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原楚国)的伍子胥为了复仇攻破楚国首都，然后把杀父杀兄的仇人楚平王挖出来鞭尸三百，方才解恨，算是报了仇。与伍子胥同时代，又都是楚国老乡的屈原，在对待自己的主子时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屈原得不到楚王赏识时就只有绝望到投河自杀，感觉自己的生命没有其他的价值了。屈原这条命原是为楚王生的。
这两个人后来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屈原不但无人不知，而且数千年来，还用端午节吃粽子的方式来纪念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实，屈原心中哪里有什么国家的观念？他有的只是楚王的宠爱而已，对一个无道无德的楚王这样贪恋，其实也是病态，既说爱国，即便得不到楚王宠爱，也可为乡、为镇、为民做点实事。但是，奇怪，屈原的愚忠愚孝后来竟然被中国人选择了。也许这是中国人固有的忠孝观念必然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吧？
伍子胥却不同，楚王无道，杀伍家父兄，他就投奔吴国，忍辱偷生，一生立志报仇雪恨。你可以说他有负于忠，但他却无负于孝。
历史常常就是这样吊诡，屈原的愚忠愚孝得到千年来的大力表彰的同时，伍子胥报父兄之仇，就成了大恶的代名词。也许，伍子胥鞭尸是忌讳，被认为不够厚道。可笑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尊重，甚至崇拜尸体的癖好，认为死者为大，必须要对死者尊重 ! 反而却没有人反对死后要用成千上万的人来陪葬的制度。
历史上对伍子胥的评价，很少有指责伍子胥叛国的。大都对伍子胥抱有同情。而且还不仅仅同情伍子胥，简直认为伍子胥这样做，是非常忠诚的表现。
比如，陈轸说：“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比如，桓谭说：“忠臣高节，时有龙逢、比干、伍员、晁错之变。”
比如，范仲淹说：“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
比如，李贽说：“伍子胥绝孝纯忠，惊天震地，楚之烈也。”
伍子胥鞭尸到底有否实据 ? 苏州市职大吴文化研究所所长吴恩培教授认为，这一记录是历史的“层累”造成的，并非事实。古籍记载，伍子胥曾将楚平王“掘墓鞭尸”，这种过火的做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有人因此认为，伍子胥不值得纪念。
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最详细且最具权威性的《春秋》《左传》，都没有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任何记载；春秋末期的《吕氏春秋》，里面也只说他“鞭坟”而非“鞭尸”；以后的《淮南子》等古籍，写的依然是“鞭墓”“挞墓”；直到《史记》中才两次提到“鞭尸”，但还有一次提的是“鞭墓”。吴恩培由此认为，伍子胥“掘墓鞭尸”的说法是后来强加给他的，与《史记》成书时期复仇之风盛行的时代氛围有关。吴恩培说，楚平王残害伍子胥父兄，伍子胥鞭挞他的墓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有分寸的。
关于伍子胥经由云梦奔吴的“传说”，间或以“史着”亮相。这类作品，如果作为文学创作进入艺术领域，未尝不可；但作为“史着”则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有必要加以澄清。十年前，《伍子胥奔吴路在何方》一文发表，以“传说”称“史”者不绝如缕，使伍子胥其人其事及地方相关历史皆湮灭殆尽。
春秋晚期楚人伍子胥奔吴的行进路线，《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历史文献都有明确记载，两千多年来史家没有任何异议，伍子胥出逃之后，首先是去了宋国——因为楚国太子建在宋，这说明在开始的时候，伍子胥还并没有要从吴国借兵伐楚报仇的想法。然而云梦县地方史志却有另说，赫然记载着伍子胥经由云梦奔吴的“历史”，把伍子胥逃离楚国后辗转多国、跋涉数千里的奔吴路线，微缩到云梦城一带仅十多公里的路段，把伍子胥奔吴的真相全部掩盖了、歪曲了。
