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
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中国古代大文人会武功的着实不少。譬如孔子就擅长“射箭”（“射”为儒家“六艺”之一）。曹植曾被其父曹操任命为带兵的大将，虽后因醉酒被撤职，但想来也是会耍上几把刀剑。而李白更是自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俨然以剑客自居。不过上述几位比起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只能甘拜下风了。这位两宋词坛领军人物不但勇武雄伟，力能杀人，且杀戮甚多。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史载辛弃疾第一次杀人的对像是一名和尚。辛弃疾青年时曾在山东抗金领袖耿京帐下任职。有一个叫义端的和尚，经辛弃疾介绍入伙义军。可能是待遇太差，义端和尚不久偷了义军的大印，投靠金人，被辛弃疾“急追获之”。义端对辛弃疾求饶：“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不过我们的少年英雄不为所动，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刀砍下义端的脑袋回去复命，得到了领导的充分器重（“京益壮之”《宋史·辛弃疾传》）。
辛弃疾第二次展现勇武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辛弃疾奉耿京之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不料回归时叛徒张安国已杀害了耿京，投靠了金廷。辛弃疾率五十余骑突入数万之众的金营，生擒张安国，打了金人一个措手不及（“金将追之不及”《宋史·辛弃疾传》），疾驰千里投奔南宋，“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此举大大鼓舞了南宋朝廷上下的士气，被授职江阴佥判。文学家洪迈在《稼轩记》中高度评价：“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年仅二十三岁的辛弃疾自此登上了南宋官场的舞台。在主和派当道的南宋朝廷，满怀北伐壮志的辛弃疾自然是吃不开的。尽管《应问》、《九议》、《十论》精辟犀利、见识卓越，无奈朝廷先与金人议和，无意用兵，辛弃疾的满腹经纶只能在纸上空谈，以至于他本人也自嘲这些呕心沥血的策书还不如种树书来的管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淳熙二年（1175年），赖文政领导茶农起义，波及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多省，屡败官军，朝野震动。经宰相叶衡的推荐，三十六岁的辛弃疾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全权负责镇压农民军（“节制诸君，讨捕茶寇”《宋史·孝宗本纪》）。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之差在历史上是闻名遐迩的。辛弃疾对此知之甚深。他另起炉灶，在百姓中招募勇者死士，组建民兵、把守要冲、步步为营，将农民军逼入困境。赖文政突围未果，只能接受招安。辛弃疾迅速将赖文政处死，另有八百多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没留下一个活口。这件事做得干脆利落，但宋孝宗觉得很难受，认为言而无信不应是朝廷所为，故在肯定辛弃疾“捕寇有方”的同时，也婉转批评说“不无过当”，表示有些措施超过了适当程度。这应该是辛弃疾的第一次大规模杀人事迹。
辛弃疾第二次大规模杀人事迹发生于出任湖北安抚使期间。辛弃疾到任后，大力整顿治安，对境内盗贼采取抓获即处死的雷霆手段，使得贼患几近绝迹（“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宋史·辛弃疾传》）。这种铁腕作风引起了朝中文臣们的不满，斥其“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淳熙十年(1183年)，刚刚就任浙西提刑的辛弃疾遭到监察御史王蔺的弹劾，其中有一条罪名就是：“杀人如草芥。”于是辛弃疾被毫不留情的踢出了官场，回上饶带湖新居归隐。
