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越剧源流】
越剧，有第二京剧之称 ，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 ，有观点认为是“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越剧擅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艺术流派纷呈，公认的就有十三大流派之多。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等广大南方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大部北方地区，鼎盛时期除西藏、广东、广西等少数省、自治区外，全国都有专业剧团存在。 越剧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越剧的前身是“落地唱书”，这是一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这种说唱，最初是由民间艺人金其炳创造的。金其炳是嵊县西乡马塘村人，原是个农民。
1852年（清咸丰二年），金其炳在田头晒谷场上唱几句新闻，每句的尾部都带有{工尺普}上的{四工合上尺}几个音，作为衬音拖腔。这种唱法，有点类似佛曲“宣卷”中每唱一两句就宣一声佛号“南无佛，南无弥陀佛”。不过，唱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佛无关，拖腔不能宣佛号，于是用上了{四工合上尺}。群众觉得曲调简洁流畅，灵活动听，便纷纷向金其炳学，不少人还正正经经地拜他为师。金其炳教出的一些徒弟，日后都成为有名的唱书艺人。这种曲调，就称为{四工唱书调}。 唱书，起农民的一种自娱性的形式，劳动之后，用唱书来进行娱乐，称为“田头唱书”。
1860年前后，自娱性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政府由于加紧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加重了田赋捐税，农民生活更加困苦，各破产的贫农为了谋生，开始用唱书作为弥补经济的手段。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清明播种之前，是一段农闲时期，会唱书的农民纷纷外出，从本县渐渐流入附近的东阳、义乌、桐庐一带。唱的内容一是小段，多是吉利话，当地叫“彩话”，譬如到了一家商店门口就唱“南货老板发大财，金银财宝滚进来”之类；一是农村生活中的小故事，如《蚕姑娘》，唱姐妹二人在养蚕中的乐趣，《绣荷包》，唱美多娇和赵文目标热恋。后来，唱书艺人丢掉了旱烟袋，改用毛竹做起的尺板和毛竹做的笃鼓来伴奏，又从一人单独唱发展两个人搭档，主唱者拿尺板，称上档，帮唱者拿笃鼓，称下档，这个时期，称为“沿门唱书”。“沿门唱书”主要是在农村里，几年之后，民间艺人逐渐进入城镇茶楼，并且与茶楼订好合同，有了相对稳定的演唱地点。
这时“沿门唱书”便发展为 “落地唱书”。演唱的形式也相应地起了变化：主唱者前面放着一个案桌，边说唱边用手一些简单的动作，帮腔的人在案桌旁边，以尺板、笃鼓伴奏，并和以尾腔。由于听众成分变成城镇居民，而且不只是一家一户，演唱的内容如仍是一些通俗的小段便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于是增加了一些反映古代的生活的大书，包括才华佳人的爱情故事和帝王相处理军国大事的故事，俗称“武书”。当时有“文书走田庄，武书进茶坊”的说法。演唱长篇高，帮腔呆板，比较单调。艺人们在实践中寻求新的曲调。
1889年，艺人金艺堂在余杭县葫芦桥茶楼唱书。唱书之余，他还要修鞋子。一次，他修鞋时听到“湖州三跳”艺人卖唱，曲调比较舒缓，帮腔也较灵活，就耐心地听，偷偷地学，把“湖州三跳”的长处吸收过来，融化进{四工唱书调}之中，部帮腔用“呤吓呤呤吓”，所以称{呤吓调}。由于这种曲调吸收了“湖州三跳”的成分，所以艺人们又称之为“湖调”。这种曲调，唱长篇书目比较灵活多变，适应性和表现力也较强。嵊县的艺人以剡溪为界，分为南、北两派，虽然共同奉金其炳为祖师，但演唱风格各有不同。
{呤吓调}在实践中也发展成{呤吓南调} 和 {呤吓北调}。{南调}比较粗犷激昂、爽郎明快，旋律进行多跳跃跌宕，书目多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戏曲中翻来，如《乌金记》、《桂花亭》等。{北调}则比较委婉舒缓，发音讲究音准确和口形变化，板式和曲调吸收了多方面的长处，比较丰富，变化较多，曲目则主要从“传书”如《珍珠塔》、《七美图》、《倭袍》等中翻编。到二十世纪初，演唱形式又有了发展：演唱时，主唱者先拍净木，念定场诗；唱书不但伴以身段动作，还根据故事中人物的身分区别出生、旦、净、末、丑五色嗓音。伴唱的人除帮腔外，还插入简短的对白；位奏也增加了“三跳板”。这时，称为“台里书”或“走台书”。以“田头唱书”到“沿门唱书”“落地唱书”，直到“走台书”，曲调逐渐丰富，表演成分增加，戏剧色彩日益浓厚，为越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1906年，嵊县的一批南派艺人在于潜县腊瓶村附近的茶楼唱书。当地的群众说：“你们又会做身段，又能分五色嗓音，何不上台演演看！”艺人们答应试试看。群众在腊瓶五村的晒谷场上用稻桶、门板搭起了露天舞台，并主动借给他们竹布衫裙和女人用的脂粉，让们们“清水打扮”起来。第一天演出的是《十件头》、《倪凤扇茶》演员有钱景松、李世泉；第二天演出了《赖婚记》、《绣荷包》又加 入了袁福生、高炳火、李茂正、金世根。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余杭唱书的北派艺人那里。他们有四个班共九个人，住在一户陈姓人家。年纪最轻的的马潮水提出也演演戏试试看，被师父打了一个耳光。但是，陈家也劝他们演，别的艺人也有兴趣，于是便分派角色，会聚串戏，演出了《珍珠塔》。
那时的唱书艺人，几乎都是半农半艺。清明节到了，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种田。曾在于潜县腊瓶五村演出的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等回到故乡嵊县东王村，讲起在外面演出的情况，当地群众觉得很新鲜，纷纷要求他们在本村演出。三月初三清明节这天晚上，大家在东王村的香火堂门前搭起一个台，从本村人家借了服装。有位新结婚的媳妇还拿出自己的嫁衣。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袁福生、要茂曾、倪生标、何有兴等七位艺人演出了《十件头》、《双金花》。
