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姬08/10/1968
在古城姨妈家中盘桓了两天，还到轄區派出所试了试运气。不出所料，目光锐利的短发女片警指着我的户口“ 迁往 ” 一栏说，街道地址是本市的不错， 但上面却是 “县 ”而非 “ 市 ” ——-
揣着那张薄薄的户口迁移证回去的路上，我心里百味杂陈， 不停地责骂自己，如此重大的事情我却想象得如此简单。“市、县” 不过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幼稚的我竟然想和国家机器在這樣重大的事情上打马虎眼， 太可笑了吧。唉， 既然命里注定要下乡，那就该是啥是啥吧！
08/11/1968
不能在城里插队，只好退而求其次，随着热心的姨父到了城东约三十里外黄河南岸边的鲁庄，投奔他的好友鲁叔家来了。
乡下父老热忱好客，鲁叔一家对我更是宛若亲人。把我安置在院子东侧一间空房内。我送姨父离开后，把简单行李安排好，才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间。这是主人家的二弟本来准备结婚的新瓦房， 但除了简陋的一床一桌，并无它物。从几根木棍支撑的窗户出去，院子挺大， 几只鸡猪之类的动物在浓浓的泡桐树荫下跑来跑去。问主人他家二弟现在何处？答曰进城里打工了。很久没回来过了。
08/13/1968
早上起来帮助打扫院子的时候，主人家小弟悄悄告诉我说， 前年村里运动最乱时二哥站错了队，他过去还揭发过生产队长多吃多占的事。现在人家掌权成了公社红革会的当家人， 和二哥他们是对立派，前一阵子还带领着武装民兵来家里找了几次， 吓得二哥跑到城里打工一直到现在都不敢回家。该你有福， 二哥本来准备结婚的新房让你先住上了！ 他笑着说。
看起来，我不但有福， 还挺幸运。姨父曾提到过帮助鲁家二哥在建筑工地找活干的事情，他们原来是患难之交。这种时候有了姨父姨妈和鲁家的相助，距离老家古城不算远，比起去了风沙漫天的边疆的胖子和佳良他们来，我的确够幸运的。
人啊， 知足吧！看起来我应该感谢上帝了。
08/15/1968
当务之急是先把户口落下来。这些天那张户口迁移证一直在我的口袋里揣着。 城市户口没有了， 口粮自然也没有了， 必须赶紧把户口转到鲁庄。有了户口， 我就能和村民们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了。袋中虽然有父母给我的一些全国粮票， 但这都是他们从自己口中节省下的口粮啊！一想到爸爸前几年度荒挨饿时那一按一个坑，久久不能回复原状的小腿肚子， 我的心就痛。我身强力壮，不能再成为父母的负担了。
08/17/1968
今天一大早我就匆匆出发。烈日下一路打听着，步行三十华里来到了县城，已是中午了。县城不大，房屋建筑大多低矮陈旧，唯一的一条主要大街一会就走完了。县委大院是个像点样的地方， 树木不少，房屋多是红砖灰瓦建筑。大院里最大的建筑是一个有些土里土气的礼堂， 像个丑陋的怪兽似的趴在中间的沙土地上。沿着院子的长廊，我从县委办公室、团委一路直找到武装部、妇联，就是不见知青安置办的影子。好不容易才在水利局办公室里找到一位打着哈欠，干部摸样的中年人。一问原来是午休时间，人们或吃午饭或回家睡午觉了。
听他一说起午饭，我也觉得饿了，可我的午饭在哪里呢？摸摸口袋里来时准备的几块红薯干， 早都硬邦邦的了。心里有事，哪里还顾得上吃它。忙问他安置办呢？ 他摸着脑门想了半天才对我说，對了，在那边，在那个机井对面的角落里。
我连忙赶去，发现那是 一间很小的屋子，门口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白色木牌， “ xx 县上山下乡知青安置办公室 ” 一行黑漆字还是新鲜的，显然才挂出来不久。我擦着满头大汗上前敲门， 却没人应声。仔细一看，门上的玻璃窗内贴有一小纸条： “有事可到家属院找马洪图同志。”
我立刻转身赶回水利局打聽家属院在哪，刚才那个睡眼惺忪的干部早已渺如黄鹤了。我四下里找了半天也没见个人， 不觉地又转回到了机井附近。看到正好有人在打水， 我赶紧过去打听顺便讨了些水喝。很凉的井水， 我喝得很痛快。没想到的是，同时吞下肚里的那些红薯干被冰冷的井水一泡，很快就起了化学反应——–
稍后
