一的大部分成就已经完成。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已经覆盖了整个德意志，共同的经济政策、共同的货币、铁路的联通、还有共同的文化打造，在俾斯麦上台之前都已经实现了。
1815年就成立了德意志邦联，德意志统一早就是人心所向，成为公开讨论的政府议题，只是在统一方式、政府形式上意见不同。
俾斯麦的执政，结束了普鲁士的自由主义时期，将原本健康的德意志统一运动的主导权，把持到急病乱投医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手中，终结了自由主义德意志的理想。
1864-1871年，俾斯麦接连发动普丹、普奥、普法三场战争，将德意志变成“大普鲁士”，把德意志统一打上了深深的专制烙印。德意志统一的产物，没能成为欧洲进步的民主共和国，反而成为后来欧洲战争的策源地。
这一切，都能从俾斯麦的反动政策中找到根源。
三场战争都以获胜告终，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普奥和普法战争，都是在拿国家命运做豪赌。
即便赌赢了，俾斯麦在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运动中，扮演的也是一个开倒车的角色。而且，就像我在《真正的民族主义：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很多人只知道一半》所说：1871年仅代表了统一这一漫长进程的仪式和尾声。
事实证明，一时的赌赢，为日后埋下了更坏的后果。因为，不去解决而是试图转移或掩盖国内自身矛盾，只会招致更大的反噬。
那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如此褒扬俾斯麦呢？这是一种历史误解，个中原因，颇具玩味。
4
大普鲁士，经济繁荣，政治滞后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
德意志的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沿袭了普鲁士的专制传统。
德国政府将手伸向各行各业，就像一个企业家似的实际经营工业企业。最核心的银行和铁路，直接国有化；政府控制全国最大的44个矿山、12个钢铁企业、6个化学公司和2个电气公司，花重金支持他们；还从私人手里接收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公共运输公司等等。
政府主导，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速和人口增速欧洲第一。到1900年，钢铁产量全球第二，电气产品全球第一，铁路网欧洲最密集，1913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全球第二。
德意志的铁路网
德意志的政治结构也照搬普鲁士。议会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组成。
联邦议会为上议院，最初有58个席位，普鲁士17，但规定有14票即可否决，意味着普鲁士主导联邦议会。帝国议会是下议院，共397个席位，由选举产生，职能是协商法案和表决预算。
行政、司法、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由皇帝掌握，皇帝就是普鲁士的国王，皇帝有权任命帝国所有的官员，军队直接服从皇帝指挥，不受议会的控制。议会掌握立法权，但联邦议会也是由皇帝掌握，由于所有法案都需要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和国王的一致同意，这就使得议会没有独立的立法权，也就没法监督政府。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普鲁士国王对当皇帝初心不改。
因此，普鲁士实际控制着德国，普鲁士模式主导着德国社会。与其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倒不如说是普鲁士帝国。
依靠人口红利和扩大的国内市场，统一的德意志在快速工业化和商业化，但是在最关键的宪政改革上，还比不上1848年。
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第二帝国不过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保卫的军事专制国家。”
帝国议会依然是配角，而且政府一旦控制了帝国议会，整个政府体制与专制就没有了区别。这就是俾斯麦一直在做的事，十足的倒退。
他压根就不相信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总想着减少对帝国议会的依赖性；他从来不想建立稳定的政府形式，就想维持普鲁士在帝国内的绝对主导地位。他曾对威廉二世说：
“对德意志意思意思就好，请务必维持普鲁士的强大。”
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的政治风格就是独断专行，怎么合适就怎么来，政治路线飘忽不定。一会儿打压中央党，一会拉拢中央党；帝国议会的自由派听话就用，不听话就打击，甚至以各种借口解散帝国议会。
1876年他就出台法案，将反对政府的言论定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
他与威廉二世讨论工人罢工时，直截了当：“有人搞事就派警察用枪去镇压他们。”
在经济领域，他拒绝政府退出，通过政策鼓励来获取受益者的支持。
当时的知识分子称他为“波拿巴式独裁”。
而俾斯麦在宣传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爱国主义。反对军事预算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国，攻击政府就是破坏对祖国的热爱，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徒都在勾结国外势力，“给敌人递刀子”。所有爱国公民都应该支持俾斯麦他自己。
俾斯麦手法高超、算计精明，维持了政府的稳定运转，但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德国政府始终停留在人治的阶段，宪政的裹足不前使得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整个政府充斥着尽职、听话而没有判断力的官僚。
1890年俾斯麦辞职时，德国的问题，与60年代他上台时的普鲁士一样：
宪政危机。
帝国议会与政府在军事预算上针锋相对，自由派议员想方设法扳倒俾斯麦。
不幸的是，接任俾斯麦的威廉二世，也是一个专制主义者。
5
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重演
威廉二世同样不信任自由主义和宪政。他不允许出现政治民主化，强势压制着资本主义的冲击，连公务员跳探戈舞都不允许。
威廉二世沉迷于皇帝的美梦中，德意志注定陷入不稳定。
60年代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向往德意志统一，与容克贵族的专制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催生出三场王朝战争，成功转移国内的宪政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意志资产阶级面临产能过剩，需要寻找国外市场，威廉二世故技重施。
这就是威廉二世放弃俾斯麦和平的“大陆政策”、转向进攻性的“世界政策”的根本原因。
如果他不愿意采用顺应时势的宪政来化解国内矛盾，那就只有华山一条路——对外战争。
威廉二世一上台就提出一个诱惑性的概念——阳光照耀之地。
德国人正沉醉于本国迅速发展为经济强国，大部分都经不起成为“世界强国”这一想法的致命诱惑，他们认为德国应该有最强大的海军，应该拥有殖民地，还要有世界最快最大的轮船，德国应该抓紧机会去实现经济渗透，获取世界广阔的“阳光照耀之地”。
这一想法很符合普鲁士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需求，受到热烈欢迎。
建造于1902年的威廉二世号邮轮
于是，威廉二世对国家做出贡献的科学家授予荣誉勋章，热情宣扬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性，专制主义和强权政治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
反对者的数量也很多，他们谴责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认为威廉二世是德意志的掘墓人和历史罪人，当前的统治方式维持不了多久，但是在德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和德国人的非理性热情下，这种反对是没有用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3年阿尔萨斯小镇扎本，爆发了大众游行示威，皇帝直接派兵对小镇实施军事管制，抗议之声立刻销声匿迹。
未能建立宪政的德国，就这样莽撞地闯入世界政治格局。
1914年，一战爆发；1918年，德国战败，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灭亡。
这一次，他们赌输了，输得理所当然。
小结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论述“文明的成长”时提到：“如果创造性天才不能实现自身的转变，那么他的创造性对他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普鲁士在1807年率先开始改革时，便成为德意志地区的引擎；1871年德意志统一时，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法国，便成为欧洲的引擎。但很遗憾的是，宪政的缺失，使得创造经济奇迹的普鲁士未能完成高阶文明的转变。
自此，他走向了自我毁灭，也给欧洲带来了沉重灾难。
事实上，在任何社会历史中，一旦少数创造性群体堕落了，试图依靠强权去维持已经变质的统治地位，那么，它不仅离文明的衰落不远了，也辜负了历史的期待，对于大国而言尤其如此。
普鲁士的经济和武力，多么亮眼，如今却被西方史学家当成反面教材，德国甚至不允许用普鲁士的名字当做地名。
福利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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