这一蹲就是十年。绍熙三年（1192年），五十三岁的辛弃疾被重新启用，出任福建提点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虽说已年过半百，但辛大人本色不改，据说上任几天就把牢房中的囚犯统统“咔嚓”了。原因是他认为福建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非铁血政策不能平息（“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急缓奈何！”《宋史·辛弃疾传》）。这又把朝中文官们吓得不轻，纷纷上书抨击辛弃疾“严酷贪婪”、 “酷虐裒敛”、 “唯嗜杀戮”等等。绍熙五年（1194年）夏，倒霉的辛弃疾第二次被罢官，再次回到上饶隐居。
宋高宗宪圣吴太后的外甥韩侂胄上台后，为巩固权势，欲借北伐以建功业。韩侂胄推行“崇岳贬秦”的政策，提拔抗金志士，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第三次出仕，任绍兴知府、镇江知府。这是辛弃疾最后一次赴任抗金前线。大词人精神振奋，招募士兵、刺探情报、绘制地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也独具慧眼的指出北伐大计不能草率而行，当以史为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无奈急于求成的韩侂胄一意孤行，非但不听从有识之士的建议，还将辛弃疾再度罢免，罪状是“淫刑聚敛”。果不其然，1206年的开禧北伐宋军先胜后败，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甚至自称蜀王，投靠金廷。临危之时，韩侂胄再度想到了辛弃疾，授以“兵部侍郎”、 “枢密院都承旨”等要职，但此时的辛弃疾已身染重病不起。开禧三年（1207年）九月，在大呼数声“杀贼”之后，南宋大词人、抗金志士辛弃疾先生饮恨而殁。
纵观辛弃疾的官场生涯，命途多舛、壮志难酬。从南渡归宋到去世的四十五年间，三起三落，所遭弹劾的罪状不外乎“嗜杀”、 “酷虐”。在谏官们的眼中，辛弃疾是一名好杀成瘾、嗜血成性的“酷吏”，还可能是个贪官。然事实上虽不能说辛弃疾当政期间没有过冤案，但翻遍史书，发现辛弃疾严厉打击的对象主要都是盗匪和豪强（即便是赖文政的茶农起义，结合当时的历史来看，剿捕茶寇是朝廷命官的职责，也并无不当）。对关乎百姓的民生，辛弃疾是做了不少实事的。譬如出任滁州知府时，史载“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出任江西安抚使时，史载“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同时下令官府免息贷款给百姓到外地买米运到城里缓解粮荒，达到了“民赖以济”的效果。信州太守谢源明乞求拔运米粮救助，部属都不答应，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拿出米舟的十分之三给了信州。宋孝宗知道了很欣慰，史载“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出任福建安抚使时，史载“至是务为镇静，未期岁，积镪至五十万缗，榜曰：‘备安库’。以备安钱籴二万石，则有备无患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辛弃疾为官一方，可谓是政绩斐然，但却屡遭排挤打击，这并非如谏官们所说“唯嗜杀戮”那么简单，本猫以为是要从大宋立朝之起“重文抑武”的国策中寻找根源。
辛弃疾文武双全，志在克复，朱熹赞其“辛幼安亦是一帅材”，陆游评价其“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洪迈则称“彼周公瑾、谢安石事业，侯固饶为之”。挚友陈亮更是对其赞不绝口：“眼光有梭，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足见在有识之士眼里辛弃疾是公认的能臣。尤其是三个月平定赖文政之乱，一个月建成飞虎军等，正是辛弃疾军事才能的充分展现。然而这类勇略果敢之士，与宋朝历来宽忍文弱的官场之风是格格不入的。张端义的《贵耳集》就记载了当时两名重臣王淮与周必大对辛弃疾的看法：“王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工坚不肯。王问益工曰：‘幼安帅才，何不用之？’益工曰：‘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可见朝臣对辛弃疾的防范心理。