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农历十一月，泉州城。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由一个阿拉伯人主导决策并执行的宗室大屠杀。在这场屠戮之中，近万宋朝宗室和精英士大夫、数万名手无寸铁的南宋军民惨遭杀害。
当下中国最大的港口是哪里，你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上海”或是“宁波”。那么，历史上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在哪里，你会如何作答呢？广州？青岛？天津？不不不，以上答案都不对，历史上以“涨海声中万国商”而闻名的“东方第一大港”让人有些意外，那便是泉州。
以货物吞吐量来论，泉州港可能还排不上中国港口的前十名，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讲，泉州港可是以世界航海史上当了几百年的“头把交椅”。宋时期，因西北陆路受阻，海运出现爆发式的发展，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为起点的海洋贸易由此联通了亚非七十余个国家，泉州更是成为国际航运中心——以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为基础，两宋打通了足以与陆上丝绸之路媲美的海上丝绸之路，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泉州。
从财政角度来看，乳香在宋朝海外贸易中尤其占有特殊地位。所谓“乳香”，指的是为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及同属植物的胶树脂。春夏季将树干的皮部由下向上顺序切伤，并开一狭沟，使树脂从切口渗出，流入沟内，数天后凝成干硬的固体，收集后剔除树皮杂质，即“生乳香”。生乳香是干燥的胶树脂，大多呈小形乳头状、泪滴状颗粒或不规则的小块，淡黄色，半透明，无光泽。气微芳香，味微苦。遇热则变软，烧之微有香气。
宋代社会用香风气极盛。君临天下的皇帝以及众多的皇室成员在日常生活和宫廷活动中大量使用香药，而且他们所用之香都是价值高昂、香韵华贵的上等香料，如龙涎香、龙脑香等。至于民间社会，宋代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跃，对佛、道二教极力提倡，导致佛院道观遍布国中，迷信崇祀活动处处盛行。 此外，宋朝政府甚至还用乳香等舶货赡助西北军费。北宋时西北战事频繁，军费开支成为宋朝财政的一笔沉重负担。而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乳香等舶货又比较欢迎，所以朝廷就直接将乳香等运到前线交换粮草。“国初，辇运香药、茶帛、犀角、金银等物赴陕西变易粮草，岁计率不下二百四十万贯”。
乳香主要出产于红海沿岸的索马里、伊索比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在宋朝时期，输入中国的乳香多是来源于这里。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海外的乳香贸易主要掌握在了以大食人（阿拉伯及波斯人）为主的胡商手中。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是善于经商的民族，有着久远的经商历史。由于阿拉伯半岛的优越位置，阿拉伯人很早就成为阿拉伯海的主人。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很发达，阿拉伯商人利用有规律的季风，发展了印度和东非的海上贸易，往来于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上，在东西方贸易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进而将航线经由南中国海延伸到了中国。由于海外贸易路途艰险，费用巨大，因此，获利极高的香药逐渐成为海上贸易的首选商品：“唐时大食商人的商品，以珍宝驰名于世。宋时则尤其是香药，为人所重。”
“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握有乳香产地这一聚宝盆的大食商人是来宋次数最多的外国商人之一。从宋太祖开宝元年至孝宗干道四年，大食来华贸易有史可考的达49次。北宋时期已经有许多胡商来到泉州从事香料贸易。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永春知县江公望对刺桐港的繁盛，进口大量香料作了生动的描述：“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植等香，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鉅贾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来泉州的外国人居住区称“蕃人巷”。有人亦云，泉州 “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矶、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这些胡商大都从中赚得盆满钵满，“富者货累巨万”。