《伍子胥到此心安的心安寺》一文称：“战国时期……伍奢及长子伍尚被楚平王杀害，次子伍子胥投奔吴国。” 还有一篇史著称伍子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那么，伍子胥究竟是哪个历史时期的人呢？
《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载：“伍子胥（？——前484年）即伍员。春秋时楚国人，名员，字子胥。”
《辞源》（修订版）：“伍子胥 公元前？——前484年。名员，春秋楚人。”
《辞海》释伍子胥：“（？——前484年）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
电子版《中华辞海》：“伍子胥(?-前484)春秋时期吴国大夫。名员。”
以上所引工具书，都是国人公认的权威典籍，对伍子胥所处时代的记述，无一例外地称之为春秋时期人。
“春秋”作为时代名，是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春秋》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也有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结束年代的。此两说差别不大，相差只有5年。伍子胥生活的年代就正处在“春秋”的起迄年代之中，其生年虽不可考，但是他的卒年十分明显是在春秋时期之内。
《左传•哀公十一年》载：伍子胥向吴王夫差进言，说越国是心腹大患，必须灭亡越国。吴王夫差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知道吴国要走向灭亡，便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吴王夫差知道了这件事，等他出使齐国回来，便派人把属镂宝剑赐给伍子胥自杀。伍子胥自杀后，吴王夫差把他的尸体装在革囊里，抛入江中。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84年，如果按前说，“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就是说伍子胥死后8年，中国历史才进入战国时期；如果按后说，“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就是说伍子胥死后3年，中国历史才进入战国时期。这两说都证明伍子胥是春秋时期人，与战国无关。
如果抛开《左传》来查对战国的起始时间，则与伍子胥距离更远。《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这时伍子胥已死9年；林春浦《战国编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记载战国起于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这时伍子胥已死16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战国起于周考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时伍子胥已死81年。现在流行的战国起迄时间是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止于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历时254年。
以上所引数据证明，无论从哪一说，伍子胥均与战国时期没有关系。
史籍记载从他曾祖父伍参起，直至他的祖父伍举、父亲伍奢，以及他的胞兄伍尚和他本人，堪称一脉相承的忠诚耿介之士。说他们忠诚，是因为他们对楚国王室忠贞不渝；说他们耿介，是因为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楚王谏诤言。《左传•宣公十二年》载：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也是一个为了楚国利益不顾个人安危的诤臣。庄王即位以后，三年沉湎于淫逸之中，荒朝怠政，且下达命令说：“有敢谏者死无赦！”而伍举却冒死进谏。