再者辛弃疾生于北方，南渡归来，无任何根基，在南方人掌控的朝廷（有人做过统计，南宋宰相中南方人占了百分之九十），遭利益集团的猜忌和排挤也是不难想象的。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 “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不无担心的认为辛弃疾可能成为郭子仪、李光弼、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名臣良将，也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康熙皇帝则言：“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武，其功业悉止是哉？”细细数来，南宋用岳飞而后杀之、用韩世忠而后闲之、用辛弃疾而后罢之，能臣良将皆没，故宋室只能奸佞当道、苟安江南了。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辛稼轩不能成就郭、李之功，遂以词而垂名。
对辛弃疾家室和子女的考索，是辛弃疾生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辛弃疾全部600多首词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妻子。例如，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汉宫春·立春日》居于全部词作之首，这首词首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所言的“美人”，应即辛稼轩的夫人范氏。而此书的《增订三版题记》中也说：“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先已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又说，据此词“‘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又如辛弃疾有一首《定风波》词，题为“大醉归自葛园，家人有痛饮之戒，故书于壁”，下片是：“欲觅醉乡今古路，知处：温柔东畔白云西。起向绿窗高处看，题遍；刘伶元自有贤妻。”此词作于退归带湖新居既久之后，沉酣于山水诗酒之时，而所涉及的那位把“绿窗”题遍的“贤妻”，当然也是指范氏而言，而且据此可以考定她竟是一位知书达理、颇具风趣和善解人意的女子。
稼轩词中，涉及其夫人的词作，当然不止上举的两首。又如辛稼轩还有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词，明显是其宦游思家的“寄内”词；其另一首《浣溪沙·寿内子》更是直接写给他的夫人的作品。稼轩其它诗词涉及这一题材的还有一些，而对于这些诗词作品的理解及写作背景的考释，则因对辛弃疾家室的分析不清，至今尚多歧义，未能有效解决。
由此看来，对辛弃疾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生平和家室作进一步地考察和探索，对于稼轩词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自清人辛启泰作《稼轩先生年谱》以来，虽然有兴趣研究辛弃疾生平的学者阵营亦颇为庞大，却因为数据的匮乏，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的人寥寥无几。辛启泰当清嘉庆之际，尚能见到传世的《铅山辛氏族谱》，本应有条件对此有清晰的记载，但他只是在《稼轩年谱》的《后记》中稍稍提到了辛稼轩九子之名，对稼轩的祖母、母亲、夫人、女儿，竟然没有写下一个字。我们今天可以明确地指出，辛启泰在利用《铅山辛氏族谱》的过程中，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而不加以充分利用，表明他确实不具备一个史学家的才识。