这些蕃商“服饰皆金珠罗绮，用皆金器皿”。所建屋宇“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修造的伊斯兰教塔寺“高人云表”，每到宴会则“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生活之富丽奢华令人咋舌。来华外商的贸易额动辄数十万贯。大食商人蒲罗辛一次贩到的乳香价值达三十万贯。外商蒲亚里贩到的商品总价值之大，使市舶司所储的所有本钱都不够博买。而在泉州长期经营的蒲姓蕃商更是结成大海商集团，资财冠于诸商。“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这个家族世代以经营香料为业。尤其到了蒲寿庚这代，因善于经营海外贸易，“擅蕃舶利三十年”，掌握海外贸易大权，拥有大量海舶和船户，在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中无人可出其右，成为宋元交替之际的一代风云人物。
自从唐朝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与唐朝正式通使以来，阿拉伯商人便不惮艰辛，前往中国通商。唐代阿拉伯商人最初大多经陆上丝路到长安。上世纪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窑头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三枚阿拉伯金币，其年代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这是中阿陆上交通往来的实物证据。唐代中叶以后，由于陆上丝路的河西和陇右被吐蕃势力占据，因此，海上丝路兴起，取代了陆上丝路，导致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通和贸易往来就由陆路转向海路。
当时，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政策的引领下，东南沿海等港口舟船栉比，空前繁忙，其间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汉地，直至广州”。所以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如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一文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侨居在沿海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随之越来越多，数以千、万计。据记载，公元760年在田神功讨伐刘展时，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达数千人”。
蕃人生前在泉州得到敬重，死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甚至得到更高的敬仰。当时来泉州经商布道的“三贤”与“四贤”死后，便是结合了中国式的礼节，以“灵”和“圣”两字敬献墓碑之上，多年来一直受到精心的保护。其他蕃人去世之后，当时的政府也专门辟出公共墓地，现存较为完好的位于泉州东郊的灵山圣墓。
进入宋代之后，朝廷对外商的政策，比唐代更为优惠，大食人来中国的更多，地区也更广。他们聚居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自立蕃坊，有犯罪者由蕃长按伊斯兰教规处理，官方从不过问。上述这些优越待遇，目的在于鼓励其来华经商，以发展市舶贸易和增加税收。宋神宗时期，大食商人辛押陀罗，积资产数百万缗，被宋神宗封为怀化将军。公元1072年，他还作为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的使者来华进献。他在广州任蕃长时，起了“开导种落，岁致梯航”的作用，并捐货卖田，大力振兴郡学。当时宋朝政府规定，市舶官员只要能招徕到蕃商，抽解达到五万贯，就可以补官。公元1136年，大食商人蒲罗辛就以“造船一只运载乳香授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婚，委是勤劳。”也被授予“承信郎”官职。
这里的“蒲”姓，是当时蕃客的常见姓氏，追根溯源来自阿拉伯语的“阿卜杜拉”，据《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记载：回族中的“蒲氏为唐宋时回教商人常用之姓。”早在南宋时期，福建省的泉州地区就已经是“回半城”“蒲半街”了。穆斯林蒲姓出自中东人后裔。宋、元两朝时期，西域阿拉伯人东来经商居住后，有人以蒲作为汉姓。回族蒲氏的来源也比较广，据文县《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中记载：回回名“普刺”（蒲拉）就可以转化为蒲氏。同时，蒲氏又“是由Ahu的读音而来，而阿拉伯的人名之前，多加Abu一字，中国读其音为\'阿蒲\'，后省其\'阿\'，则视为其姓\'蒲\'了。”作为地名和部族名，也是蒲氏的一个来源。如北宋前后，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为"蒲克"，把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多为穆斯林）和居住地称为"藩浦"、"蒲（铺）速满"等，这些"浦"和"蒲"后来都变成了蒲氏。