《左传•昭公二年》载：楚国公子围出使郑国访问，伍举为副使，还没有走出国境，公子围听说楚王犯病，便返郢探视楚王，委托伍举作全权代表访郑。公子围回郢后发动了宫廷政变，勒死病中的楚王。派使者到郑国发讣告，伍举拦住使者，问如何向郑国说明继承人的问题。使者说：“继承人是我国大夫公子围。”伍举觉得大夫继承王位悖理，有伤楚国尊严，立即更正说：“继承人公子围，是共王的儿子，排行老大。”这一更正就合理合法了。
《国语•楚语上》载：楚灵王与伍举同登刚刚落成的气势宏大、装饰豪华美丽的章华台。灵王说“这个台美呀！”而伍举不仅没有随声附和，反而长篇大论地把建章华台批评了一通，说：“所谓美名，唯其施美德于远近，大小都获得安宁。如果搜刮民利以满足其私欲，使民利耗尽而不得安乐，民心叛离，其作恶就够严重了，哪里还需要用眼睛看呢？如果大王认为这台美丽，以为是做的正当事，楚国就危险了啊！”伍举的话虽然逆耳，但表达的是对国家、对国君的一片忠诚。伍举在从政活动中，十分注意维护楚国的尊严，但对楚王的过失却不留情面地直陈己见。
楚平王本人是一个典型的小人性格，所以，小人为王就宠小人，害贤臣。楚平王身边有一个奸猾的小人费无极，把楚国有贤德良才的人一个个离间出走，伍子胥就是其中之一例。楚平王还在当公子时，就与蔡国郹阳封人之女私奔，生太子建。平王即位后，任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太子建的太傅，费无极为少傅。费无极见太子建不相信他，便利用他到秦国为太子建娶亲之际，怂恿平王“父夺子爱”。费无极做贼心虚，害怕平王死后太子建即位报复他，又怂恿平王命太子建去驻守北部边境要塞城父。
此后，费无极又对平王说：“太子建因秦女的缘故，不能没有怨恨。尤其是驻守城父，握有戈矛，又与列国诸侯交结，恐要入郢作乱，请大王稍加提防”。于是，平王召太子太傅伍奢审问。伍奢继承祖德，为人忠实正派，知道是费无极在搞鬼，说：“大王为什么竟凭借谗贼小人拨弄是非的话而疏远父子骨肉之亲呢？”费无极知伍奢出言是冲着他来的，便在平王面前进谗：“如不早作防备，他们（指太子建、伍奢）的阴谋就要得逞，大王将会被逮捕呀！”平王听信谗言，一怒之下，便把伍奢关进了监牢。同时，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不忍加害无辜，还未到城父就先派人告知太子建：“太子赶快逃走，不然就会被杀死！”太子建立即逃往宋国。
伍奢被关进监牢后，费无极进一步对他加害，对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本事，不杀掉将成楚国的祸害。可以用他们的父亲作人质，把他们召来问斩。”平王对费无极言听计从，派人对伍奢说：“能召回你的两个儿子，你就能活命；若是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伍奢实话实说：“伍尚为人仁慈，我叫他，一定来；伍员（即伍子胥）为人刚强猛烈，他知道来了一定被捉，势必不来。”平王不听，派人去召伍尚、伍子胥，以谎骗加威胁的口气说：“你们来了，我饶你们父亲不死；不来，现在就杀死伍奢。”伍尚打算前往。伍子胥知道这是一个阴谋，说：“楚王叫我们兄弟去，并不是想保全我们父亲的性命，而是担心我们逃脱了恐生后患。我们两人一去，就会一同被处死，这对于父亲的死有何作用？去了，就报不了仇，不如逃奔他国，借兵来为父亲报仇雪恨。”伍尚说：“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是，这是一件恨事啊：父亲因保全性命召我，我不去，以后又不能报仇雪恨，终究被天下人所耻笑。”伍尚对伍子胥说：“你走吧！你能够报杀父之仇，我将去就死。”伍尚被逮捕，使者又要逮捕伍子胥。伍子胥拉满弓，搭上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就逃跑了。他知道太子建在宋国，逃往宋国跟随太子建。