上世纪初以来，辛弃疾和他的稼轩词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仅编着《辛稼轩年谱》的学者就有陈思、梁启超、郑骞、邓广铭、蔡义江等多人。由于辛启泰所著《稼轩年谱》留给后人有用的资料太少，故此诸人的《年谱》，对辛弃疾生平事迹的研究遂依据其所占有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多寡做出各自的论证，因而使辛弃疾生平事迹异说纷纭，错误丛生，对辛弃疾的家室研究也就少有所获，以迄于今。《年谱》，曾受到多数辛弃疾研究者的好评，成为这一类著作的佼佼者。但是，今日看来，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辛弃疾家室的直接数据掌握的不多。不过，还是在资据不足的情况下考出了辛弃疾的妻子范氏，并对范氏的家世情况有所考证。1997年，在增订《辛稼轩年谱》中借助1984年新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中《辛稼轩历仕始末》一文，以及宋刘宰《漫塘集》中《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实》、牟巘《陵阳集》中《书范雷卿家谱》等文，考定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京口娶妻范氏，为邢台范邦彦子美之女，如山南伯之女弟。邦彦父子亦绍兴辛巳岁相偕南下归正者”，并作按语说：“据牟氏文，知稼轩于南归后方婚娶，其事当即其南归之初。”这一论断，《辛稼轩年谱》的《增订题记》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增订三版题记》中，和在词集的若干有关词作注释中，以及在他晚年所写的论文中都一再重复提及这些观点。
2006年，江西抚州辛乾林把他收藏的一部《菱湖辛氏族谱》公开，这是一部辛弃疾家族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是在辛启泰利用《铅山辛氏族谱》撰写辛弃疾家世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上世纪80年代所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全名为《铅山鹅南辛氏宗谱》，是铅山紫溪西山的一支辛氏后裔编写的族谱，其中仅有关于辛弃疾的一篇《历仕始末》，却并无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宗谱》和辛弃疾在铅山的后裔的任何记载。这部《宗谱》还转载了几篇转引自《辜墩辛氏宗谱》的序跋。在发现这个《宗谱》时，对于所谓“辜墩辛氏”，当时既不清楚它的所在，也不知道由辛改为辜姓的辛氏后裔是否存在，所以，当时的学者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篇《稼轩历仕始末》对辛弃疾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上去了。至于辛弃疾家室的情况，那时尚无暇顾及。
辛弃疾次子辛秬的后裔编次的《菱湖辛氏族谱》。菱湖辛村位于抚州市以北数公里处，全村辛氏一族，人口有上千人。他们全都是辛秬的后代，由抚州东乡县的辜墩分迁出的辛氏族人。而这部《菱湖辛氏族谱》，就收录了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宗图》、《稼轩历仕始末》以及铅山、辜墩、菱湖及其余各地辛氏后裔的名录和小传，起自宋代，下迄近世。这些记载，据谱前的各序，知即原属《辜墩辛氏族谱》所载，惜辜墩谱于上世纪已毁，而八卷本的《菱湖辛氏族谱》却保存完整。通过此谱，得以看到清嘉庆间辛启泰曾见到的《铅山辛氏族谱》中有关辛弃疾先世及后裔的谱牒，得到了研究辛弃疾多年来追寻未见的资料。
辛弃疾所撰《济南辛氏宗图》，共《源流总图》和《密州位》、《京师位》、《郑州位》、《福州位》、《莱州位》、《东京位》、《东平位》、《济南位》和《期思位元元》十部分。其中《期思位》应即辛弃疾后裔所续补。而前九部分也有宋代之后续补的内容。其中的《济南位》，又称《陇西派下支分济南之图》，涉及辛弃疾及其夫人、子女则有如下记载：
第六世，幼安公，讳弃疾，行第一，号稼轩。宋绍兴十年庚申五月十一日卯时生。开禧丁卯年九月初十日卒。葬洋源。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
生子九：稹、秬、稏、穮、穰、穟、秸、袖、赣。女二：长 ，幼 。
这两段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辛弃疾手撰《宗图》的内容，而应当是其后裔的续补。但所记辛弃疾的生卒年月日时，以及葬地、夫人、子女的姓、名，则完全符合族谱的体例，可知其必然是宋代所撰族谱的原文，而为历来修谱者辗转传抄，流传至今的，其内容应当是极其珍贵而且应当是十分可靠的。