第一天演完，群众兴高采烈，第二天仍要他们演出。“嵊县人自己能演戏了！”这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演出时，周围各村有许多人赶到东王村观看。香火常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接着，临近的东山村、沈家村都请他们去演戏。演了两天之后，东王村又让他们回来在本村再演。然而，就在这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三，四里路。甘霖镇又叫“两头门”，在嵊县算得上一个大镇。镇上有个大恶霸，叫万金焕，担任团练，控制着一支地主武装。他手下有十八个都是凶恶的流氓打手，在这一带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他听东王村有人竟然自己演起戏来，事先又不向自己投帖子送礼，扬言要给东王村一点厉害看看。然而，东王村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演戏犯了什么罪？”艺人们从沈村回到东王村后，还要不要演？照样演。可是，对恶霸万金焕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时，东王村有个叫李海法的站了出来。李海法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到绍兴，杭州等地方走动，接触过“同盟会”、“光复会”的人士，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很有正义感，算得上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士绅。万金焕之流背后骂他是 “乌带党”，但见他与上面官府有来往，也不得不惧他三分。
李海法因事外出，没有看到香火堂的第一次演出；不过，他回家后，听女儿讲了演出的详细情况，又听说“两头门”的恶霸要来逞凶，便和村里人商议，做好准备。村里的群众早不对万金焕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这次要和万金焕决一高低。那晚演出前，东王村的所有进出口都封了，只留下李海法守着其中一个出口，他准备万一有村民受到袭击，他便抬着棺材到县里去打官司。万金焕从探子得到消息，见东王村已经做好准备，又不好得罪李海法，只好罢休。东王村香火堂演出又开始了，气氛虽然有点紧张，观众情绪却格外热烈。为了与“绍兴大班”相区别，有人提议管这种戏叫“小歌班”。由于伴奏只是尺板、笃鼓，发出“的的笃笃”的声响，所以后来人们又称之为“的笃班”。
1906年3月27日，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由落地唱书艺人袁福生、李茂正、高炳火、李世泉等借用四只稻桶垫底，铺上门板，以舞台形式演出小戏《十件头》、《倪凤煽茶》和大戏《双金花》（后半本），这是中国越剧第一次登台试演，越剧从此诞生，该日被称为越剧诞生日
“的笃班”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霜冻雪打，险些天折。然而，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尽管受到摧残，依然顽固地生长起来。自从东山王村演出以后，唱书艺人纷纷登台。接着，在嵊县剡溪南北两岸又办起了许多科班，专门培养“的笃班”演员。第二年已进入县城，以后又逐渐向新昌、诸暨、绍兴、上虞、东阳等地发展。演出的剧目有《赖婚记》、《珍珠塔》、《乌金记》、《金龙图》、《双金花》、《金凤姑娘磨豆腐》、《拣茶叶》、《绣荷包》等。
1910年，钱景松、俞柏松戏班首次进入杭州，在拱墅桥荣华戏院演出。这个时期，都是男演员。有些年轻人问：为什么越剧起初全是男演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小歌班”刚从说唱形式演变为戏剧形式，第一代“小歌班”演员几乎都是唱书艺人，在他们当了演员之后，有时仍然还要以唱书谋生。那时，封建思想还很农厚，女子是不能随便出门抛头露面的，当然更谈不上唱书演戏了。
男班艺人在绍兴和杭嘉湖一还流动演出，受尽了压迫。官府和财入们看不起出不 承认“小歌班”，把它诬为“淫戏”，不准演出。1913年，马潮水与费彩棠、裘水根等艺人组织了“醒世社”科班，在诸暨县碑头草搭桥演出《双金花》、《黄金 印》，当地警察分所的所长带领警察去捉人，把行头（即戏装）烧掉，还让唱小旦的宋贤卿打扮成何兰英，在诸暨县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这是多么大的侮辱！群众非常同情艺人，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不服，便自发地组织起把警察所砸掉了。马潮水等人逃到乡下，只好仍以唱书为生。
以后，他们在新登县、余杭县演出，又先后被抓入监牢。1916年，他们在嵊县三界镇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演出，又一次被警察捉去。警察所长审问时说：“你们什么事不好做？为何要做“小歌班”？马潮水回答：“做戏是劝人行善，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人在世界上有三劝：一是硬劝，用王法，做了坏事打、关、杀；二是善劝，宣卷呼素劝人行善；三是花劝，台上做出好坏，善恶分明，坏人传骂名于人间，好人流芳百世。”。警察所长听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要把他押到县里。马潮水这番话，说明艺人们敢于藐视王法，有正义感，他们演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乐，而是有劝人行善、惩恶扬善的愿望的。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很朦胧，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苛求艺人们的。象马潮水等被捉、被关、被侮辱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但是，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因遭受迫害、打击而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谋求“小歌班”更大的发展而挣扎着。