前述伍子胥出奔的起因中，我们可知三点历史信息：第一、伍子胥及其兄长伍尚均不在楚国内地（今湖北省），而在楚国边疆。费无极和楚平王要杀伍尚、伍员，如果他们兄弟俩在楚国内地，就用不着把伍奢作人质诱骗伍尚、伍员回郢都。第二、伍尚、伍员都在楚国北部边防前线。《左传•昭公二十年》在记述楚平王派人诱骗伍尚、伍员时，称伍尚为“棠君尚”。“棠”是棠溪城，在今河南省西平县西北百里；“君”与“尹”古通用，可理解为棠溪的县长；棠溪正处楚国北部的边防在线，说明伍尚肩负着防务重任；楚平王的使者来召他们，竟然毫不费力就见到了他们兄弟俩，说明伍子胥也在北部边境，而且是在离伍尚不远的地方。第三、伍子胥也有防务重任。伍奢是太子建最崇敬的老师，协助太子建经营城父（在今河南省平顶山附近）防线，实际上是统理楚国北部整个边防任务；伍尚、伍子胥都在北部防线，当是太子建精心的组织安排；既然伍尚镇守棠溪城，太子建一定会给伍子胥相应的防务重任。
以上是根据《史记》、《左传》提供的资料所作的推理，有无文献证据呢？有！《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载：“平王谓伍奢之誉二子，即遣使者驾驷马，封函印绶往许召子尚、子胥……”这说明伍子胥所镇守的是许，离棠溪不远，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楚、吴、越分图》标示“许”在城父与棠溪之间。
明确了伍子胥出奔的起点在许，就排除了伍子胥出奔后在楚国内地（今湖北地区）逗圈子的任何可能性。
伍子胥知道太子建在宋国，就立即奔宋。宋国在今河南商丘；商丘在许的东部偏北，根本不需要经过今湖北省的任何地方。伍子胥奔宋不久，宋国因华氏专权引发内乱，宋国请求楚平王出兵干涉，太子建怕殃及池鱼，立即跟伍子胥奔郑。郑即今河南新郑，从商丘笔直往西走就到新郑，也用不着到湖北。郑国表面上热情接待他们，但内心不愿得罪楚平王，便怂恿太子建到晋国去。晋国在山西，从新郑往西北走就是晋国，更加与湖北无涉。晋国教唆太子建去颠覆郑国的政权，不料泄了密，太子建刚到郑就被郑国宰相子产杀了。
伍子胥见势不妙，便携带太子建的儿子王孙胜奔吴；吴国在今江苏南部，国都在姑苏，即今苏州城，在新郑的东南方。从新郑到吴国去，要经过安徽北部的黄淮地区，那里分布着几十个无力设防的袖珍小国，伍子胥携王孙胜一路绿灯。他们到了今安徽东部的含山县，就遇到麻烦了，因为春秋时的吴楚国界犬牙交错，这里是楚国的边关，楚国在县北小岘山设卡，名叫昭关，人们耳熟能详的伍子胥《文昭关》的京剧，就是以这里为背景演义出来的。
据考证伍子胥并不姓伍，而是姓芈,与楚王同姓。“伍”是他的氏,不是他的姓。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姓与氏还有区别 ? 不错，确有区别。先秦时期的姓与氏不是一码事，二者的起源、社会功能都不一样。姓起于女系，其社会意义是“别婚姻”，即同姓不能通婚。氏起于男系，其作用是“别贵贱”，因此，“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伍参在楚庄王争霸中原的决定性战役邲之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声名显赫，闻达于诸侯，他便按周的礼制受封“伍”的谥号，后人便以“伍”为氏。可想而知，这个“伍”是来之不易的，他的后人是不会改变的。
先秦时期的姓与氏还有一个不同点，即姓是一成不变的，而氏的称谓可以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早年称伍举，后来得以迁升，受封于椒邑，又称他椒举。其父伍奢曾任连尹（楚国主管射事的大夫），又称他连尹奢。其兄伍尚受封于棠溪，人称棠君尚。伍子胥奔吴后，受封于申邑，《国语》称他申胥。其子为避吴难，以王孙氏适齐。这说明“伍”并非伍氏家族一以贯之的称谓。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姓氏是合一的呢？如选举排名次往往“以姓氏笔划为序”。应该说，这是秦始皇的功劳。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废除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推行耕战政策，对作战立功者和农业生产贡献大的人实行重奖，授官赐爵，这就使氏族特权制度丧失了政治基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秦国也因此而强盛起来，进而统一了全中国。秦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从此，氏族特权制便在中华大地上风光不再了。随之而来的是姓氏合一的变化。秦汉以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司马迁顺应了这一变化，他写《史记》时，开了姓氏合一的先河，后人因袭至今。
