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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疫后的中国与世界

疫后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深层。皮尤和欧亚集团基金会的调查表明,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的看法都在变坏。尤其要理解在西方国家所谓深层国家与民意的作用。第二,作为经济交往甚至国际秩序基础的深层逻辑在发生变化,由比较优势逻辑-资本逐利逻辑向安全逻辑-价值逻辑转变。尽管前者仍然会起作用,但很多时候要服从后者了。第三,从个别领域的脱钩,到大脱钩,再到冷战,是一个大概率的过程。其间的任何对抗都是战略性的,任何缓和都是策略性的。第四,冷战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也有人将其称之为超级大国马拉松。第五,冷战背景下的世界格局可能是:两个体系,一个世界;还有人提出两个厚秩序与一个薄秩序。其间,最大的变数在欧洲。

对我们的几点启示:(1)脱钩在速度和强度上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不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脱不了的问题。(2)冷战将会旷日持久,是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面对的基本环境。(3)与上一次冷战不同,这一次冷战要经历一个痛苦而危险的脱钩过程。(4)应对新冷战,需要新的战略思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最大的问题是用策略性思维应对战略性问题。

困境中的生路: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内循环基础

第一,讨论目前中国经济的处境,除了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中国在发展阶段上是走到哪一步。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大体完成了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变,现在面临从耐用消费品时代到提升生活品质阶段的转变。从国家发展阶段来说,是爬坡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关键的问题是消费升级。第二,就在爬坡的关键时刻,国际风云突变。脱钩意味着与最基本的生存资源脱钩;与世界市场相当一部分出入口脱钩;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济驱动力隔绝;与某些关键的经济运行机制脱钩。更重要的是,脱钩会打断我们正常的发展过程,扭曲本来的发展逻辑。第三,脱钩的现实顺序可能是:高科技、基础设施、民生。但轻易不会到民生的层面。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将更多依赖内循环,是必然的。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别无选择。在外部环境变坏,内部发展动能衰退的情况下,只有努力寻找内部可能的空间与潜力。(1)国家的体量大,内部的差异性大,互补性强;(2)正处于发展途中,处在有潜力的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完成。如果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前面空间将会是比较广阔的;(3)这些年发展的基础有明显改善:产业链、人才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4)体制能调动资源,老百姓的忍受能力强。内循环只有围绕民生才有未来。内循环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出口产能转向内销市场,前期会表现为原来外向型企业的不适应,后期将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碾压。有关领域的市场竞争将会非常惨烈。

弹性:营造后疫时期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一、为什么把弹性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出在紧绷上。这次的疫情,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严重损伤,也是人类社会中各种资源的一次大消耗。这时候,人们需要喘口气,需要松弛一下,让紧绷的地方松弛一点,让僵硬的地方有点弹性。弹性才有空间,弹性才能造就活力。一味的紧运行不仅会窒息活力,而且会积累过多的张力和矛盾。第二,弹性,也意味着给我们自己留下比较大的选择空间。在一种紧绷的气氛和环境中,你进行选择的空间可能要大大地缩小,走的路会越来越窄。中国过去几十年间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基本的一点是,选择空间的扩大。

营造疫后良好发展环境,(1)首先需要增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弹性,营造一种宽松的国际环境。要摆正在国际上的位置,要客观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实力。要尽量寻找和拓展冷战中的弹性空间。(2)在国内,淡化僵硬而紧绷的氛围,以民生为导向,增强国内经济社会生活的弹性。在国内的发展上,实行缓、微、实。

此外,需要解决几个具体的问题:(1)形成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以目标的明确、法治和政策的稳定性,形成对未来明确、稳定、积极的预期。(2)调整经济结构,围绕民生问题,鼓励实质性的财富创造。(3)解决社会中的寄生性的问题,激发企业与社会的活力。(4)调整利益关系,营造内循环的动力。(5)重视解决民生中最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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