“小歌班”出世后在浙江活动了十年，这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了。绍兴、嵊县有一些到上第做生意，就想把“小歌班”介绍到上海。艺人们当然也希望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开局面。1917年（即民国六年）四月，由新昌县梅赫地方的杨少卿老板介绍，第一批艺人首次到达上海。他们在嵊县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中集中，由一个名叫小金黄的人带领先到宁波，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的新舞台演出。演员有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费彩棠等约二十人。由郑小火任派场师父（相当于现在的导演舞台监督），由俞传皓专门接调（管内外联系）。十六铺在上海老城边上，是水路运输的集散地，比较繁华。不过，“小歌班”当时演出 的“新 舞台”，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京剧演夏月润、夏月珊演新戏的那家“新舞台”，而是一座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草棚。
第一夜演出的剧目是《碧玉带》、由袁生木演王宝，袁开山演刘文英，俞柏松演陆青莲，谢大炮演包公。接着又演《七美图》、《白玉带》、《失金钗》、《七星剑》、《蛟龙扇》等戏，哈哈大笑，觉得太简单、太粗糙了。因为艺人们到上海演出还保持着在乡下演出时的风格，伴奏没有丝弦，只用尺板和笃鼓敲出单调的声响；遇到饮酒、过场这些需要伴奏音乐配合的地方，只好用人的嘴吹出“梅花”之类曲牌；演武戏时，也没有锣鼓，只是借来一只大鼓，用手而不是用鼓槌敲出锣鼓点子，这比在乡下稍进了一步—在乡下是用手敲桌子来代替锣鼓。另外，人声帮腔唱“呤吓调”，观众也很不习惯，至于身段动作，就与京戏、绍兴大班等不能比了。这样演了两个月，观众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班子只好散掉，演员回到浙江。观众谈起这种戏来，称之为“的笃戏”或“的笃班”，最初多少也含有轻蔑的意思。
“的笃班”第一次进上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艺人们并不灰心。1918年，由老板俞基春包班，有两班艺人第二次进上海，在观音阁码头锦花园戏院演出。一班是北乡的魏梅朵、马阿顺、张云标等，唱“呤吓北调”；一班是南乡的白玉梅、王永春、俞柏松、马潮水等，唱“呤吓南调”。南乡艺人不久并入北班。然而，还是打不开局面。于是，“的笃班”只好与绍兴大班同台合演，大班在前，“的笃班”在后。演了一陈子，又只好回乡。不过，在与绍兴大班合演时，“的笃班”艺人学了不少东西。
1919年，由老板王金水、俞基春和周鉅成介绍，“的笃班”第三次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北公益里华兴戏院演出。演员有白玉梅、王永春、马潮水、费彩棠等。演员们这时已经很注意从京戏、绍兴大班中学习。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本领，所以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很起劲。在表演上，他们也向京戏学了开打动作，还用了打击乐。不过，这次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敢于吸收，但还不善于融化，学别人的东西只照搬过来。结果，这里象京戏，那里象绍兴大班，自己的特色却不鲜明。因此，仍然得不到观众的承认。三次失败，艺人们仍不泄气。白玉梅离开上海前就拉着一个常来看戏的同乡的手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一定要想法在上海站住脚跟！”
1920年，白玉梅、王永春、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张子范等四十余名艺人，第四次进上海，在海宁路天宝里明星第一戏院演出。这次终于打响了。为什么这次会赢得观众的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带来了有自己特点的剧目。第一出戏是《碧玉簪》，第二出是《琵琶记》，第三出是《梁祝哀史》。接着又请了游龙生编了《孟丽君》，请陈叔谋编了《弥勒佛》。这些戏有头有尾，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很快便受到观众的欢迎。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封建的新思潮方兴未艾，这几出戏，尤其是《梁祝》、《碧玉簪》、《琵琶记》，尽管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不少糟粕，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遭遇和不幸命运，适应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妇女们反封建的要求。王永春、白玉梅等对这几出“骨子老戏”进行了加工，使情节、语言更加生动丰富，因而赢得了观众。戏班第四次进上海以后，营业日益兴旺。老板周灵芝和关之羽合股，把华兴戏院翻造为“升平歌舞台”。
周灵芝是嵊县开元人，从家乡找来周绍堂、周小灿、周林芳等三位琴师，再加上演员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共六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对音乐进行了改革，共同研究唱腔和配乐。他们觉得演小旦的唱男腔总不太雅，就打算改用高腔，唱小嗓，但是除魏梅朵之外，其他唱旦角的都学不会。他们又在唱帮腔时加上一把板胡，拉的是[反二黄]以“1”、“5”两音定弦，这在绍兴大班中 称[正宫腔]，简称[正调]。[正调]就成为“的笃班”的音乐进入亲阶段的标志。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云掉帮腔，改为过门，前面加引子；又改为清唱一句加一句过门。
到1921年，大家觉得胡的声音太响、太粗、就改用平胡，而且连唱腔也一起伴奏。这样就比原来文气多了。乐器中又加了一个“斗子”（又名“金刚腿”），乐队仍然是三个人，一个掌尺板带小锣，一个拉平胡兼吹唢呐，一个掌“斗子”兼敲鼓。贡调和板式也有所丰富，增加了[还阳调]、[清板]和从绍兴大班中吸收过来的[倒板]和[快板]。这一年，“的笃班”改称为“绍兴文戏”，开始在上海站住脚跟。