战国中后期由赵武灵王掀起的军事装备、作战技术的一场大变革。此前的中华大地上，只有胡人即少数民族人精于骑马射箭，而华夏民族（汉族的前身）只会车战。到公元前310年后，赵国的边界向西推进，向北拓展，直接与“三胡”等少数民族作战，赵武灵王发现胡人骑马作战的机动性、灵活性比车战优越，便产生了危机感，下决心学习胡人骑马射箭。骑马射箭必须着短打服饰，改换中原人习惯的宽袍大袖；然而习惯势力是一种最顽固、最可怕的力量，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遭到了强大的顽固势力的抵制，他的叔父、臣子都反对改变祖宗之法。赵武灵王是一位坚定的、能干的改革家，他耐心地做他叔父和群臣的思想工作，从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8年）开始，他身体力行胡服骑射，到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就初见成效，赵国的军队中就有了骑兵，作战时车骑并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北部边界拓展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几年后又消灭了令他最为头疼的国中之国——中山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成功，带动了整个华夏族民族的作战装备和作战技术的变革，各强国都相继组建了骑兵，实行车战与骑战并用的战术，到汉武帝时与匈奴作战，就全部改用骑兵不用战车了。
以上事实说明战国中期以前，华夏民族都不会骑马；伍子胥是春秋时期人，更不可能骑马；如果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会骑马，就不会在170年以后发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性变革。由此可见，云梦伍洛所谓“上马石”、“抹铃巷”、“马房”等以伍子胥骑马为题材的系列故事，都是子虚乌有。
同样，“伍洛寺”的故事也非民间传说。《伍洛地区的伍子胥传说》一文称：伍子胥逃避楚难 ，躲进一座古庙，避过了楚军的抓捕，因为伍子胥在庙里面落过，就得了个“伍落寺”的美名。后来这里出现了个集镇，就叫“伍落寺”，即今日的伍洛寺集镇。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编纂的《续云梦县志略•杂识》中，对伍洛寺的来历有一段记述：
“邑东十五里有伍落寺，旧为兴安镇，今考寺钟则铸“武乐”字。查靳氏家乘所载，寺创自宋末，云邑土匪滋扰，靳悟元率乡人练勇御贼，于此平定后，以练勇余资建寺，因武备修而成乐土，故以二字名之。”
这是说云梦城东15里有一古镇伍洛寺，历史上称为兴安镇。而今考证该寺庙中的古钟为何铸“武乐”字样？经过调查，发现靳氏家族的家谱记载，该寺创建于宋朝末年，因云梦县土匪滋扰，一位名叫靳悟元的义士，率领家乡的青壮年练习武功，抗击土匪，当土匪平定后，用练武所剩余的资金修建寺庙，因为这里是由于练武御贼而成为安居乐业的地方，故以“武乐”二字命名该寺庙。
可见这个“武乐寺”才是真正的民间传说，是清朝末年《续云梦县志略》的编纂者们，本着对云梦历史负责的精神，深入民间调查得来的，不是闭着眼睛拍脑袋胡撰出来的。
岂止伍洛寺的“传说”荒诞，“心安寺”的传说更为不经。在一篇文章中，为文者竟然称：伍子胥骑着枣红马来到一座古庙，下马问庙里的住持，这里离吴国还有多远？住持指引他看前面的牌子，上面标着“吴楚国界”，伍子胥说：“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伍子胥走后，人们就把这座庙改名“心安寺”。再后来，人们又叫它“新安寺”。