因此蒲姓蕃客自然亦以来自阿拉伯各地为主，有一支蒲姓蕃客，在宋代从占城迁入广州经商， “不只是一个富甲一时的鉅贾，而且是一个在鉅贾中拥有权威的蕃长”，不只是居留中国蕃商的行政领袖，并且是法律上宗教上的领袖。南宋嘉定六年（ 1213 年）或绍定年间（1228—1233 年），蒲开宗又带领族人迁到了泉州，翻开了家族历史上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这是一个类似财政局长的职务。他的生意做得相当大，这从他被宋廷授予高于“承信郎”的“承节郎”官职就可见一斑。
蕃客们的豪富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大食商人蒲押陀黎在至道元年（995）来进贡，贡物包括一百两白龙脑，二十瓶银药，三瓮白沙糖，二十瓶蔷薇水，一座乳香山子，二段蕃锦，三段白越诺，三段驼马褥面。蒲亚里在绍兴元年（1131）时，进贡二百九十株大象牙，三十五株大犀，按当时市价计算，值五万余贯。宋代还有蕃客出钱助修城池之举，“是门之役最巨，视福全建安加壮丽焉，然福资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贾胡”。
这时的蕃客在饮食与服饰上仍然保留着异族特色，譬如岳珂就提到他们不吃猪肉，并且在吃饭的时候通常只用一只手抓饭吃，另一只手则放于褥下不用。蕃客的衣着也和宋人是不同的，有着他们自己的异域特色，所谓“蕃人衣装与华异”，他们还有带耳饰的习惯，“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
但除此之外，土生蕃客已经很大程度上本地化。北宋熙宁初年开始，宋朝在广州、泉州等阿拉伯商人聚居地专门开设“蕃学”，其课程设置大体同府学相一致。这样就为蕃商接受汉文化教育甚至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使得蕃商的后代可以通过科举入仕。
蒲开宗的一个儿子蒲寿宬就是蕃客华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早年应是一个军官。刘克庄曾为蒲寿宬写下“蒲领卫诗”的题跋：“心泉蒲君示余诗百三十，古赋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椅之名，余未之识也。后君家资益落，诛茅泉上，余始为赋诗，又十年乃见君诗。”蒲寿成在其诗序中也说:“登师姑岩，见城中大阅，恍如阵蚁，因思旧从戎吏，亦其中之一蚁，感而遂赋。”这段话也证明了他曾是一个军人。
不过，蒲寿宬虽是一个军官，却对文化兴趣浓厚，他学做诗词，与文士往来，后成为著名诗人，遗有《心泉学诗稿》。在其诗集中保有与泉州名士洪天锡、徐明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诗。他的《寄丘钓矶》一诗“高丘远望海，秋思穷渺弥。苦吟有鬼泣，直钓无人知。”水平不错，光看这首诗，无法想象他是外国人。以上泉州名士（如洪天锡曾任福建安抚使、刑部尚书）肯与其来往，应可说明他的诗歌水平。后来蒲寿宬官任梅州知州，以清廉著称，“性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
这是因为他有个有钱的兄弟所以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与蒲寿宬爱好文化的性格截然相反，蒲开宗的另一个儿子蒲寿庚却是“少豪侠无赖”， 无赖”，居然和市井流氓混在一起。成年后，蒲寿庚应是托父荫进入官场，而后在市舶司任职，一步一步地升迁，同时，他也在做生意。他在官场有个朋友叫董嗣杲。董嗣杲曾经在九江当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为《欲附蒲海云制干舟归》的诗:“江上楼高暝树连，壮游空慨禹山川。客中问醉当秋晚，梦里怀归在燕先。水送流年遗楚恨，风吹残雪上吴颠。几番谩附鳞鸿便，不若相依买去船。”琢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可知董嗣杲多次搭蒲海云（蒲寿庚字海云）的便船，乃至有些不意思，声称还不如自己也去买艘船了。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蒲寿庚当时任“制干”一职，这应是一个市舶司的职务，他经常在长江一带乘船往来，应是做生意，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同时，蒲寿庚应是长期在市舶司任职， 并兼任翻译之类的职务，可以在双方贸易中上下其手，故而《槁城县志》的“董文炳传”记载：“（蒲）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