1923年，“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便与王永春、俞传海、马潮水等签订合同，请他们去演出。在“大世界”这个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有各种不同的剧种在演出，“绍兴文戏”进来之后，即增多了向其他剧种学习的机会，又能在竞争中得到提高，扩大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绍兴文戏”得到上海观众的承认。得到上海观众承认，并不等于从些便一帆风顺了。“绍兴文戏”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剧种，仍然被以正统自居的人看不起，长期被当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艺人们依然没有摆脱受侮辱、受迫害的地位。
警察、流氓曾不止一次借故将王永春、马潮水等捉住，敲诈勒索一笔钱再放出来。军阀孙传芳和卢水永祥开战时，还抓三十多个演员，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替死。
环境虽然艰苦，男班艺人们却闭住一口气，在艺术上更加上进。一部分演员，如白玉梅与王永春、魏梅朵与张云标这两对搭档，老生中的马潮水、童正春等，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男班四进上海，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5年9月17日，在小世界游乐场演出的“的笃班”，首次在《申报》广告上称为“越剧”。
1928年1月起，女班蜂拥来沪。至1941年下半年增至36个。女子越剧的著名演员几乎都荟萃于上海。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男班因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1929年，嵊县办第二个女班，之后续有举办。
1931年底开始，一些女演员如王杏花、陈苗仙、吕福珠以及“东安舞台”“四季春班”等先后来沪，但仍为男女混合演出。女子越剧在上海立足后，为适应环境和观众需求，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从业者进行了变革，称为“改良文戏”。各剧团、班社竞相编演新剧目。
自1928年至1932年的4年间，编演新剧目逾400个，剧目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种多样，编剧多半曾从事过“文明戏”，剧目一般采用幕表制，当时主要编剧有樊篱、闻钟、胡知非、陶贤、刘涛等。剧目内容的多样化引起演出形式相应的变化，出现向兄弟剧种学习的趋势。当时有的学海派京剧，如商芳臣曾搬演周信芳的名剧《明末遗恨》；有的学申曲，如施银花、屠杏花移植上演西装旗袍戏《雷雨》；有的则学电影、话剧，如姚水娟演《蒋老五殉情记》《大家庭》，采用写实布景，人力车上台。在经营方式方面破除了封建性陈规，实行经理制，统一掌管前后台。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旦角为“三花一娟一桂”，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小生为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青年演员如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都已崭露头角。
1938年起，多数戏班、剧团称“越剧”。但各戏报上的称谓依旧不统一，记者与投稿者经常各用各的。
1939年，《大公报》记者樊迪民，兼为姚水娟之“越吟舞台”的编导，受李白《越女词》之启发，兼考虑绍兴是越王勾践生聚教训击败吴国的复兴基地，而越剧发源地嵊县是绍属之一，又受越剧名伶姚水娟“我就是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之豪言触动，遂给茹伯勋编的《戏剧报》写稿，刊出正名为“越剧”的动机和意义的文章，告诸观众。 自此以后，各报“女子文戏”的广告陆续改称为“越剧”，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统一称为“越剧”。
因越剧早期曾用”绍兴戏剧“、”绍兴文戏“为名，故有将越剧称为“绍兴戏”的说法，实是因当时无“越剧”之名而借用“绍兴戏”之称，但“越剧”实际上并非“绍兴戏”。然因讹传讹，越剧剧名的翻译中也有了“Shaoxing Opera”一词。但正规表述，对“越剧”剧名的翻译，应是“Yue Opera”（亦有翻译成“YueJu Opera”者），此称谓已被越剧专业书籍及官方文档广泛应用，亦被报刊媒体所接收并使用，而当日误翻之“Shaoxing Opera”则成为了一个历史。
1942年10月，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在大来剧场开始改革。前两年陆续聘请编导有于吟（姚鲁丁）、韩义、蓝明（流）、萧章、吕仲、南薇、徐进等，多为年轻的业余话剧工作者。他们把进行改革的越剧称为“新越剧”。
1944年9月，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戏院进行改革。此后，上海主要越剧团都投入“新越剧”的行列，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新剧目内容比过去有较大变化。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们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
1943年11月，演《香妃》时，袁雪芬与琴师周宝财合作，使之前就有的2.5定弦之唱法更为规范，并由此开始使尺调腔形成若干板类，有整有散，有快有慢，后又发展了各类板腔的反调腔，使越剧唱腔不仅在板式结构上得到完善，在唱腔曲调上亦增强了抒情性和戏剧性，并且扩大了表现力和可塑性。
【解放后发展与辉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范瑞娟提议上海越剧界向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8月10日~9月中旬，在大众剧场举行联合大义演。参演剧目有《杏花村》《梁祝哀史》及传统剧折子戏等。越剧老一辈艺术家将演出所得的17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志愿军空军部，使得名为“越剧号—鲁迅战斗机”由此诞生。
