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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宦官干政之重，与清代宦官的束手，恰成鲜明对比。但无论明清，由于宦官的出身、来源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具有比较独特的社会身份，既与宫廷显贵、又与民间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等方面也与民间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试图摆脱以往对宦官所进行的政治史研究——即注重宦官干政及其对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干预，而以一个个案为引子，对明清宦官的问题从社会史角度做一点探索。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民间祭祀组织形式与活动，发现宦官政治的一些新线索，达到“自下而上”反观历史的目的。
一 刚铁的故事
1949年底，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筹建烈士公墓，墓址确定在八宝山。那里原有一座褒忠护国寺，当时还住着许多宦官，所以当地人俗称其为“太监庙”。选址的干部曾向一个宦官询问这处所在的来历，后者回答说，明永乐时因司礼太监刚铁之墓在此，故赐建祠庙。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中，正有跨度为明清延至民国的约23通碑刻资料提及这个明代宦官刚铁，以及与他有关的宦官组织黑山会，成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基本凭依。
据碑文所载，刚铁其人乃明朝开国元勋，初侍从太祖朱元璋征伐，继而随成祖朱棣靖难有功，死后官葬黑山会，岁时享祭，并建有祠庙——护国褒忠祠。自明至清，宦官对刚铁颂扬奉祀，对护国褒忠祠屡加修缮。在这里留有诸多我们熟知的宦官和朝臣的名字以及他们和民众的活动轨迹。然而恰如香港学者梁绍杰撰文指出的那样，在碑文中得到高度评价、并得到明清两代宦官烟火不断地崇祀的刚铁，在明代却不见经传，碑文中对他的描述或与史实不符，或根本无从查考。徐阶在碑文中怀疑是“谋夫勇将以及心膂之臣，往往有史氏所不及载”的缘故，而刘若愚则在《酌中志》中怀疑是大内误祭了辽代的“番将军”。以至梁绍杰假设刚铁有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事迹则可能取自史传多见的永乐朝宦官狗儿王彦，纪念他的褒忠祠成为类似宦官的“祖庭”。而这个造史的过程，大约始于嘉靖，出自当朝宦官对嘉靖裁抑宦官的反弹。
除了一些有关北京的地志的简略记载之外，上述23通碑记是讲述刚铁及黑山会故事的主要资料、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会护国寺碑记》（潘祖荫撰）、光绪七一十二年《护国寺题名碑》、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宣统元年《刚铁祠碑》、宣统三年《张兰福感德碑》和民国三十六年《信修明自述碑》。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据明刻《刚铁墓碑》，上书“洪武年开国元勋正承奉刚铁之墓”，估计为较早的碑，此碑并未明确将其与朱棣联系在一起。据刘若愚《酌中志》载：“京师墨山会地方有赠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焉。……按，刚太监坟，大冢一，其石碣差古，书‘燕府承奉正刚公讳铁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则书‘赠司礼太监某之墓’，概似后人所立者……”此处所记则把刚铁与朱棣联系起来了。按洪武三年设王府承奉司，有承奉一人，承奉副二人；洪武四年申定王府官制，承奉正正六品，副正七品。一般来说，墓碑上所书官职应为墓主最后和最高的官职，因此即使刚铁确有其人，他在生前也不会担任过司礼监太监。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洪武六年六月乙卯，朝廷任命内官金丽渊为秦王府的承奉，李清为承奉副，刘寿、吴祥、刘旺、潘亨为晋王、燕王、楚王和靖江王府的承奉副。这应是首次任命王府内官，其中只有秦王府任命了正副承奉，其它四府仅有承奉副，而燕王府的承奉副为吴祥，刚铁之名未列其中。
有明确年代记载的第一块碑是明弘治八年的《重修黑山会坟茔碑》，从碑额来看，只不过是个墓地的记事碑，与刚铁的关系还不大，但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的说法。直到嘉靖十年的《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刚铁的事迹才突然丰富起来，记述了他的交阯血统，洪武时“参侍帷幄”，常从太祖征伐，后封为燕王府承奉，曾随朱棣起兵靖难、征漠北，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等等故事。太祖亲自参加战斗到吴元年（1367 年）后 就基本上绝迹了，此前他身边是否已有交阯籍的宦官还是疑问。以后，万历元年杨博所撰《重修黑山会司礼监太监刚公护国寺碑记》中，又增加了他在靖难之役中“亲犯矢石，首擒平保”及随成祖“北征瓦剌，智压阳和”的细节。所谓“首擒平保”，应是指靖难之役中夺取永平、 保定的战役；而“北征瓦剌，智夺阳和”，应指永乐十二年成祖亲征瓦剌，但阳和之役似未见于史载。有趣的是，此碑文中并未提及刚铁在太祖时的任何事迹。