蒲寿庚在担任制干的五年之后，经历了一次波折。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记载一个与蒲氏有关的故事：“林乔，泉州人……与蒲舶交，借地作屋。 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 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 ”据泉州九日山石刻，咸淳二年（1266年）的泉州市舶司使正是王茂悦。 其时有个蒲姓的官商（“蒲八官人”，应为“蒲大官人”之误），因有商舶未缴税被起诉，他托泉州士人林乔为其向市舶使王茂悦游说。 其后事情发生变化，王茂悦去职，“蒲八官人”的漏税案可能不了了之，因此，他认为中间人林乔未能起作用，将原先借出的地皮夺回。
从这段故事的前后文意来看，“蒲舶”和“蒲八官人”应为一个人，而且就是蒲寿庚。 除了他，宋末不会再有一个如此气焰嚣张的蒲姓人家。 泉州市舶司是一个机构，机构内有许多官员，而蒲寿庚被称为“蒲舶”、“蒲大官人”，说明他是泉州市舶司的官员，而且官职不小，否则不会被叫做“蒲舶”。 当然，这一职务应当不是市舶司提举，而一个掌握实权的官职，所以，他才能利用职权走私，当时称之为“漏舶”。 宋朝十分重视市舶司的收入，对提举官的考核，就是每年能招到多少“蛮舶”，抽取多少税收。 在这一背景下，“蒲大官人”仍然敢于“漏舶”，而且事后未受处分，这说明他的权力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元朝大将董文炳评价蒲寿庚曾说：“寿庚素主市舶”。 “素主市舶”这四个字，应能证明他虽不是市舶司提举，却已实际上却是市舶司的实权人物。
在南宋最后三十年时间里，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寿庚所操控的，人称其 “擅蕃舶利三十年” 。其家族主要从事的是香料的贸易，其后代从事制作和经营香料一直世袭至今。永春五里街“蒲庆兰香室”，是有名的制香手工业和店铺，是蒲氏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永春时开始经营的，至今已八九世。德化城关蒲姓“玉兰堂香室”，也是世袭至今。泉州法石是蒲寿庚的家乡，此地以种花为业，种植从阿拉伯引进的茉莉花和素馨花。他们还保留特殊风俗习惯，用香料和香花敬奉祖先。
规模庞大的海上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桐江集》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因而其 “致产鉅万”、“家赀累巨万计”。如果当时有财富排行榜的话，泉州首富的头衔绝不会落到别人头上。当时，蒲寿庚的宅邸在泉州城南一带，东至涂门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方圆约三百亩邸。三百亩换算成平方米，大概是20万平方米。20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北京故宫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也就说，蒲家府邸大约是紫禁城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民国年间的蒲氏后人声称，“民国二十四五年（1935年左右）时，泉州南教场开做汽车站,掘出来的花盆，写丞相花园字样，据说南教场原来是丞相（指蒲寿庚）的花园。”解放后去调查的庄为玑认为，“蒲氏的住宅中心即现在泉州总车站那边。他的府第即今南教场的总车站。”在蒲寿庚生活的那个年代，弈棋风盛，为了娱乐宾客，蒲寿庚在自家花园北面开辟一个棋盘园，“琢巨石为棋盘,……以美人为棋子”。32名美女分别手挚黑红棋子名牌，各就各位，听候弈棋者号令进退。至今，盘巳无存，园亦改建土地祠，但地名无改。
泉州义全宫附近有一小巷，叫做“三十二间巷”。据说，这就是蒲寿庚当初给32名充当棋子的女子夜宿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其他待遇现在大家无从得知，但是，当初蒲寿庚安排的宿舍，可是每个人都有一间房。支撑如此奢侈生活的是蒲寿庚的庞大海上商业帝国。据说，他名下的海船， “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为了更好地检视自己的庞大船队，蒲寿庚还在晋江出海口岸附近宝觉山 （一作石头山）建瞭望楼阁以望海舶，楼下建有“一碧万顷亭”，站在楼亭前，海天尽收眼底。这就是著名的“天风海云楼”，楼名取得即是蒲寿庚的字“海云”。显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量海舶，是用不着建也建不起望海楼的。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有一件事使蒲寿庚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起来，那就是他与寿宬率领船队打败了侵扰泉州的“海寇”，保住了港口的安全。闽、粤一带的海寇几与南宋一代相始终，“仅绍兴十三年到绍兴十七年短短的四年间，福建路一地每年至少有五十支以上的海盗团伙出现，平均每周就有一支海盗队伍诞生”。盗贼盘踞沿海小岛，骚扰地方，朝廷多次派军队围剿，在海上劫掠往来船舶，并上岸烧杀抢夺，甚是猖獗。但南宋“官军不习山险，多染瘴疫”，好在蒲寿庚兄弟不仅熟悉海事，且有一支庞大船队及“家僮数千”，对付区区海盗自然不在话下，两人主动出击，退寇御侮，震动朝野。