在《济南之图》之后，《族谱》又载《济南派下支分期思世系》，有关辛弃疾生平的记载，则大部分与《辛稼轩历仕始末》相同，惟在“开禧丁卯年九月初十日卒于正寝”之后，又有下列记载：
初室江阴赵氏，知南安军修之之女孙，卒于江阴，赠硕人。继室范氏，蜀公之孙女，封令人，赠硕人。公与范硕人俱葬本里鹅湖乡洋源，立庵名圆通。（见附图）
公生平出处、事迹详见《行状》、《年貌谱》。有《稼轩文集》行于世。生子九：长名稹，次名秬，三名稏，四名穮，五名穰，六名穟，七名秸，八名袖，幼名赣。女二，长名 ，次名 。
以上两部分记载，如辛弃疾坟庵名圆通，又如所提及的《行状》、《年貌谱》，其中《年貌谱》为何书，皆所未详。特别是其中辛弃疾夫人和女儿的记载，是这个《族谱》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也是前此从未见到的重要文献。它的重要姓，是让我们得知，在辛弃疾南渡娶妻范氏之前，他已经有了发妻赵氏。而在范氏之后，他又曾娶妻林氏。
《济南之图》已经记载：辛弃疾“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这表明，赵氏是辛弃疾的元配夫人，范氏为再娶，林氏为三娶。
有关辛弃疾赵氏夫人的记载，是辛弃疾家室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辛启泰在《稼轩年谱》中对辛弃疾的夫人避而不载，以至近代作年谱的人如梁启超、陈思等人的《辛稼轩年谱》也对此概付阙如。对于范氏何时入嫁，却又多年考而未得。《年谱》对这一个半个世纪未能解决的问题重又作了考证，据《历仕始末》中的辛弃疾“初寓京口”一语，联系到范氏之父兄之前南归，亦寓居京口的事实，断定范氏于绍兴末南归之初即嫁给了辛弃疾。虽有了这一新论断，却并不符合史实，由此推考出的一部分辛词的解释及编年，相应的也出现了论断过于匆遽而不能圆融的问题。
赵氏是辛弃疾的元配夫人，不仅《济南之图》和《期思世系》的记载确凿可信，而且在2006年，发现一块新近出土的碑石拓本，上面记载的是辛弃疾的孙子辛鞬的生平事迹。这篇题为《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的碑石（碑石高一四○厘米，宽八○厘米，志文二十四行，行三十五字，楷书，现已入藏铅山县博物馆），其最前面的一部分内容是：
先君讳鞬，字仲武，家世济南辛氏。自稼轩公仗义渡江，寓居信州铅山县之期思，因居焉。
曾祖文郁，故任中散大夫，妣太令人孙氏。祖弃疾，故任中奉大夫、龙图阁待制，累赠正议大夫，妣硕人赵氏、范氏。父稏，故任朝请大夫、直秘阁，赠中奉大夫，妣韩氏，赠令人。所生陈氏，封安人。
据知辛鞬是辛弃疾三子辛稏的长子，辛弃疾之孙，寓居铅山期思。而《圹志》明确记载：辛弃疾为其祖父，其祖妣即被封赠为硕人的赵氏和范氏。《圹志》没有提及辛弃疾三娶的林氏夫人，其中原因可能是：辛稏本是范氏夫人所生，故记述辛鞬身世事迹时仅及赵氏及范氏二夫人，却未及林氏。然而，仅此记载，也已证明，《菱湖辛氏族谱》中的《济南辛氏宗图》及《期思世系》所载辛弃疾家室的正确。
《辛鞬圹志》谓辛弃疾“妣硕人赵氏、范氏”，《菱湖辛氏族谱》谓辛弃疾“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而以赵氏为辛弃疾的元配，这是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得知的一个史实。《菱湖辛氏族谱》的《济南派下支分期思世系》于记述辛弃疾生平之后继载：“初室江阴赵氏，知南安军修之之女孙，卒于江阴，赠硕人。继室范氏，蜀公之孙女，封令人，赠硕人。”所载稍详。
对于赵氏，目前所知不多。因为限于体例，《圹志》不可能对赵氏的本末有更多记载。然而，通过《族谱》的记载得知，赵氏是寓居江阴的赵修之的女孙。赵修之知南安军，仅见于《族谱》，经查明嘉靖《南安府志》和清同治《南安府志》的郡守题名均无赵修之。再查《宋史·宗室世系表》，宋宗室名修之者为四人，其中三人书为“修之”，四人皆为魏王廷美五世孙，惟均未载其任何仕历及寓居地，故此我们无法得知赵修之何时为南安守，赵氏夫人为修之第几世女孙，也无法得到证实。但是，辛弃疾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捉获叛贼张安国返回南宋，宋廷仍授予其右承务郎，而改差江阴军签判。其何时赴任，据现存的几个《常州府志》或《江阴县志》，知辛弃疾于当年就到了签判任，于隆兴二年任满。辛弃疾于隆兴二年秋冬奏进《美芹十论》时应还在江阴签判任上，因此，《奏进札子》中有“官闲心定”语，即指其官江阴签判。