附带说，交阯籍的宦官一般是永乐以后征入宫内的。“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这当然指的是永乐五年至十二年前后征交阯的事。如果刚铁与此有关，那么就与太祖朝事及靖难、北征等事没有干系了。
除此两碑之外，其余各碑对刚铁其人其事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谈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宦官如何修复这个特殊的地点，实为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有徐阶所撰《护国褒忠祠记》解释说，“而前碑不克详其事者，由史事之遗之也”，也暗含怀疑之意。我们遍检各碑，发现只有5通碑把刚铁与太祖朝联系起来：附弘治八年后《刚铁墓碑》，上刻“洪武年开国元勋正承奉刚铁之墓”；嘉靖年间《刚铁墓碑》，上刻“洪武开国元勋司礼太监刚公讳铁之墓”；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刚公墓记》、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护国寺碑记》亦载，“皇明洪武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祠墓”；及万历二十年《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其中王家屏撰文中有“时则有若刚公者，始从高皇帝廓清中原”之句。其余各碑都只提他与太宗朝的关系。可以说，碑记撰者对于刚铁的来历出身实在没有把握，大约谨慎一点的人认为将其与永乐朝联系起来更可靠些。
梁绍杰根据信修明回忆录提供的线索：刚公“小字狗儿”，找到同样名为狗儿的明初宦官王彦。他将万历元年《黑山会司礼监太监刚公护国寺碑》所载刚铁事迹同王彦事迹进行类比，得出结论，刚铁事迹绝类王彦：“在目前我们所能考见的成祖内臣中，的确也只有狗儿的功绩，可以与各碑所述刚铁的勋劳匹配。”同时，“辑录者推测刚铁实无其人，至于他的传闻，是以狗儿的事迹作蓝本堆砌出来的，跟云奇一样，大概都是嘉靖年间的宦官刻意塑造出来的。”他猜测“刚铁”只是个“托名”，但究竟是谁的托名，就语焉不详了。
显然，刚铁绝不会是王彦本人的托名，因为王彦的葬地就在北京昌平的桃谷口，还在那里修建了规模很大的寺院，赐额广宁寺，并由“三杨”之一的杨荣撰写碑记，完全没有必要借刚铁和黑山会来传名。综合来看，刚铁事迹与王彦相类的亦不过是笼统的“亲犯矢石”、“北征瓦剌”、“功高无匹”等，而具有如此勋劳的明初内官不仅王彦一人。如果与碑文中所记刚铁的功劳做简单地比附的话，在靖难之役及北征蒙古过程中战功卓著的宦官还有刘通、刘顺兄弟，王安、郑和、孟骥、李谦、云祥等多人。另有赵琮“早以俊秀，于洪武间选入内府，侍太祖高皇帝，小心慎密”，在太宗时又“随驾征迤北，命公前锋”，生平事迹都有详细记载。相反，凡记述刚铁的事迹皆似是而非。如“劝上恭默求贤”，使成祖得姚广孝，于史无征；说他在靖难之役中“首擒平保”，不知究竟何指；至于说他“北征瓦剌，智夺阳和”，当时明军出万全向西北行，在今乌兰巴托以南（忽兰忽失温）与瓦剌交战，而阳和口在京师正西，大同以北的长城线上，明在此设阳和卫，是自己的地盘，不可能有“智夺”的说法。
另有一个故事也强化了刚铁在靖难之役及北征蒙古中的武功。崇祯时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记载：“铁从长陵靖难，把百斤铁枪，好先登陷阵。枪今存寺中。”到清康乾时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中载，“惟有刚铁墓，则享堂画像戎装，旁植铁叉，长曰一丈，重八十余斤……僧云：‘铁叉久贮库，此照式铸立，以表厥勇者’”。刘、于二人将黑山会的地点搞错，足证二人并未亲历其地，对此，梁绍杰已经考证。使百斤重的铁枪更是神话。况且此枪在清初已然不存，“至（康熙）二十年，所用器物一件皆无”。康熙二十五年马腾蛟为会首，“独捐己资置办诸样器物”，其中就有“弓箭一副架全，三股叉一柄架存”。可见励宗万日后所见、和尚言之凿凿的东西乃是后人新造，枪也变成了叉。
所以，除了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之外，其余碑刻文字的名称都是祠记、寺碑记，而不像别的宦官留下的都是墓志铭或者墓志、墓表；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这个地点及建筑物，而非这个人。看起来，如果刚铁确有其人，那他要么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要么就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者干脆并无其人。假如是神秘人物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不见经传和无其人对我们的意义都是同样的。这样，附会在他身上的所有事迹便是从明初诸多宦官功臣那里综合而来的。后代宦官利用记载不详的刚铁，编造出利于自己的故事，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元勋神话。然而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各版本所宣扬的重点不尽相同，通过对故事的剥解，我们可以透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