南宋政府即以平海寇有功，授予他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称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安抚福建一路之兵事民政，又授予总管闽浙沿海水师的权力，再兼提举市舶。就南宋的惯例而言，福建安抚使一向由福建路首邑福州的知州兼任，而且，福州知州多选用具有威望的高官，例如张浚等人都是宰相级别的官员。这对蒲寿庚而言，已是殊荣无比了。这位土生蕃客，俨然成为大宋朝廷的地方大员，不少文献记载都称之为“太守”、“守郡者”。
蒲寿庚在泉州权势熏天之际，延绵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却已经到了风烛残年。1276年，元军已兵临临安城下。德佑二年二月初五日，在元军统帅伯颜的精心策划和操纵下，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脱去了黄袍的小皇帝宋恭宗赵显（7岁），率领文臣武将来到祥曦殿，宣布正式退位，向蒙古人投降。然而，在元军进驻临安之前，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为延续国祚，匆匆忙忙进封吉王赵罡为益王，令其判（职位高的官兼职位低的职务）福州；同时进封信王赵丙为广王，令之判泉州。二王在临安即将陷落时，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京师，经婺州（今浙江金华）去温州。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获悉，派兵追去，却未果而还。
德佑二年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正式登极称帝，即宋端宗，改本年年号为景炎元年。结果他在福州登基仅半年，浙江境内的抗元战役失利。元军于当年十一月长驱直入福建北部，迫使端宗不得不乘船离开福州，抵达泉州。
按照惯例，新皇帝上任后，一般要给各位大臣升职，奖励他们的拥戴之功。益王在福州称帝时，所封将吏大多在福建西、北部的福州、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等地。其时，泉州实际上已经被蒲寿庚所控制，因此端宗南逃泉州后，怎样对待蒲寿庚立即成为一个问题。为了争取蒲寿庚的支持，宋廷不惜加封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使其如愿以偿，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总管”。当然，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局面下，很难说蒲寿庚的权力就能伸及广东，闽广两路招抚使的头衔更多的是荣誉性的，苟延残喘的宋廷无非是以高官笼络以换取其忠心罢了。若是蒲寿庚肯效忠宋室，或许这一职务在以后也会名副其实，但这位土生蕃客，泉州的实权人物，或许就在海云楼眺望自己的庞大商船队之时，就已下定决心做出了不同于此的选择。
元代社会经商风气很盛，上自王公贵族，下自细民百姓，都普遍从事商业活动。较之宋代，元代中国的造船业又有了新的进步。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000石，而到了元代，9000石的船已很平常。造船中心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整船共有四层，每层除配有舱房、公用房、机房以外，还设有酒茶、水果等各项买卖区域，“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密房，无不设备周到”。
因此元代海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汪大渊曾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干国，莫不执玉贡深，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并域者，如东西州焉”。寥寥数语，海外贸易之盛况已跃然纸上。至元年间，元政府专门拨款十万锭钞用来建造海舶，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在世祖后期所辖海舶达一万五千余艘之巨，由此可见元代官方海上运输力量之雄厚。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谈到元代的广州贸易时说，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翔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元代海上贸易的规模之盛。
在元代繁荣的海上贸易中，色目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色目人”指的是来自中西亚的各民族，他们在元代的民族等级制度中仅列在蒙古人之下而居于第二等。在蒙古人对汉地人民（包括北方金地的“汉人”与南宋旧地的“南人”）的统治中，色目商人往往充当元朝统治者的帮手而备受优渥，“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并且操纵、控制海外贸易，凌驾于一般海商之上。元代色目海商成分复杂，既有已久居中国华化程度较深的唐宋蕃客后代，也有随蒙古人来华的中亚回回，还有新从海外招徕的各地商人，故其文化背景多样，其中主要是操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穆斯林。