由此，断定他于绍兴三十二年夏赴江阴军，是不成问题的。江阴军本是其夫人赵氏所居地，可以想见，辛弃疾作为归正人首任江阴签判，必定和其夫人赵氏为江阴人有关。而且，还可以推知，当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初因耿京之命，“奉表归宋”之际，以及后来张安国叛降金人，辛弃疾“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的过程中，“曾率数千骑南归”，赵氏必即这数千骑中的一位。而赵氏后来卒于江阴，如果不在辛弃疾居官江阴时，也必然在他南渡之后不甚久远的时日内（或许在辛弃疾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之前）。赵氏生前，因辛弃疾官卑位微，不可能有封号，而其所赠的硕人，为妇人封号第三阶（妇人封号随夫、子的官阶而定，北宋末年确定妇人封号有九阶），这必然是在辛弃疾晚年任侍从官以后所赠予。至于赵氏何时而与辛弃疾成婚，显而易见应当在辛弃疾起义南归之前。而范氏，既然是辛弃疾再娶之妻，其为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女弟，《菱湖谱》的记载，可知范氏亦早于辛弃疾而病逝，故可得与赵氏同时赠为硕人。
辛弃疾的歌词作品中，其早年所作的《汉宫春》开头就有“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诸句，曾被考定这个“美人”为新婚的范夫人。但此时辛弃疾并未同范夫人结婚，因而此“美人”非赵氏莫属。而且，同时所作的《满江红·暮春》首句“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以及稍后所作的同调词“中秋寄远”，也同样与范氏无关，都是指他的江阴妻子赵氏而言（“中秋寄远”词如果是辛弃疾在广德军通判任上所作，必其时赵氏未能与其同赴通判任。“谁念监州，萧条官舍，烛摇秋扇坐中庭。……欹高枕梧桐听雨，如是天明”，稼轩这首《绿头鸭·七夕》词已证明他是一个人到广德任上的，因而“中秋寄远”之寄与赵夫人，则为最合理的解释）。
《菱湖辛氏族谱》之《济南之图》记载辛弃疾长子辛稹，行九一，字兆祥。辛弃疾次子辛秬，行九二，字广润。《济南派下支分期思世系》更详载云：九二公，讳秬，字广润，任抚州崇仁县尉。避难下至临川之广东乡七节桥九株松下，后见神山之胜概，有取曰辜墩，子侄遂定居焉。宋绍兴己卯年生，室熊，司马温公之女孙。
这段原文个别文字很可能有误。如辛秬元配既为熊氏，何以成司马温公女孙？或为“外孙”之误。然而《族谱》的这段记载却具有很大的考证价值。仅就辛秬生年而言，辛秬既生于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而此年辛弃疾才二十岁，尚未南渡归宋。因此，他之娶妻生子，尚还在他居留金国之时，而其长次子的生母，必即赵氏无疑。
辛弃疾有九个儿子，两个女儿，《族谱》上所提到的那个早夭的九子辛赣，其实并不是第九子，而应当是辛弃疾续娶的范夫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有一首《清平乐·为儿铁柱作》，词云：
灵皇醮罢，福禄都来也。试引鹓雏花树下，断了惊惊怕怕。从今日日聪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铁柱，无灾无难公卿。
《稼轩词编年笺注》中作注道：“铁柱，当是乳名，未详为稼轩第几子。”
稼轩诗集有《哭赣十五章》，其中有“汝方游浩荡，万里挟雄铁”之句，以诗意推测，辛赣必即此词中乳名铁柱者。嵩、赣、潭当皆为稼轩仕宦东南期间所得之子女。嵩应为淳熙三年（1176）于京西转运判官任上所生，赣应为淳熙五年（1178）于江西安抚任上所生，潭则应为淳熙六或七年（1179或1180）居官湖南时所生之女。淳熙八年稼轩退居上饶之后，以稼名轩，其子之名皆从“禾”字旁，唯赣早夭，或未及改也。又，稼轩有《题鹅湖壁》一诗：“昔年留此苦思归，为忆啼门玉雪儿。鸾鹄飞残梧竹冷，只今归兴却迟迟。”诗作于淳熙十五年冬春之间，亦为怀赣之作（以《哭赣》诗中有“玉雪色可爱，金石声更清”句与之相合）。据诗之语意，可以推知，辛赣之夭折，盖在淳熙十年之后，与写作数首“鹅湖归，病起作”之《鹧鸪天》词同时，其年龄不过五六岁也。
这里推考辛嵩为辛弃疾京西运判任上所生实为不得已，因为当时绝没有关于诸子的任何其他信息。到1995年出版《辛稼轩诗文笺注》时，我在《哭赣十五章》的注解中又进一步考证说：“‘挟雄铁’即寓‘铁柱’之名，因知铁柱实即辛赣之乳名。八子名皆从禾，意即‘稼轩之子’。然稼轩退归上饶之前，诸子并以地方命名。辛潭似即淳熙六七年居官潭州所生。辛赣为其兄，必淳熙二三年稼轩任江西提刑时所生。江西提刑置司于赣州，故以命名。”把辛赣释为辛弃疾在江西提刑任上所生，较前之释为江西安抚使任上生更合理。我至今仍坚持这一看法。此注释又说，当诸子皆改名从禾后，“赣因早殇，未能从序列也。”辛启泰所著诸子，以及《菱湖谱》都以辛赣为第九子，行九九，乃后世不了解事实而误作的注释。
