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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文革日记 (12) 被侮辱与被遗忘的

09/12/1968

接到家里第三封来信之后,我知道自己回乡投亲靠友的计划彻底失败了。爸爸在信中着急地说,学校里又来了通知,要我立刻回校参加下一批的内蒙插队。他还说,院子里谁家有赖着不走的知青,居委会在那家门口摆下的锣鼓就一直响到深夜,到最后连邻居们都受不了了,只有投降。

09/15/1968

又磨蹭了好几天,今天我不得不告别了主人,卷起来时的小小行囊,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登上了回家的火车。十八岁还不到的我,刚来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劈面而来的就是一阵狂风暴雨, 毫不留情。心情坏到了极点,北上途中几乎都在昏昏欲睡,脑子里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09/17/1968

回到了家里。谁都不想见,什么也不想说。倒头便睡,半睡半醒之际,旷野中黄河的怒吼,和门外狼群抓挠大门的沙沙声混在了一起。午夜惊醒,汗水湿透了背心。

09/20/1968

今天一早到了学校才意外发现,最近一批去内蒙插队的学生上星期已经走了;班上那几个一直在等候参军名额的积极分子们也都去了黑龙江兵团。最近那里苏修不断越界挑衅,边情十分紧张,学校里出身好的人都被紧急召去参加戍边了。至于团支书晓龙,早就开后门特招去了警备区大院当兵。最巧的是,那个抓上山下乡工作的李副校长前天刚刚出了车祸,据说还挺严重。有人私底下悄悄说,报应啊!这几年他在学校里干的坏事太多了——-

不管是否报应,眼前学校里又没有人顾得上我了,至少暂时如此。如今该走的差不多都走光了,下一批去内蒙插队的,还不知道何时呢。

09/21/1968

真没想到,天不灭曹啊!我庆幸自己又一次成了漏网之鱼。和家里人紧张地商量了一阵子之后,我决定趁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还没有注意到我,立刻原道返回鲁庄,再去县上安置办找找马宏图,说不定他那里已经开始接待知青了呢?

晚上

爸爸俯下身子,熟练地帮助我打背包的时候说, 他年轻时在豫西南参加过武装缉烟队,骑马挎枪奔驰在伏牛山一带的山林里, 打背包是经常的事。他又说, 人挪活,树挪死。趁年轻出去闯荡一番吧。

五十多岁的父亲,两鬓早已经斑白,可那一双眼睛明亮依旧。我记起了破四旧高潮时他作为特嫌加历史反革命份子,被警察和红卫兵押着回家开现场批斗会的情景。我当时惊讶地看到,他的神色一直不卑不亢,真是个硬汉子;可此刻对我低声絮絮嘱咐着,他的眼睛里竟然有泪光在闪烁。他自己年轻时基本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父爱,因了种种原因,和祖父那样冷冰冰的封建大家长到老都没有能互相谅解。正因为如此,父亲对我们弟兄从小就特别关爱有加, 思想上更是亦师亦友。平日里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从小他就告诉我们 “人不可有傲气, 但不能无傲骨” 之类的做人道理。想到此一去,不知何时能再亲聆教诲,我的泪水也下来了。

09/22/1968

趁天色未亮, 我背起行囊, 又一次离开了家。不幸的是,来回几次南下北上, 我已经把家里的那点可怜的积蓄几乎全折腾光了。为了省钱, 我这次只买了一张一毛钱的站台票就挤上了火车。仗着来回都坐这趟火车有了些经验,我一路上想尽办法和列车员捉迷藏。每到临近大站估计要查票的时候, 我不是躲进了厕所就是提前下了车, 然后在站台上买一张月台票等下一班火车。为了省钱,也只好浪费时间了。好在我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

就这样一路不停地上上下下,我的运气竟然不错, 一直没有被逮着补票。 到了徐州之前的铜山小站时我故技重施,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下车。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小小的站台上空荡荡的,连售票室内都看不到个人影,四下里更是黑漆漆一片。远望徐州方向,夜空里只见一片红光。我犹豫了一会,不敢在此久留,硬着头皮开始踏着铁轨朝徐州出发了。好在夏夜不冷,再加上背着行囊,不一会我就满头大汗了。