在这些色目商人中独占鳌头的自然是为大元征服福建建立功勋的蒲寿庚，他在泉州之势力于元代亦达到鼎盛。降元的蒲守庚被授为昭勇大将军，并任闽广大都督招讨使，后又迁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甚至晋职左丞。蒲寿庚清楚地知道市舶司及海外贸易对于泉州港的重要性，因此，当元世祖忽必烈因用兵多年急需财力时，他便及时地给出恢复外贸的建议。立市舶司的倡议与忽必烈急于敛财之意一拍即合。元政府下令“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虽然蒲寿庚在元代兼任 “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之职的时间很短，但泉州的海上贸易仍旧掌握在他手中。
1281年八月颁布的《市舶则法》是中国古代最完整、最周密的一部外贸法则。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说:“中国法制，凡船欲开行至外洋者，水上巡长及书记必登船来查。凡船上弓手、仆役及水手皆逐一簿记后，方许放行。船归中国，巡长复来盘查，对证前记。并查有与簿籍不符，或有失落者，则例须船主负责。船主须证明失者己死或逃走或因他故不在船中之理由，不然则官捕入狱。手续完后，则官吏命船长开具清单，载明船上载有何货，价值若干。完后，搭客方许登岸。至岸，官吏查验所有。若查有未报官吏私藏之货，则官吏将一切货物及船只概行没收。余足迹遍天下，信异端之国，以至奉回教之国，仅于中国见有此不公平之事也”。这自然是蒲氏父子的得意手笔。
公元1276年三月，临安城陷落，南宋的历史告一段落。紧跟着当年的十一月，元军大举进攻福建，福州失守，仅剩下泉州，元朝丞相伯颜下令，出城投降者不杀！蒲寿庚一听，立即表示愿意归降！为了得到伯颜的信任，也为了尽最大的可能保住自己的家产，蒲寿庚调转枪口，直接对准已经无力回天的宋朝！
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时南宋孤忠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南宋皇族逃往泉州，意“欲作都泉州”。同年十一月，赵呈率残部退至泉州城外法石寨，蒲寿庚请皇帝入城未成（此时的蒲寿庚已经通敌）。端宗不敢贸然进入城内，只好待在东海法石寺。张世杰向蒲借船被拒，抄没其财产，蒲寿庚怒，蒲寿庚一边假意收留他们，一边和伯颜进行沟通，最终是蒲寿庚带着元军将这些人赶尽杀绝！宋朝皇族先是被砍掉手脚，然后活活放血至死！连女人和小孩都不放过！短短半个月，杀宋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约万人，为了表现，他甚至还去挖掉赵氏祖先的陵墓，将他们彻底挫骨扬灰！紧接着向伯颜缴纳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最终逃过一劫！于十二月降元，并且追杀皇帝端宗和末帝，导致二位皇帝进一步南逃。
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记载：泉州招抚使蒲寿庚，至泉州港迎渴帝昰，请就州治驻跸。张世杰以为非计，并取寿庚舟西行。寿庚大为怨望，竟把泉州城内的皇亲国戚，搜杀多人，自与知州田子真举城降元
【宋史本纪卷四十七】记载：“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月辛酉朔，赵溍弃广州遁。乙丑，制置方兴亦遁，吴浚退走入瑞金。戊辰，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记载：“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扞海寇，诱诸蛮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矣，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赐金虎符。
据《元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蒲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次三月再升“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其子孙在元朝也都入朝为官。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败于崖山，幼主祥兴帝赴海死，宋亡。
蒲寿庚降元后，尽杀南外宗室，不少史书记载：
明·何乔远《闽书》记:"明年(指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自海上回军攻城，寿庚遣其党孙胜夫诣杭求唆都援兵，自与尤永贤、王与、金泳协谋拒守，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