辛赣在诸子中实为第三，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内容。在《菱湖谱》中，辛弃疾第三子名稏，谱载其生年，为淳熙八年。辛赣生于淳熙二年或三年，此时其二兄辛秬已十六七岁了。辛秬与辛赣年龄相差这么大，说明二人并非同母所生，辛赣应当是赵氏夫人病逝后续娶的范氏夫人生的第一个子女，辛秬与辛赣是同父异母兄弟。正由于辛赣是范夫人所生第一子，以故夫妇钟爱异常，诗词中屡言及之，且于其早殇时，葬之以成人之礼，哭之有过情之哀（见稼轩诗《哭赣十五章》）。辛赣既生于淳熙改元之后，按照常理，若无特殊情况，范氏夫人之与辛弃疾的成婚，最早不能早于乾道末年。
辛赣就是铁柱，而《清平乐》词中的“潭妹嵩兄”，辛潭应即辛弃疾的长女辛，而辛嵩，就只能是赵氏所生的辛稹、辛秬兄弟中的一人。
再考辛弃疾在金国的行踪，其自七岁时随从祖父辛赞在河南亳州谯县为县令，其后转徙无常，曾宦游山东、河南各地。大概在绍兴二十八年前后，辛赞任开封府尹兼南京留守。辛弃疾既然跟随辛赞仕宦各地，绍兴二十九年辛赞正在开封府任上，辛秬的出生，就必然在开封府或其附近。这个辛秬，应当就是辛弃疾在《清平乐·为儿铁柱作》中的“嵩兄”。嵩山在河南府登封境内，距开封仅二百五十里。辛弃疾何事至河南府，望嵩山而生辛秬虽不可考，但自开封一带北上燕京，是辛弃疾在金国期间着重考察的一条北伐进军路线，他对开封、洛阳一带做过周密的实地考察，却是必有的事实。
由此可见，辛弃疾的长子和次子既都生于金国，则其母亲必然就是那位籍贯在江阴军的宗室之女赵氏夫人。辛弃疾迎娶赵氏的时间，应当在绍兴二十七年前（假定辛稹生于此年），即辛弃疾十八岁之前。这个结论的产生跟着便产生一个疑问，即生活在北方的辛弃疾是如何能够与籍贯在长江以南江阴军的赵氏相结合的？目前尚不能给以回答。辛弃疾少年时期的经历充满太多传奇色采，他在北方驻足之地最接近南宋边境是海州，辛赞曾任海州刺史。但无法考出赵夫人为何事到了北方。其中的奥秘，可以留给文学家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对于范氏夫人已知其为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因宋人刘宰有一篇《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述》载云：
公讳如山，字南伯，邢台人。……父讳邦彦，……宣政间入太学，其后陷虏，……念惟仕可以行志，乃举进士。以蔡近边，求为新息令。辛巳岁，率豪杰开蔡城以迎王师，因尽室而南。公幼力学，……女弟归稼轩先生辛公弃疾。辛与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
辛弃疾何时续娶范氏夫人，即可从此文中所言辛弃疾与范如山“相得甚”一语论证得知。据稼轩词集所载，辛范二人的交往，乃自乾道末年开始。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是年，范如山到建康府，辛弃疾有《西江月·为范南伯寿》词，全词云：
秀骨青松不老，新词玉佩相磨。灵槎准拟泛银河，剩摘天星几个（南伯去年生子）。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金印明年斗大。
查辛弃疾乾道八年（1172）知滁州，创奠枕楼于州市。而驻春亭，邓广铭先生的笺注称“未详，疑亦滁州之一亭也”。其实非是。遍查滁州地方志，无此亭名。据我考证，驻春亭应即建康府知府衙内钟山楼左边的四亭之一，因其周围种植芍药，故曰“驻春”[10]。此词作于建康府，即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任江东路安抚司参议官之时，江东安抚司治所在建康府。《稼轩词编年笺注》编置于乾道八年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必范如山前此曾在滁州与辛弃疾相识，再访辛弃疾于建康府，遂以女弟嫁辛弃疾。由此可以推知，辛弃疾再娶范氏，不在乾道末年，自须在淳熙改元以后，非其南渡之初，而范氏所生第一子铁柱生于淳熙二年或三年，也就完全符合情理了。
文献记载若是，但在《菱湖辛氏族谱》的《期思世系》中，却载为：“继室范氏，蜀公之女孙，封令人，赠硕人。公与范硕人俱葬本里鹅湖乡洋源，立庵名圆通。”