1951年3月，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在此期间，上海的三十几个、浙江的七十几个专业越剧团，也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人、改戏、改制的工作。当年国庆节，范瑞娟在北京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同时为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全国政协开会时，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范瑞娟并谈话。上海越剧界此举受到上海市文艺界抗美援朝支会致函表扬。
1953年4月24日，徐玉兰、王文娟所在的总政越剧团跨过鸭绿江来到抗美援朝志愿军中。先后在64军、36军、34军慰问演出，又在板门店协助战俘遣返工作。在完成使命即将回国时,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授予徐玉兰、王文娟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总部给徐玉兰、王文娟各记二等功一次。
1953年底拍竣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一时，在香港创造了票房记录；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此片被周恩来多次用来招待各国政要和记者 ，被赞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国际舆论对红色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怀疑由此冰释。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亦源出自越剧唱腔。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扩大了越剧在国内外的影响，捧红了一个剧种。
1954年正式建立浙江省越剧团
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发挥了国家剧院示范作用。此外，一批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如“芳华”“云华”“合作”“少壮”等也很活跃，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1960年5月，上海越剧院作曲项管森于写《越剧唱腔研究》一稿，稿中对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陆锦花等6人（尹桂芳已调去福建而未列入）的唱腔特点作了分析，称之为“流派”。1962年4月，该稿被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定为“戏曲音乐讲义”油印成册，并在同行中流传。之后浙江越剧团周大风则将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尹挂芳、戚雅仙等6人的唱腔，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写成《越剧流派唱腔》一稿，油印成册，后在198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2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摄制完成的电影《红楼梦》在80年前后取得2亿票房（那时票价也就2毛钱左右），12亿人次观看，可谓空前绝后 。自此，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传唱大江南北。
1964年，浙江的戏曲音乐专家——贺仁忠，芦炳容，周大风，陈献玉等，根据浙江著名演员自己独有的，又明显区于“上海六大流派”的唱腔风格，对外公布——浙江省有四大女小生越剧流派：即陈佩卿派、毛佩卿派、金宝花派、高爱娟派，以及周大风创立的，浙派越剧男女合演中基本男调。
20世纪50至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越剧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至60年代初，越剧已流布到二十多个省市，影响日益扩大。
【文革时陷入低潮】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越剧受到严重的摧残。一批著名演员、创作人员和管理干部，受到迫害，越剧被迫停演。
【文革后越剧复兴】
文革后，越剧得到复兴。1977年、1978年和1981年，越剧在线相继创作演出了男女合演的《忠魂曲》《三月春潮》《鲁迅在广州》，塑造了现代史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的形象。在文革中被迫解体的区级越剧团，也部分得到重建，恢复了艺术活动。
80年改革开放初，全国专业戏曲界首次恢复评奖制度，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84年前后，浙江越剧界掀起小百花热潮，上海越剧界的青年越剧演员在各种广播、电视大赛以及上海市青年演员会演等活动，也纷纷脱颖而出。越剧评论家李惠康于1990年3月9日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发表《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此文发表后，在上海、浙江、江苏乃至北京等戏曲界、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上海文化艺术报》为此特辟专栏，陆续选发来自各地的文稿展开讨论。沪、浙越剧界还为此联合举行大型研讨会，对越剧的新老交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越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艺术思想更加解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在创作演出上，题材、风格更加多样化，二度创作更致力于吸收现代艺术的成果，进行大胆的探索。
