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大连10岁女童遇害案，伴随着13岁杀人男孩家房屋首轮无人竞拍再次走进舆论视野。
与此同时，杀人男孩父母以登报的方式“公开道歉”，虽然《道歉信》的言辞看起来比较恳切，但就整个案件的善后事宜处置来看，貌似迟来的《道歉信》，更多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
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被害女童母亲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不接受。
按照被害女童母亲所称：“即便终于收到《道歉信》，但自始至终都是我在要求他（她）们”。
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案件善后事宜的处置上，杀人男孩的父母一直是比较消极怠慢的。
这导致恳切的《道歉信》出现后，作为被害女童的母亲肯定是愤懑的。
因为对于案件的善后事宜来讲，可能只有被害女童的母亲最知道其中的甘苦，所以当《道歉信》见诸报端时，自然有一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道歉信》的措辞来讲，更像是给舆论一个交代。
因为这起案件涉及“未成年犯罪”的善后处置，并且案情还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舆论层面从始至终都紧盯着。
所以，作为杀人男孩的父母来讲，是该有所表示的，起码从姿态上来讲必须低到尘埃里去。
要不然“舆论关”过不去，终究难以平息这场风波。只可惜，他（她）们只顾着给自己解围，却忘记“真正的受害方”如果得不到具体的抚慰，这场风波终究是无法平息的。
说到底，他（她）们还不如亲自登门道歉为好，就算得不到好脸色，最起码算是真诚的道过歉。
所以，就登报公开道歉这种操作来讲，虽然排场比较大，但总体上而言，如果诚意不足，很容易起到反作用。
因为这个过程中，但凡“受害方”站出来指认“言行不一”，就意味着《道歉信》只是一种自保的策略，而非是真正的忏悔和抱歉。
要知道，真正的道歉是“心疼对方”，而且对方还能感受到。可事实上，就《道歉信》所展现出的逻辑而言，就是“我们的孩子犯错，我们替他道歉，并且会负责到底”。
但是，当被害女童的母亲撕破所谓的“负责到底”时，杀人男孩的父母就让人觉得有些“虚妄”，当然这种感觉其实是贯穿案情始终的。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之所以会把更多指责投向杀人男孩的父母，就在于这起案件的善后逻辑就是“监护人承担”。
只可惜，按照“监护人承担”的案件进程来看，“监护人”却始终不作为。
因为就被害女童母亲的说法中，无论是事发初期，还是事发后期，杀人男孩的父母基本上都不怎么露面。
这导致，除却既定的事实仇怨之外，杀人男孩父母的消极怠慢也让被害女童的母亲更加愤怒不已。
很多时候，不得不承认，人活的可能就是“一口气”（被尊重）。
所以，就算民事赔偿方面如愿以偿，但就因为杀人男孩父母方面态度不诚恳，很有可能这场风波会持续进行下去。
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引发舆论的持续性围观，就在于杀人的13岁男孩只是被判处“收容教养3年”，而案件的善后就只剩民事层面的纠葛。
这种情况下，作为杀人男孩的父母如果能表现出较为愧疚的一面，无论是被害女童的母亲，还是舆论层面，其实都应该会好接受一些。
但就被害女童母亲所反映的情况来讲，貌似杀人男孩的父母始终都比较“冷漠”。
这种情况下，被害女童的母亲自然就会死磕到底。
当然，作为杀人男孩的父母来讲，应该也算“受害者”，但他（她）们的受害心理一定是排在被害女童母亲之后的。
也就是人家还没有得到慰藉时，还轮不到他（她）们自舔伤口。
但是，从《道歉信》的操作来看，貌似他（她）们已经忘掉这一底线的存在。
而是尽可能将自己推向道德高地，道歉姿势确实很低，但是道德姿势却迅速崛起。
说到底就是“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你还要怎样？”，只可惜，话茬硬不管用，行事硬才作数。
不得不说，一个有违少年感的13岁男孩，不仅撕碎两个家庭，也推动“惩治未成年犯罪”向前迈进一步。
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对未成年犯罪者报以宽容之心，主要在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
但是，当未成年犯罪者借这种慈悲漏洞进行作恶时，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年龄的边界”。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见得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因为“年龄的边界”始终是模糊的标签，但是法理在量刑的过程中又需要具体的数量级，这种时候肯定就会指定一个“临界点”。
而“临界点”的意义，不只是承载着惩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保护更多生命的意义。
但是，这个“临界点”每向前或向后一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儿。
因为比起惩治本身，救赎的意义往往被看得更重。然而回到朴素的被害者慰藉逻辑上，可能“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最直接的打击式惩治来得更快，更为抚慰人心。
于此，也就能理解，为何被害女童的母亲一直不放弃让13岁男孩死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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