查《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述》，范如山“曾祖讳存”，“祖讳清臣”，未云更早的世系。而据《期思世系》，所谓范蜀公应即范镇，字景仁，成都人，宋神宗时以户部侍郎郎致仕，哲宗立，召不起，累封蜀郡公。据苏轼《东坡集》卷八八《范景仁墓志铭》，范镇五子：燕孙、百揆、百嘉、百岁、百虑；十孙，皆以“祖”字为序排列，无名“存”或“清臣”者，两者既不能合，不知《族谱》所云“范蜀公女孙”是否有误。
范氏夫人之卒年，《期思世系》的“封令人，赠硕人”与“葬本里鹅湖乡洋源”数语极为重要。首先，范氏曾在辛弃疾生前被封令人，其卒后，再赠硕人，并且是与赵氏同时所赠。据此信息，疑范氏亦在辛弃疾在世时病卒。范氏“葬本里鹅湖乡洋源”，洋源即阳原山，为辛弃疾葬地，知范氏与辛弃疾同葬一地。此地今在铅山县陈家寨，旧志又称其地为崩洪，见载于同治《铅山县志》卷首的地图中。《县志》卷三载鹅湖山脉亦有“由梧桐湾过沙阪，绕石塘，达崩洪”语，小注谓“紫溪、汪家源、黄柏坑诸水出紫溪十都，由左而会”，可知崩洪在期思之左，而石塘镇在期思东南五里。但《县志》卷三○《杂类佚事》却载：“辛稼轩卜地建居，形家以崩洪、芙蓉洲示曰：‘二地皆吉，但崩洪发甚速，不及蓉洲悠久耳。’辛取崩洪。形者曰：‘贪了崩洪，失却芙蓉，五百年后，只见芙蓉，不见崩洪。’后其言果验。《耳闻录》。”这条记事是铅山修志者历代相传的，但其中说辛弃疾选择崩洪是为了“卜地建居”，似乎期思的辛弃疾旧居应即文中所说的“崩洪”，显然是错误的。辛弃疾在期思的居址，虽依山傍水，却不能称作崩洪。盖据《永乐大典》卷14220地字韵引《李淳风小卷》、《地理十全》的《十大崩洪图》等地理书，葬地称为崩洪者，大体为两山夹一水之谓，这正符合阳原墓地的地形特点。总之，风水地理家只称墓地为崩洪，未有卜居住宅于崩洪者。因此，极有可能当庆元二年（1196）因上饶带湖的雪楼被焚，被迫移居铅山期思及瓢泉新居时，范氏夫人适卒，故辛弃疾于移居期思新居的同时，选择了崩洪为葬地。如果这一推论正确，范夫人必然是在带湖焚毁之同时或前后病逝。
辛弃疾何时另娶林氏，因没有任何记载，只能从辛弃疾诸子的年龄上入手，进行判断。考《期思世系》，辛弃疾第三子辛稏生于淳熙八年（1181），他是范氏所生绝无问题。然而，自辛稏以下至第八子辛袖，只有辛袖在《期思世系》中有生年记载，即其生于开禧元年（1205）。辛袖既生于范夫人卒后第十年，他是辛弃疾三娶的林夫人所生，也是可以认定的。假若辛弃疾三娶林氏在庆元二年以后，则很可能辛弃疾的第五子辛穰、第六子辛穟、第七子辛秸都应是林氏所生。辛穟、辛秸都应出生在嘉泰间。
对于林氏，由于《菱湖谱》的《济南之图》仅有“三室林氏”一语，而《期思世系》载至范氏而止，《辛鞬圹志》亦仅载赵氏、范氏，未及林氏，所以对林氏的出处我们一无所知。既不知其来历，亦不知其生卒时间。据我们的了解，林氏是铅山的一大姓。辛弃疾的诗词中仅有一首题为《林贵文买牡丹至彭村偶题》的七绝诗涉及林姓人物，诗云：
宝刀和雨剪流霞，送到彭村刺史家。闻道名园春已过，千金还买暨家花。
彭村，今地仍存，同治《铅山县志》卷七谓高山庵在县东三十五里彭村，亦即在期思东南十里，与石塘镇相近。而暨为姓，《期思世系》载辛弃疾第六子辛穟没葬紫溪暨家。紫溪亦在期思之东南，可知林氏亦必居住于铅山东南，不知林贵文与辛弃疾的林氏夫人有关联否。
元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卷三记载的辛弃疾去世后，其儿子与母亲在赵方制置使幕下任职，赵方为报答辛弃疾生前的知遇之恩，最终为辛弃疾之子经营到七张荐举状纸一事，所记时地俱无误，应当属于记实可信。其文有云：
辛死，其子遇赵作荆湖制置，适在幕下。佥属谓赵以乃父曩畴之故，赐以提携，不料待之反严，无时程督，几不能堪，至与其母对泣。幸三年官满，辞赵告归。赵曰：“且可留一日。”即开宴，请其母夫人同来。樽前与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此不留心职业故尔。今已为经营到诸监司举纸七状皆足，并发入在省部讫，自即当奉少费，请直去改官。”辛母子方感谢无涯。
赵方是淳熙八年进士。淳熙七年，赵方在参加湖南解试时，以《礼记》亚榜卷受湖南帅辛弃疾的赏识，被取为第十七名。此见于《宋史·辛弃疾传》。其后登第，作尉于蒲圻，赴任访辛弃疾，又蒙辛弃疾赠送赆仪与荐书，多方提携。对此，前引《钱塘遗事》的前半部分有记载。而赵方为京湖制置使则在嘉定十年（1217），上距辛弃疾去世已十年。这位随子居赵方幕府中的母夫人，应当就是辛弃疾去世后还在世的林氏夫人，应无可疑，而其子则以辛弃疾第五子辛穰的可能性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