2006年3月27日上午，杭州召开中国越剧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由此正式拉开纪念越剧百年序幕。庆典活动还包括越剧百年纪念碑揭幕仪式暨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奠基仪式；中国越剧百年高峰论坛；精品剧目招待演出和部分优秀剧目展演；“越剧百年·越剧故乡行”系列活动；“越剧百年·经典越剧影片回放”活动；越剧百年·群众文化活动等。整个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份在绍兴举办的“中国越剧艺术节”。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等献演了经典剧目。
2006年5月20日，越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6年7月24日由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越女争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在上海逸夫舞台开赛。此赛事分上海、杭州、绍兴三大赛区。
【走向世界】
越剧在影响遍及全国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盛誉，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1953年摄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电影被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放映，扭转了当时西方世界盛行的“共产党不要文化”论。
1953年春，徐玉兰、王文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文工队，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子弟兵演出和做交换战俘的服务工作，获朝鲜劳动党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和志愿军司令部给予的二等军功章。
1955年6月19日，由上海越剧院组成的中国越剧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同年7月2日起，在柏林、德累斯顿等地演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观看了《西厢记》的演出，并上台接见演职员。7月24日，为驻德苏军演出。7月30日，离开柏林，赴苏联访问演出。中国越剧团在苏联明斯克、莫斯科演出。8月15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别尔乌辛等，观看了《梁祝》的演出，观后在剧场休息室接见了剧团的同志，伏罗希洛夫还亲手把一束束鲜花分送给被接见的剧团同志。9月9日，在莫斯科演毕《西厢记》后，苏联方面将“惊艳”一场摄成电影。9月10日，离开新西伯利亚回国。中国越剧团对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演出’进一步扩大了欧洲人认识中国戏剧丰富性的艺术视野。民主德国和苏联文艺界盛赞《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充满人民性”的“美妙的抒悄的诗篇”。
苏联戏剧评论家胡波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爱情的诗》评论文章，称赞中国越剧“能够抛弃许多过时的、陈腐的、使民族戏剧停滞的东西，而保存美好的、悠久的、贯穿着真正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文化的优秀的有活力的传统……在越剧中得到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发展”，并说《西厢记》“以真正的音乐性、美感……内在的旋律，令人人迷”。戏剧评论家卡巴列夫斯基在《真理报》写了《古老文化靑春》评论文章，赞扬越剧“善于把古典歌剧最丰富的悠久的传统同现代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爱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形式”。塔斯社一则消息中说观众称赞《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位德国作家在《晚报》上发表文章说，“人们虽不通语言，然而能懂得一切，它能在无法分割的一瞬间，使人们的心坎里感受无比的欢欣和无穷的悲愤，这是何等的艺术杰作……我见识了完美的艺术，它是那样的简洁而真实，如同人类心灵的镜子。”
1959年2月17日至4月3日，根据中越文化合作协议，由上海越剧院组建的中国越剧团赴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在河内、海防等9个省市演出28场，观众逾20万人次。
1959年、1961年上海越剧院分别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从60年代初开始，上海越剧院、卢湾越剧团、静安越剧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演出，受到港澳同胞热情欢迎。上海越剧院还曾赴新加坡、泰国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1960年12月23日至1961年1月26日，上海越剧院以上海越剧团的名义，首次赴香港演出。
1961年7月14日，由中共浙江省委主办，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在杭州饭店招待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总理陪同观看，观后会见了徐玉兰、王文娟。金日成主席当面邀请该剧访问朝鲜。8月17日，由上海市委外事处主办，上海越剧院徐玉兰主演的《打金枝》，在友谊电影院招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9月8日至10月18日，应金日成首相邀请，上海越剧院二团以“中国上海越剧团”名义，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朱光任团长，袁雪芬任副团长，章力挥任秘书长。其中《红楼梦》特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演出。