这段文字完全颠倒了历史，全是荒唐之言。说伍子胥下马见“住持”，“住持”是佛教寺院“主持”者的职称。意为久住护持佛法。这岂不是说中国在春秋时期就有佛教了吗？但是中国佛教史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才从印度传入中国；唐代始置佛教“住持”职称；而伍子胥却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589年就看见了佛教的寺庙，在中国设置住持职称之前1100多年就见到了“住持”，这怎么使人相信呢？
据新安村三槐堂《王氏宗谱》所载一段文字，可推断出新安寺始建的大概年代。《王氏宗谱》称：“九世祖朋九公中年无子，深以为忧，乃修庙修桥广积阴德。尝施基地一段建修西天符庙，又施基地一段建修新安寺为社庙。庙成举一子，名庙生，即正之公也。又于新安寺庙侧修石桥一座，桥成更生一子，名桥生，即灵之公也。历今数百年。”
据称：此谱乃清末续修，上溯九代人，也不过三百年，就是说新安寺的始建年代，当在明朝中期，至多前期，与伍子胥相距两千年。
再说“吴楚国界，”《左传•昭公十七》载：楚平王4年（公元前525年），吴国和楚国在今安徽当途长江水面上发生了激烈水战，楚军俘获吴国先王的乘舟余皇号，吴公子光夜出奇兵，夺回了余皇号，史称“长岸之役”。证明楚平王时的吴楚国界在今安徽东部。楚平王7年（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奔吴，这3年间吴楚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怎么吴楚国界一下子从安徽东部变到云梦兴安寺来了呢？孝感怎么就成了吴国呢？
每年五月端午节，苏州人便会纪念伍子胥，无论城内城外，集镇乡村，家家裹粽子，处处龙舟赛。苏州人为何要纪念伍子胥，伍子胥与苏州有些什么渊源？
【相土尝水筑造阖闾大城】
如何使吴国强盛起来，阖闾问计于伍子胥，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两人有一段对话。阖闾问：“吾国……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子胥对曰：“臣闻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斯则其术也。”对话以后，阖闾认为伍子胥说得有理，就“委计于子（胥）”，命筑大城。
伍子胥接受任务后，即“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选择城址。他先在今相城一带观察，相土尝水，踏勘地形，但那里土势太低，风水欠佳，不够理想。今“相城”之名，即由伍子胥“相土”而得。后选定现在苏州城址，其处西面多山，东面平川，西高东低，水流通畅，利于用水排涝，真乃筑城理想之地也。于是，伍子胥规划布局，精心设计，组织军民，在此修筑大城。城的规模，据《越绝书•卷二》记载：“吴大城，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因在阖闾时所造，史称“阖闾城”，即今之苏州城也。
苏州城的布局，成长方形，类似“亚”，故又称为“亚字城”。城内河道纵横交错，街巷布局横直有序，东西南北方位十分明确，形成了双棋盘格局。伍子胥造阖闾城在公元前514年，至今已有2530余年。历史证明，伍子胥选的城址是正确的。苏州城历经了千年风雨，至今在原址上依然屹立不动，城址的地理条件好是一大原因。有专家认为，伍子胥筑造的苏州城，规划得当，布局合理，不愧为筑城的设计大师。非但城址至今未变，格局也基本未变，这是十分难得的。
【七荐孙武孙子兵法问世】
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军事著作，难能珍贵。这部兵法的问世，也与伍子胥有关。孙子，即孙武，齐国人，善兵法，世人不知他的才能。据说他隐居于吴地山坞中，搭个草棚，研究兵法，专心写作。伍子胥能文善武，也在研究兵法，与孙武结为好友。伍子胥知道孙武精通兵法，且有著作，对他非常尊重。为了不埋没孙武的才能，让他发挥作用，即向吴王阖闾推荐，但阖闾不信。伍子胥不厌其烦地接连推荐了七次，阖闾才免强答应。当孙武拜见阖闾后，呈上兵法《十三篇》，述说兵法之概要，阖闾还是不相信孙武，要当面试试他的才能。这样就有了“孙武练女兵”的故事。
