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意志的幻象

可能你也像我一样，近半年多来，不时听到有人在感叹中国社会“撕裂”了。这“撕裂”体现在不同立场的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无法找到弥合分歧的调和机制，而“共识”的曙光则甚至尚未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当然，换个角度看，这也是社会多元化的必然结果，“撕裂”正意味着社会已不再铁板一块，虽然多元社会未必没有共识，但这却是我们还刚刚开始学习的一课。

在这转型的阵痛中，不同的群体和个体都在为自己奋力争取发声的机会，谋求自己应得的权利。但与此同时，社会又尚未摆脱社群主义的紧身衣，于是在一方看来是正当的平权诉求，在另一方看来却是“乱象”和“撕裂”的根源，因为后者的理想社会更接近于那种“井然有序”的乡土民风，而不是一个嘈杂喧哗的市场。

性别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场景：如今要谈论女性权利，几乎都会面临被指责为“挑拨两性对立”的风险。一些女性因为杀妻、家暴等极端个案而恐男，而这在很多男性看来，就是“以偏概全”的污名和冒犯——是否如此且另说，因为“恐男”和“厌女”本就是一体两面，但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人都暴怒地谩骂这是“不挑起对立誓不罢休”。且不要说是这样爆炸性的话题，在微博上转了武汉流传的一句话“这次出头的都是女性，中国的男人啊，都缩在后面”，也很快涌入大量谩骂的评论。

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几乎在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断层线”之间，不必说坚决主张自己的权利诉求，甚至哪怕稍微触碰一下这个话题，都会有人出来指责你居心叵测，指控你试图“挑拨离间”。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地域歧视：有时给人的感觉，地图炮已经算是一种全民娱乐形式，好像每个人都在谈，也并不怎么当一回事，很少被指责为破坏团结，大概因为原子化的社会，地域之间原本就不存在有机团结，最多是伤害了当地人的自尊心。

怎么理解这种社会心态呢？这意味着，社会虽然出现了多元化的迹象，但这却也同时激发了保守派的反应。在这些社群主义者看来，个体争取权利是破坏性的离心力，意味着原有秩序的瓦解。这就像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五四一代看来，打破大家庭的枷锁、“冲决网罗”是好事，而在保守者看来，这是令人痛心的坏事。

现在，我们也尝到了美国人曾在1960年代那场文化内战中的滋味：当时美国的新文化脱胎于一个富裕社会，寻求个体的解放，但在价值保守的那些美国人看来，这却是家庭价值观走向崩解堕落的征兆。最不可妥协的焦点议题便是堕胎：在一派看来，是否选择堕胎是女性的基本权利；但另一派则认为堕胎是对婴儿的谋杀，一个人无权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权。这两个立场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任何余地，对话的结果反倒是加剧了对立。没有人能代表公共利益，而只是代表着一系列特殊利益：大企业、劳工、黑人、女性、同性恋等等。

这样的社会“撕裂”与对立，美国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也常被国内媒体视为积重难返的负面典型。确实，美国人自己也一直在为此费尽心思，社会学上甚至发明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多元停滞”（pluralistic stagnation），指多元化造成决策困难，陷入僵局。但这糟糕吗？这就取决于你以什么角度出发、如何评判这件事了。

每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或早或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但如何应对就各有不同了。最为坎坷的无疑是德国：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创建，曾带来长达四十年的繁荣，但自信心过度膨胀之下，它随后却一头栽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在战败的废墟上，魏玛共和国释放出空前多元的社会力量，从最先锋的艺术试验到最极端的政治主张，看起来几乎“一切皆有可能”。

但这却是一种“不稳定的多元”，因为德国人并没有觉得这是好事，相反，在恶性通胀和大萧条的背景下，整个社会渴望终结这种分裂的局面，重塑一个团结、强大的德国。希特勒1933年能上台，原因虽然众多，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纳粹党人正迎合了这种社会心态，他们痛恨德国内部的分裂，允诺一旦上台就会在政治、文化、社会乃至信仰等领域都完成全面的整合，终结原本三四十个政党和不同教派在一系列议题上的严重意见分歧，锻造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

后面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但值得一提的是：它在起初的三四年里确实让很多德国人感觉良好。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在《当权的第三帝国》中所说的，纳粹文化极度推崇集体意志，认为所有个体都必须为“种族的延续”献身，这种空洞而激情的意志“制造了一种幻象，让人以为社会、经济以及民族问题能够用意志行为立马解决”，“通过这种美学化，人们的目光转向想象和理想中的世界，对政府及其政策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一种生活在新世界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一切在本质上皆属幻象。”

代价是惨重的：尽管在1920年代，人们确实受够了混乱与萧条，但他们交出自由、顺从于那个集体意志的结果，是这个集体意志自此不受任何制约。因为纳粹文化的根本用意就是“压制个人思想和感情，将德国人统一塑造成一个驯服听话的整体”，连波茨坦的盖世太保都在1934年8月报告说，“整合”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发力过猛”，以至于扼杀了地方文化的创造力，“什么都系统化了，什么都不能成就，因为成就总是出于个人创造”。

如今，中国社会也走到了这样的十字路口。社会的多元化是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自然反应，强行寻求封闭整合，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相当严重。这很艰难，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恐怕都本能地厌恶分裂、分歧，把那都看作是混乱、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挑拨离间”，这种心态本身就在召唤着集体意志的幽灵。

近年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话语是所谓“境外势力”，不管大事小事，但凡涉及社会内部纷争，往往动辄就牵连到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所不在的神秘力量。这固然本身与中国社会阴谋论的盛行相关，但“境外势力”的说法本身就意味着境内没有合法的反对者，所有人都应当团结一心。这也是民族主义国家的本能逻辑：“爱本国”在现实中实际意味着“恨别国”，而通过对他者（the others）的憎恨来界定自己，要比其它因素都更能容易产生凝聚力。

由此还产生一种封闭环境下的特殊话语，即所谓“递刀学”，它要求每个人都将集体意志内化，以此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权利诉求，以免给敌对势力提供借口，将堡垒从内部攻破。这乍看不无道理，但问题是这种“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在历史上一次次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其实比假想的外部敌人还多。

更进一步说，“递刀”的逻辑其实只有在封闭的二元对立框架下才能成立，但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中，你无从预见他人的反应。1960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就促成了保守主义的全面转变，有了提出了一个算数规则：反战集会上每出现一面越共旗帜，十个新保守主义的同情者就诞生了，十个已经信奉保守主义的人就更右了。《超限战》公认算是激进的国家派立场，但川普的“军师”班农日前却说，正是这本书激发了他，让人相信美国必须设法打压中国，包括贸易战在内。照此来看，岂不是《超限战》也在为美国递刀？

单纯压制人们合理的政治诉求并不能解决问题，“集体”也不是永世不变的铁板一块。如果真要达成内部的有机团结，那么按照中国历来的政治哲学，应当做的恰是“天下为公”，集体意志本身应当反映、照顾所有人的利益和诉求，是一个动态的弹性框架，而不是强行将一个集体意志的幻象强加给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