二 黑山会的故事
黑山会之所以知名，当然还在于刚铁故事的流传。清代志书关于它所在的地点记述之误，已见诸梁绍杰的考证，不赘述。但黑山会作为刚铁以及其他许多宦官的葬地，在记载中还是存在一些令人疑惑之处。
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中说：“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兹后内官内□葬此者不下百数冢。”《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则说：“因命择佳地赐葬，得都城西距十八里许黑山会之原。”到清乾隆五十三年赵秉冲所撰《重修褒忠祠碑记》中，则发展为“公之祠堂，建于明永乐初年”。明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说的就更早：“灵福寺……洪武末，择为功臣刚铁太监葬所。”众所周知，明初建都南京，至永乐十九年才正式迁都北京，三年后成祖即死于北征的归途。如果刚铁长期效力于太祖、太宗，并死于永乐年间，那他应长期居住在南京大内才对，为什么却在北京选择葬地？另一种可能是，刚铁确曾为燕王府内官，并死于洪武时燕王就藩北平期间，但这样他与靖难及北征的关系就纯属子虚乌有了。即使如后者，大批宦官死后葬在此地，应该是永乐末年迁都北京以后的事，尤应在仁、宣、英宗时期，因此黑山会这个地方，不可能在永乐时期就成为宦官的圣地。天顺元年，英宗复辟，为王振在智化寺立旌忠祠，据王世贞说，这是“内臣立祠之始”。按王世贞为史学家，考据严谨，如其所说属实，综合其它迹象，那么刚铁的祠堂就不可能建于永乐中，至多如沈榜所说，只是利用以前某个寺院的遗址，作为他的墓地所在。
“黑山会”一词初为地名，屡见于有关碑文。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起首就说：“距都城西十八里，有地名黑山会，峰峦抱环……”但到万历壬辰大学士王家屏所撰写的《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中，对黑山会的解释就已经变化了：“若刚公者……葬黑山。黑山者，在燕万山中，庶几象祁连……于是诸贵人之从九原者会焉，故称会。”在这里，地名变成了“黑山”，而“黑山会”则成为宦官公墓的代称，比喻宦官死后都到这里来相会。到万历三十五年冯有经所撰的《重修黑山会褒忠祠碑记》中，则说刚铁“卒葬黑山，因为之祠。祠曰褒忠，忠可知已。嗣后中贵人置会其间，岁时以上命致祀如礼，而建寺居僧以守之”。似乎是说，自从建立了褒忠祠之后， 宦官则在这里建立了某种祭祀组织，黑山会则是指这一组织。
关于以上两种解释，明代碑文中也还都有一些证据。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中说司设监太监黄珠见墓地残破不堪，“复□□发己帑，鸠□同事诸人，各抽所施”；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说：“以故后先中贵，莫不以公为山斗准则，而仰之慕之；虽捐馆，咸依公墓侧，左环右□，前旋后□，无非仰公之为人，而乐从于地下也。”黄珠倡导修墓，则“一时中贵公咸笃高谊，莫不辐辏赞成之”。嘉靖三十年《护国寺记》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见刚公祠墓“岁久倾圮”，便“约会诸公，各捐己资”云云。在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流芳碑记》碑阴的题名最末，还署有“义会张务本等”24人的名字。因此黑山会不仅是死人会聚的地方，而且的确有一部分宦官以此结成了某种特殊的联系。
到清末民国，黑山会便逐渐从一个公墓发展成为宦官养老送终的行业慈善组织的所在地。根据护国寺最后一代住持信修明的回忆录：“太监养老义会由明代至今，由来久矣。凡为太监者，无贵贱皆苦人，所以有养老义会之设……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其纯粹养老者，庙亦有二，一在北平市为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一在平西黑山护国寺……凡入会者……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做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较亲族有过焉。”从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中我们发现，清中叶以后，管理庙务总管谷丑、领善圆明园首领张成兴、杜庆，引善长春宫总管刘进喜，参与修葺的圆明园总管邵文英，乾清宫总管田廷魁等人均葬于此。这显然是明代公墓功能的一种延伸。