后来，阖闾对孙武十分尊重，对兵法《十三篇》如获至宝。并拜孙武为将，与伍子胥一起带领军队，指挥战事，打败了楚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兵法《十三篇》也传之于世。
【打造战舰建设强大水师】
吴越两国常年交战，除陆战之外，更多的是水战。越军侵吴，大都开着战船，从太湖面上而来。为了抵御越军从太湖入侵，伍子胥一面训练水军，一面打造战船。当时，吴国的战船已形成系列，类似现在的大型舰队，并有强大的水军。
为了训练水军，吴王专门在太湖旁开发练渎（大河），用于训练水兵。明高启有《练渎》诗云：“吴越水为国，行师利舟战。夫差开此河，艅艎试亲练。十万凌潮儿，林比佽飞健。鼓棹急风涛，扬舲逐雷电……”周南老诗云：“夫差习水战，决渎湖之傍。回澜汇冲激，破浪潴汪洋。千艘连舳舻，三军练艅艎……”。可见，伍子胥打造的“艅艎”等战船，以及训练水军，对后世影很大。
伍子胥熟悉军事，讲究战法，对水战十分重视。他专门研究水战，打造战船是水战兵法之一。后世称伍子胥为水战大师，他生前当有军事著作。《汉书•艺文志》有《伍子胥•八篇》的记载，虽已亡失，但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伍子胥的军事著作。
【开凿胥溪通达太湖大江】
春秋时，楚国较为强大，也是吴国最大的对手。当时，伍子胥要报杀父之仇，吴王要称霸诸侯，两人都想征服楚国。但楚国离吴国较远，陆上进军要绕道，十分不便。为此，吴王与伍子胥商议，欲从水上向楚国进军，即命伍子胥开凿胥溪，时在公元前506年。胥溪起自胥门，由胥江入太湖，经宜兴、溧水、高淳，然后注入长江，全程约225公里。
胥溪，又名胥江、胥水，因伍子胥开凿而得名。清光绪《高淳县志》记载：“胥河，吴王阖闾伐楚，伍员开之，以通松道。”胥河从苏州通到太湖，经宜兴、溧阳、高淳，穿固城湖，在芜湖注入长江。这是最早组织人工开凿的运河，也是我国最早开凿的运河。
胥溪开成后，阖闾与伍子胥带领六万水军，乘着兵船悄悄行进，直达楚国边境。吴军与楚军五次交战，五获全胜，攻入楚国首都郢城，楚昭王外逃。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为报父仇，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以消心中之恨。
伍子胥开凿的胥溪，当时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其后成为水上运输的重要通道。
在苏州地区的大地上，留下了伍子胥太多足迹，与他相关的地名，成为苏城的记忆。
一、相城。伍子胥在筑造阖闾城时，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曾在今相城一带踏勘过地形，由此得名“相城”。
二、伍子胥弄，位于苏州城胥门内。史载，伍子胥生前居住于此，死后，苏州百姓为纪念他，将他的住地改为祠庙，供奉伍子胥，给予祭祀。后来，这里由居民造房建屋，形成小弄，称为“伍子胥弄”，至今仍在。
三、苏州城胥门。原名西门。据史料及民间传说，伍子胥被奸臣诬谄，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属镂剑令伍子胥自刎。伍子胥说，可将我的头颅挂于城门上，我要看越军打进城来。当越军入侵到阖闾城时，见到城门上伍子胥的头颅，两眼弹出，须发怒张，吓得越兵不敢前进。因伍子胥悬首于城门，故称“胥门”。也有的说，因伍子胥居住在西门内，为纪念伍子胥，用谐音改称“胥门”。
四、苏州胥门外的胥江。有二种说法，一是此处由伍子胥开凿，直通太湖，以便连接胥溪，故而得名。二是伍子胥自刎后，夫差命人将伍子胥死尸装入皮囊，抛入外城河中，死尸随波逐浪，流向太湖。其死尸流经之河，即称“胥江”。
五、苏州市郊的胥口。传说伍子胥死尸随波飘流，飘流至太湖边的一个口子上，便不动了。民间认为伍子胥怀念吴国，如流入太湖，有可能流向敌国（越国），他不肯远离，故而死尸不动，其处即称胥口。后来建起了集镇，称胥口镇。
六、苏州市郊的胥山。伍子胥的死尸停泊在太湖边，当地乡民将他的死尸捞起来，埋葬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即名胥山。今名清明山。