深夜

天上没有星星,面前伸手不见五指,唯一的亮光就是前方天际遥远的红光。我气喘吁吁地正在铁轨上奋力前行, 身后忽然传来了人声。我吓了一跳,停下脚步仔细一听,好像是有个男人在哼哼民歌小调之类。唱歌的人不知道是给自己壮胆还是无聊, 反正不紧不慢公鸭嗓般的歌声一直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响着, 而且越来越近。 我不敢回应,更怕遇到坏人,只好加快了脚步。对方大概不知道我的存在, 又挺欣赏自己的声音,只顾一路上咿咿呀呀地唱个不停,折磨着我那本来就有些脆弱的神经。好在有浓重夜幕的掩护,他大概也背着行囊和我一样不能走得太快。就这样前有灯光,后有歌声,我终于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市区边缘。 一直到看清楚了“ 徐州站”三个霓虹灯大字和站前广场上的人群, 我才敢停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也有了胆量第一次转过身去。夜幕中,只有两道弯弯曲曲的铁轨伸向远方——

09/24/1968

重新来到鲁庄,主人家并不惊讶,帮助我再次在二叔的空房里安顿下来。静夜里万籁俱寂,远远地传过来的黄河怒吼咆哮声依旧,似乎我并不曾离开过。 也许,一千年以来,或一千年之后, 这愤怒的涛声一直如此。可我是谁?从哪里来?又 向何处去?一个人如此渺小,人生更如此短暂。我不过是黄河岸边的一粒沙子罢了,转眼间就会被狂风卷入水中,漂走,或沉下,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丝丝痕迹。我在小木板床上辗转反侧, 越想越睡不着。

始终挥之不去的最大难题是,假如户口再入不上, 我该怎么办呢?千里迢迢, 几次奔波,都两个多月了,户口还揣在自己的口袋里,进退失据。此生第一次,我体会到了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的苦味。难道我此生注定,就要这样独自流浪天涯么?不由想到了远在天边的小红姑娘。比我离家更远,她又该是怎样的孤独无助啊!

我写不下去了。

09/24/1968

一大早

不甘心的我,再次开动11号汽车 ,又一次来到了县委大院知青安置办的门外。这次我没有敢提前给马宏图打电话, 生怕一打电话听到了不想听的消息。反正我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最坏不就是再次回去到内蒙插队吗? 这样一想,到了举手敲安置办的门时, 我反倒不像前几次那么紧张了。

安置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站在门内的马宏图同志和我一样感到意外。好一会儿我看看他,他看看我,都不知道说啥才好。最后还没等我开口, 他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份红头公文, 有几分得意地在我面前晃晃说, 地委安置办转来的省里文件, 前几天刚到的。真的?我又惊又喜地问。

他倒是个痛快人,立刻告诉我省里指示各地、市、县要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中央精神, 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你嘛,就到本县的黄河公社去, 那里将要设立一个知青农场, 专门安置从城里来的一百多名知青,他们大多是和你一样的初高中毕业生。

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天终于开眼啦!他又接下去说,这两天还接待了几个和我一样外地来投亲靠友的知识青年, 有一个是北京来的小张,还有两兄妹是从广西来的 ——

我哪里还顾得上他们是不是和我一起去农场呀, 那一刻满脑子就只响着两个字:户口! 户口!

我都不记得是怎样感谢的老马,只记得他在我临出门的时候开玩笑说, 你那次在大礼堂里冲上主席台抓话筒的架势,至今还有人在说,这小子哪来的? 竟敢抢在县委书记前面上台发言——

晚上

我在给家人和小红的信中都是这样开头的: 我不再是黑户啦!我又要有户口啦!看起来, 天底下还是有好人的。我又想起了离家前爸爸教给我的那句英文: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但愿,能永远如此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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