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领导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以科兹洛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观看了演出。10月下旬，中国上海越剧团访朝演出归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团人员。又偕同齐燕铭、王昆仑，陪同剧团同志参观北京清朝恭王府遗址。刘少奇、周总理均看了汇报演出，并上台接见演职员，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底至1963年1月中旬，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上海越剧院徐玉兰、王文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朝鲜唱剧《红楼梦》的排练进行辅导。金日成在首相府接见徐平羽、徐玉兰、王文娟，并合影留念。
1964年10月7日，由上海市外事处主办，上海越剧院演出的《打金枝》（吕瑞英、陈少春等主演）和《母子会》（徐玉兰、周宝奎主演），在友谊电影院招待以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10日，上海越剧院二团97人参加了金山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吴琛、徐玉兰、王文娟等均参加，为时8个月。
20世纪50至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在浙江由于较早实行男女合演并侧重演现代戏，出现了一批优秀现代剧、近代剧，如《五姑娘》、《争儿记》、《山花烂熳》、《斗诗亭》、《杨立贝》、《血泪荡》、《金沙江畔》等。古装戏的创作、整理改编也为数不少，如《胭脂》、《泪洒相思地》、《灰阑记》、《庵堂认母》等。根据外国文艺改编的有《沈清传》。还移植改编了一批来自兄弟剧种与话剧的优秀剧目。其他省市如南京的《柳毅传书》、《南冠草》，武汉的《毛子佩闯宫》，天津的《云中落绣鞋》、《文成公主》，西安的《红梅阁》、《状元打更》等，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优秀剧目。
“文化大革命”后，剧目创作上有所开拓和创新，突破了戏曲不能表现领袖人物的禁区，上海越剧院、南京市越剧团以男女合演的形式，创作了具有探索性的现代剧《忠魂曲》、《三月春潮》、《报童之歌》、《鲁迅在广州》等剧目，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领袖和伟人的舞台人物形象。20世纪80、90年代，从中央到各省市，都频繁举行戏剧节、艺术节、调演、会演等戏剧活动，如浙江确立一年一次的创作年会，两年一次的戏剧节。在这些活动中设立了剧本创作奖以鼓励创作，同时一些编剧为振兴越剧辛勤耕耘，因而这时期新编剧目空前增加。如在浙江，古装戏有《五女拜寿》、《汉宫怨》、《唐伯虎落第》、《金殿拒婚》、《红丝错》、《西施断缆》、《梨花情》等；近代、现代戏有《小刀会》、《强者之歌》、《重婚记》、《巧凤》、《金凤与银燕》等。在上海有《汉文皇后》、《光绪皇帝》、《血染深宫》等历史剧；南京有古装剧《莫愁女》等。1997年始温州市“南戏新编系列工程”成效显著，《荆钗记》、《洗马桥》等一批名剧推向了社会。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还不断创作摄制了《秋瑾》、《天之骄女》、《汉武之恋》、《大义夫人》、《沙漠王子》等一批优秀越剧电视剧。
越剧流派包括剧目、唱、念、做等各种艺术因素，集中体现在所塑造的典型艺术形象中，其中，唱腔所具有的独创性最强，特点最突出，影响也最大，因此人们称之为流派唱腔。 然而，唱腔虽然重要，流派却并非仅指唱腔，更包含舞台表演艺术等多重内容。通常同一剧目不同流派演绎会有不同风采。
毕派：
毕派由毕春芳创立。毕春芳擅长演喜剧，她发声清脆且富有弹性，音域较宽，善于唱法的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她吸收了范派和尹派的唱腔精华，袁派的表演技巧，融汇贯通自成一格。
范派：
范派由范瑞娟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范瑞娟戏路较宽，她的嗓音实、声宏亮、中气足、音域宽、范瑞娟十一岁进“龙凤舞台”科班，先学花旦，后改学小生，由于刻苦用功，加上嗓音条件好，很早就显露艺术才华。1938年1月来上海后，广泛吸收各种艺术营养，勤学苦练，练就较为宽厚的音色。
在唱腔和表演上，她继承了越剧前辈小生竺素娥的朴实的风格，并博采众长，尤其是学习京剧马连良、高庆奎的运腔特色和唱腔因素，融化于自己唱腔之中。她能自如地运用丹田之气和头腔共鸣相结合的发声方法，中低音厚实，高音响亮有力，使唱腔凝重大方，富有阳刚之美。
演唱追求刚劲的男性美。她是[弦下腔]的创始人之一。范派的特点是朴素大方，咬字坚实，旋律起伏多变，带男性气质，阳刚之美。
傅派：
越剧花旦流派之一，由傅派由傅全香创立。其主要特点是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表演充沛，细腻有神，有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魅力。唱腔上借鉴了京剧程砚秋及昆曲,评弹的演唱方法,尖团音规范分明,真假嗓结合演唱,润腔华彩,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
金派：
金派是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创立的越剧旦角艺术流派。金采风是一位风采别具的性格演员，她的唱腔继承袁雪芬流派，并吸收了施银花、范瑞娟、傅全香等各家精华，音色圆润，味浓情挚，自成一格。她擅演大家闺秀，唱腔婉转回荡，吐字清晰，运气自然、富于韵味。
陆派：
陆派由陆锦花创立。她擅长扮演儒生、穷生、巾生。他的演唱不尚华丽、不喜雕琢、朴实清丽、自然流畅。
吕派：
吕派由吕瑞英创立。她的唱腔在质朴细腻、委婉深沉的袁派基础上，增加了其绚丽多彩、雍容花俏的唱腔。她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
戚派：
戚派是戚雅仙创立的越剧旦角流派。戚派唱腔善于通过特征音调的变化发展，赋予传统老戏特殊的色彩，比如《梁祝》和《白蛇传》是越剧的骨子老戏，大部分越剧演员都会唱，但戚派唱这两出戏由于特征音调贯穿其中既充分抒发了人物的感情，有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色彩。