七、相王路（弄）。位于十全街东段南侧，北起十全街，南至竹辉路。弄内有相王庙。伍子胥深有谋略，屡建功绩，得到吴王的重用。他受任为大夫，参赞国事，史称“相国”，死后尊称“相王”。因他筑城有功，后世在此为他立庙，至今相王庙尚在。也有的说，相王为协助伍子胥筑城的赤阑将军，待考。
【立庙祭祀不忘先贤功绩】
百姓将伍子胥死尸葬于胥山，限于当时的形势，只是筑墓，不敢建坟，后在坟边立祠，称伍相公祠，亦称伍大夫庙，俗称胥王庙。
胥王庙历经朝代风雨，屡有毁建。唐代狄仁杰为采访使时，废江南淫祠，唯此祠与大禹、泰伯、季札之祠独存。明代正德及清代乾隆年间都曾重修。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后移至东山杨湾，尔后又在此重建。现在的胥王庙，亦称胥王园，建于2005年。分为东中西三部。东为花园，中为胥王庙，西为伍子胥墓。墓碑“古吴伍员鸱夷藏处”是伍氏后人所立。庙门正中为牌楼，立柱上刻有楹联：“往事眧眧，亿万史长传宇内；精忠耿耿，千百年犹在人间”。进入大门，殿中端坐伍子胥雕像。墓园围墙上镶嵌着52块浮雕，生动地反映伍子胥的生平事迹。
伍相祠，位于盘门内东大街南端西侧瑞光塔前。此处旧称庙湾街，亦称庙湾巷、庙桥湾。据史载，南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吴县令谢询将庙迁移至此，以后屡有修建。1998重建，伍相祠紧挨城河，与城楼为邻。大殿正中有伍子胥的大型坐像，匾额为“气壮山河”四个大字，殿内存放了很多古兵器，陈列伍子胥及春秋吴国的有关史料。相传，伍子胥死后，成了水仙，或称涛神。因而明代大学士王鏊，拟有一副对联：“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生为相国，死作涛神”，悬于伍相祠的偏殿。联语虽短，却概括了伍子胥的一生。
苏州市端午节的传统民间习俗，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纪念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名将伍子胥。纪念伍子胥的端午节是苏州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民间节日，具有一整套与当地自然气候条件、日常生产生活习惯、经济文化特征相适应的民俗活动。有包粽子、赛龙舟，挂菖蒲、戴香囊、挂钟馗像驱鬼等传统项目。2009年，苏州端午习俗作为中国端午节的四处重要传承地之一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民间节日之一，纪念的是爱国大诗人屈原。但是苏州的端午节却与其他地方不同，它所纪念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名将伍子胥。
孔子曰：“君君，臣臣 ; 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但孔圣人并没有说如果“君不像君”了，大臣该怎么办 ? “乘桴浮于海” ? 可关键问题是，很多时候君主连“浮于海”的自由也不给臣子 ! 孟子倒是痛快，一针见血地说：“君视臣如寇仇，臣视君如独夫 ! ”倒是有点儿权利对等的味道。结果被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废而不祀”，连牌位都被扔出了儒家祠堂。
总之，历代的专制君主们都不喜欢伍子胥这样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屈原这样的人。他们要求君臣之间只能签订单方面的“霸王合同”——我永远拥有“昏”的权利，但你们却只能尽“忠”的义务。可见孔夫子的一套御民术，永远胜过老子孟子的天地人对等的大道。伍子胥死后206年，和他同是楚国人的屈原被大加弘扬，伍子胥被历史忘却，端午节最终演变为纪念屈原的节日，恐怕原因也正在此，封建统治者需要的是逆来顺受，需要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不是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