但只要是有庙有神的地方，就必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或者说，刚铁的神化和祠庙的修建本来就采取了民间文化的形式，特别是明清宦官与民间社会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黑山会的祭祀组织也从宦官的内部组织向更大的空间扩展。黑山会明确有了祭祀组织，在清康熙年间称作“刚祖圣会”，似乎并不自称为“黑山会”。据《刚祖圣会碑》载，康熙五年，即四大臣辅政、裁抑宦官势力之时，司礼监监丞裴某、惜薪司管理郭宪臣、江宁织造卢九德、御用监管理赵琏城、御河等处提督焦继祖、帘子库管理马腾蛟“公议诚心复起胜事，春秋祭祀”。这表明以前已存在的祭祀组织，中断一时后于此时恢复。康熙二十五年“马腾蛟接领胜事”，成为会首，康熙四十年移交新的“接会之人”。这时， 明代的大部分碑刻都得到修补，并分别补题“康熙四十年岁次辛巳合会内外众等捐资前后修补建新”字样。所谓“会内外众等”应该是指宦官和非宦官的各种参与者。
在康熙四十年的另一块碑《重修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记》碑阴题名中，还列有房山县正堂及黑山会各村众善人等地方官民的题名。可见尽管黑山会为宦官的祭祀组织，但该组织活动的参与者超出了宦官的范围，影响波及了整个黑山会地区的各个阶层。围绕着这里的祠庙建筑和刚铁神话，“四境士民，每年三月廿一日有黑山圣会，至今不衰。祠俗呼之曰刚祖庙”。
以庙会概称之的游神赛会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黑山会这一宦官祭祀组织最终与庙会组织合流，同专职的护国寺、褒忠祠演变为黑山神祠的综合体系一样，都表明了宦官群体与民间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当我们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原则的局限，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宦官群体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一番景象。
三 刚铁祠庙的故事
可以肯定，黑山会纪念刚铁的地方，本来是元代的灵福寺。相传此寺是元至元年（1264年）间海云大师所建，“后经兵火，遗址尚存”。据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记载，正统七年以前的刚铁墓“有堂……有祀，牌楼、石门之属，井井其备，历岁久，入于坏烂。”于是正统壬戌（正统七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对其加以修葺。但这里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些毁坏的建筑究竟是刚铁的祠墓呢，还是原来的灵福寺？又此碑文称为《重修黑山会坟茔碑》，并不称“重修刚铁祠”云云，可见这时未必有刚铁的祠庙。如果早有祠在此，按规定建祠时必然有祠碑，但这时也丝毫不见提及。如果是永乐间新修的祠堂，不至于到正统初仅20年的时间就已“坏烂”；经李德修复后，又不至于经50年的时间，到弘治黄珠时已“见其颓垣断□，□□蓄牧□”。从此碑及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来看，正统时李德的修缮工作，也许只是对残破的旧寺略加修整，弘治三年（庚戌）黄珠对此再加修复，而后司礼监太监覃昌“请于孝庙，令有司致祭，岁以清明为期，著为令典”，才使这里真正有了纪念刚铁的祠庙。因此弘治八年碑文还是《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而嘉靖以后的碑额就全然不同了。
严格地说，认为永乐时就开始表彰刚铁，为他建祠立庙，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正统时李德、弘治初黄珠希望“借尸还魂”，不过只是修寺；到覃昌以后才使刚铁“死而复生”，是真正的建祠。否则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到嘉靖以后有关的碑文才突然多了起来。到此时，有关刚铁的神话通过祠祀制度的确立正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嘉靖六年（丁亥），有尚衣监太监李某、内官监左少监娄斌在刚铁墓的神道中建造了一座佛寺，碑文未记名称，但应该就是后来的护国寺。嘉靖九年（庚寅），司礼监太监张佐“见梵宇之当道，蔽然目前，甚非所以奠幽灵而慰忠魂，报功德而昭国典也。询之父老，□曰所无，遂决议迁之□地，以复旧制”。似乎张佐对佛寺或对建佛寺的太监颇为不满，因此这篇《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口气十分激愤，称“故我今日司礼□贤公有正大之□，□梵宇之非。不然，则刚公忠义之心无以慰□，先朝褒崇之典、悯□之意，□夫嗣续诸公景仰之诚举，无以昭□□后世矣”。对此，康熙四十年《刚祖祠记》称为，“司礼监张公佐以寺墓神道前，议□之东南数武，即今护国寺地也”。而万历二十年《重修护国寺碑记》中则说：“……岁清明，以上命享，亦得称祠。而所称护国寺者，则由内官监太监李公德始也。嘉靖庚寅，大司礼张公佐撤寺，仍祠会之旧。”这说明建立在旧寺基础上的刚铁祠曾被改造为佛寺，后来这个佛寺又被恢复为刚铁祠。