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寿庚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
郑思肖《心史》:"(景炎)二年丁丑(1277年)，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受畊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记:"宋主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闽书》云:蒲寿庚"尽杀准军、宗子之在城者。"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云:"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但蒲寿庚究竟杀了多少人，历史资料说法不一。
宋宗室太祖派十二世孙赵由在元末完成的《璇源图谱》中说:"……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为其(蒲寿庚)害。"
郑思肖《心史》说:"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
《永春云台赵氏族谱》记杀五千余人 。
赵氏《南外天源族谱》记杀三千人 。
《宋史》说二千三百余人。
《泉州府志·纪兵》说:"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
蒲寿庚投降后，得到了元朝的封赏，等于是又接着做自己的一方土豪！但是他的女婿此时骄傲的过了头，因为和元朝的一个官员产生冲突，他竟然杀掉了对方，逃回泉州，在这里怂恿着蒲寿庚建立了一个小国家！这件事儿彻底惹怒了元朝皇帝，由于朝廷怕蒲的势力庞大，慢慢地削弱其兵权。蒲寿庚之婿，侨居泉州的鉅贾佛莲死后，元廷以其无裔为由，夺其庞大的财产，这引起蒲氏的强烈不满。这样，使蒲寿庚家族与元廷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元末终于决裂了，蒲寿庚家族遭到元廷的镇压。
当时泉州百姓心怀怨恨，纷纷倒戈，帮助元朝大军打开城门！在一位汉人将军的带领下，泉州百姓抄了蒲寿庚的家，采用同样的手段，把蒲氏家族全部砍手砍脚，让他们失血过多而死，蒲氏家族的祖先坟墓也被老百姓掘翻，祖宗的尸骨被百姓们拿出来一顿暴打，最后拆成一根一根的扔进了大海之中！虽然平头百姓们不能在那个时候推翻元朝，但是，那些枉死的宋朝皇族，算是大仇得报了！
在明朝建立之后，蒲寿庚已经去世70多年了，但是明朝的人去把他的坟墓给挖了出来，而且鞭尸300。朱元璋对支持蒙古的蒲氏深恶痛绝，把他的家族称为余孽，下令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为奴，不得登仕籍。许多回族人士也因和蒲寿庚牵连获罪， 朱元璋主要是针对蒲寿庚，并不是要针对天下所有的“蒲”姓人，而朱元璋要如此的残忍，其主要原因即是为了收拢人心，更多是为了重塑民族尊严，在舆论上确立政权的合法正统性。《闽书》云:“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
客观上蒲寿庚确实使得泉州港免遭战火，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得以继续发展。加上蒲寿庚曾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清楚地知道市舶司及海外贸易对于泉州港的重要性，因此，进入元代后，当元世祖因用兵多年急需财力时，他便及时地给出恢复外贸的建议，借此保住了泉州市舶司的地位。这一些，对于泉州港在元代的崛起，都有着客观的推动作用。
此外，为使元代外贸更顺利的开展，蒲寿庚还促成了元世祖忽必烈对海神妈祖的加封。这也使得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们有了精神信仰，能够更无畏地出海闯荡。当然，他此举也是福建乃至东南沿海能形成妈祖信仰的推动力之一。
蒲寿庚的后裔今天依然生活在泉州，很多还是改名换姓了的，都是为了逃过朱元璋的惩罚，许多蒲氏后人改姓为吴，在周边地区隐居下来。时至今日，福建广东一带的吴姓中仍有不少人源于蒲氏家族，并一直坚持着传统信仰。查阅蒲氏族谱，其后人闻名者为蒲松龄。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这里的汉族，应该是经过有明一朝276年的流转，而已经汉化而来。
泉州迄今还有关于蒲寿庚的很多遗址。蒲寿庚对泉州港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与蒲寿庚有关的泉州地名之多就足以说明他的影响力。
相关地名有：棋盘营，传说是其走象棋的棋盘营地方；三十二间巷，相传为他下棋时的三十二个棋子，每个棋子即是一个美女；讲武巷，传为其训练家兵之地；香佛寺，传为其婿佛莲所建的印度教寺庙；灶仔巷，传为蒲家厨房所在；东鲁巷，为蒲氏弟子私塾；花园头，为蒲家花园。
图片来自网络 :
《北宋年间的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灵山圣墓 泉州市舶司遗址》《泉州的蒲寿庚府第遗址》《穿着宋朝官服的蒲寿庚塑像》《蒲寿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