戚派代表作有《血手印》中的王千金、《玉堂春》中的苏三、《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王老虎抢亲》中的王秀英等。
王派：
王派是王瑶卿创立的京剧旦角艺术流派，是清末以后传人最多、流布最广的旦行流派。王瑶卿是京剧花衫行当的创始人，他集前辈旦行艺术之大成，进行革新创造。
王文娟博采众长，追求创新，逐步形成了自然流畅、平易质朴、情意真切的风格。
开扩了旦行演员的新道路，促进了旦角与生角并驾齐驱的发展，成为京剧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从艺、授艺60年，世称王派。
徐派：
徐派又徐玉兰创立。她吸收了绍剧粗犷悲壮的特点，京剧刚健、坚实的技巧，又融合了越剧早期小生唱腔中朴实、淳厚的因素，形成了自己华彩俊逸，洒脱流畅，奔放高亢，感情炽热，曲调大起大落，跌宕明显的特点。
尹派：
尹派是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小生流派。尹桂芳扮相俊美，表演朴实，高雅脱俗。她继承了施银花、竺素娥的部分唱腔，组织曲调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唱腔醇厚隽永，洒脱深沉。她咬字清楚，听来优美舒展、明快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别具风格。她的表演朴实而不呆板，聪颖但不轻佻，潇洒而不漂浮，尹派的特点深沉隽永，缠绵柔和。
张派：
张派由张云霞创立。其唱腔的主要特点是：曲调细腻婉转，深情意浓；音色柔和甜润，韵味足。
袁派：
袁派由袁雪芬创立。在越剧唱腔艺术发展史上，袁雪芬是个重要的代表人物。1943年，她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尺调腔]，把越剧唱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越剧的所有流派都是在[尺调腔]基础上发展并丰富起来的。袁雪芬创立的“袁派”对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里派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袁派唱腔的风格是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
越剧流派唱腔由曲调和唱法两大部分组成，在曲调的组织上，各派都有与众不同的手法和技巧，通过旋律、节奏以及板眼的变化，形成各自的基本风格。特别是起调，落调，句间、句尾的拖腔，以及旋律上不断反复、变化的特征乐汇和惯用音调等，更是体现各流派唱腔艺术特点的核心和关键。在演唱方法上，则大都集中在唱字、唱声、唱情等方面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通过发声、音色以及润腔装饰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韵味美。有些细微之处，还包括着不少为曲谱难以包容，也无法详尽记录的特殊演唱形态，却更能体现各流派唱腔的不同色彩。
越剧流派的魅力在于艺术上的独创性和鲜明的个性，由于各艺术家的师承、条件、特长、情趣不同，即使同一个行当，演同一个剧目中的同一个人物，唱同一段唱腔，不同流派的艺术家也各有独创，使艺术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艺术处理各有特色。
比如，袁雪芬与傅全香在同一天进同一个科班，向同一个师傅学戏，都是旦角，但两人的嗓音不同，戏路不同。袁雪芬主要演青衣、闺门旦，傅全香主要是花旦。承传的来源不同，袁雪芬主要是受王杏花的影响，傅全香主要是受施银花的影响，以后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她们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塑造的祝英台形象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特色。袁派注重追求内在的美和性格的纯真，寓热情于含蓄之中，傅派则比较明朗活泼，表达感情的方式，尤其是唱腔有较大的起伏跌宕。
再如，尹桂芳和徐玉兰都演出《红楼梦》，都在戏中饰演贾宝玉。以《宝玉哭灵》这段唱为例，尹派深沉隽永，旋律多在中音区迂回。如泣如诉，有时旋律骤然上跳，如异峰突起，使人有九转回肠之感。徐派则高亢响亮，犹如满腔悲愤之情喷涌而出，唱腔旋律起伏很大，唱法上柔中寓刚，悲中含愤，吐字发声别具一格。正是由于两种流派各有独创性，艺术形象才各有生命。
越剧选段欣赏 : 【孟丽君】（YouTube链接无）
何赛飞，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中国大陆女演员，国家一级演员，越剧表演艺术家。
相信没多少人认识何赛飞，但如果看过《大宅门》的杨九红，或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扮演三姨太梅珊的演员，必定留下深刻印象，她就是何赛飞，因此角色而在影视界一举成名，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何赛飞苦练京剧，举手投足都透着京剧味，使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会是一位越剧演员。
何赛飞1982年考入浙江岱山越剧团，1983年调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985年毕业于浙江艺术学校戏曲表演专业，工青衣、闺门旦。师承张云霞唱腔，韵味浓郁。她扮相秀丽，表演深情，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著名演员，也是著名影视演员。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85年入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员、中国戏曲表演学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委员、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浙江省京昆联谊会理事。中国民盟盟员、浙江省第八届政协委员。
何赛飞演出别树一帜，她把张派融入京剧的唱腔，更加柔美婉转，声音更是具穿透力，论功力，绝对是中国目前前十位越剧艺术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