直到嘉靖二十九年，即“庚戌之变”发生的当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和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不仅重建了祠堂三间，又增两庑六间和石门一座，同时在其东南又购地再建了护国寺，从此开始了祠寺并存的体制。从表面看来，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以寺养僧，再以僧守祠，所谓“公等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延访行能之僧守之，相传崇奉香火，庶得经久”。这种情况，又不独此处，如有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无论如何，从此，这组建筑就被合称为“刚公祠寺”。祠称“刚公祠堂”，寺称护国寺。至于“褒忠”一词，嘉靖三十年（辛亥）徐阶所撰碑记称“护国褒忠祠”，万历三十五年冯有经所撰碑记称“褒忠祠”，至清乾隆、道光等碑均称“褒忠祠”，只有康熙四十年碑记称“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
以上过程或许反映了多种因素的矛盾冲突。首先，这里的祠寺变化可能牵扯到嘉靖皇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西直门外有大慧寺，为明正德间司礼监太监张雄所建。嘉靖中，麦福提督东厂，在寺左增建佑圣观，寺后又有真武祠。“盖当是时，世宗方尚道术，阉人惧其寺之一旦毁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于佛寺之中，而藉祠以存寺”。将此与刚铁祠寺的情形相较，颇有类似之处。张佐来自世宗潜邸，可能对世宗的宗教态度比较了解，因此怒斥建佛寺之非，后来祠寺并存，亦不妨被视为类似大慧寺那样的崇佛与崇道之间妥协的结果。
其次，它反映了儒家士大夫与大众流行观念在礼制上的冲突。祠堂往往是纪念真实人物的，而寺庙是祭祀神灵的，而且可能发展为偶像崇拜。洪武初年礼制曾对后者严加防范，但日后民间日益冲破礼制的限制。所以张佐改寺为祠，徐阶做《护国褒忠祠记》，并以略带轻蔑的口吻说，“祠为堂若干间……又其旁有寺，屡圮而葺”，都是表示对建寺以守的不同看法。万历十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复寺，拓祠会之制”，次年王家屏在所撰碑记中还专门做了解释：“佛寺之复，匪崇异教，惟是真武助顺，三犁奏功，信符感之不虚，明神人之一宗。爰作佛曲，大士罗汉，显现云表。此文皇神道之教，而刚公往所钦承者。先寺后寝，倘亦礼公严事圣祖之心如一日乎！不然，岂谓清梵贤于祠官之祝，而辄因公以彻冥福哉！”
最后，刚铁祠寺的发展也说明了大众流行信仰对儒家原则的胜利。寺虽然是后建，而且是为保护祠堂而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刚铁的祠堂反倒成为护国寺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家屏所撰碑题为《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已经说明这种情况；到宣统三年的《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中，则是“凡彩画者则有灵福殿、三世佛殿、天王殿与褒忠祠”。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还说明，刚铁作为对明朝社稷有功的人的形象在日益褪色，而作为宦官群体、或甚至一般人的保护神的形象在逐渐凸显。这一方面体现了王朝更替的事过境迁，另一方面则亦符合民间造神过程的一般轨迹。
自麦福、高忠奠定了刚铁祠寺的基本规模，“殿宇房屋计五十五间座”，以后双陆续有人在这里锦上添花。如万历元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除“重修鼎新”之外，“复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区，以为崇奉香火之资”；万历十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除重修之外，“至营房山县，资修山厂一区、庑十余楹，又置依寺地六十亩，庐守祠者，以供佛及公”；万历三十五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孙隆等人也“建舍置地”。由此入清，在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时均有多次重修更新之举，其中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中记载，“灵福殿东西配殿六间，牌楼一座，则今之所增建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次扩建行动，而此殿大约就是在原灵福寺的遗址上修建的；宣统三年，长春宫总管张兰福（字祥斋）在此创建同仁院，因闲散太监生活无着，所以“募得共七万余金，筑院之余，存储生息，以为长年经费，俾闲散之贫老者居于斯，养于斯，终于斯，殡于斯”。不过这一新建筑， 已与刚铁祠寺的原有功能没有直接关系。
但有关刚铁祠庙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