总算找到了远在县城另一头的县委家属院，也打听到了马宏图同志的家。谁知到了那里却被告知他昨天被临时调去参加夏粮征收工作组下乡去了。 去了哪里？说不准， 何时回来？他的家人还是不知道。
眼看着一轮红日西下，炊烟四起，院子里只有一小群嬉笑打闹的孩子们和老槐树枝头盘旋乱叫的昏鸦。我无计可施，只好垂头丧气地踏上了归途。
08/23/1968
今天是第三次去县安置办找马宏图了。
接受了前两次扑空的教训， 昨天我特意跑了十几里路到公社给县上打了电话，知道了他今天会在县委大院里。
中午还不到，我就凭着两条腿 —— 村民们称之为11号汽车 —— 汗流满面地再次来到了县委大院。我趁天还没亮就出门，为的是赶在县委干部们午休之前到达。没想到进了已经熟门熟路的县委大院，安置办的屋里还是没有人。我有些气急败坏了，想在大院里打听， 却发现那许多办公室里的人们竟然都消失了，我面前似乎是一个无人世界。站在空荡荡的长廊下我正不知所措，从大礼堂里忽然传过来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 和语录歌此起彼伏的歌声。
我恍然大悟，立刻一溜小跑朝大礼堂赶去。心想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白来一趟了， 一定要找到马宏图！到了烟味扑鼻的大门口，我不由愣住了。只见里面黑压压一大片，连过道的地上都坐满了人。 主席台上方高挂大红横幅，上书“ 热烈庆祝68年夏粮征收县三级干部会议胜利召开!” 再仔细看，会场里足足有三四千人，主席台上有个矮小的光头男人正滑稽地挥舞着两支胳膊指挥人们大唱革命歌曲。显然， 这是在等待领导登台之前的序曲。在学校里我已经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了。
这样人山人海的地方， 我到哪里去找马宏图呢？等吧， 万一他不在呢？我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一天的宝贵时间吗？正在发愁， 光头指挥走下了主席台。 又是好一会过去了，却不见领导人上去讲话。台下的农村干部们大概唱歌唱得累了， 见领导还没来， 人们先是轻声细语， 慢慢地就开始抽着烟小声地和身边的人说起话来，整个会场里烟雾腾腾，四下里一片蜂群发出的嗡嗡之声。我呆呆地站在门口看了几分钟，说也奇怪，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一股勇气，我大步走向主席台，会场里刷地一下子安静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讲台上抓起话筒大声喊道, 安置办的马宏图同志请到会场门口，有人找你！有人找你！还没等我喊完两边， 那个光头指挥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来要抢我的话筒。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踮着脚举起话筒又声嘶力竭地大喊了一遍，马宏图同志， 我有急事找你！请马上出来！
我的话音未落，远远看见有位瘦高个子的中年男人从中间的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对着我连连晃动双手示意， 一边挤出人群。我立刻把话筒朝光头手里一丢， 转身跑下台去。到了礼堂门口。那位中年瘦男人倒挺和气， 冲我点点头，说我就是老马，你找我有啥急事？我喘着大气， 刚要说话，会场扩音器里有人高声宣布请县委刘书记讲话。老马见状赶紧带着我来到了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我这才把自己要找他的原因说了一遍。
老马耐心地听完，不停地挠着稀疏的头发面露难色。他说本县安置办刚刚成立不久，就他一个光杆司令不说，除了上月接到一份地委转发的省里有关上山下乡的红头文件之外，其他有关具体安置工作的指示，“啥也没有。” 难呐，他皱着眉头接着说，咱这里不比大城市，啥都慢半拍。现在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央的精神倒是有了， 可咱这里没有人知道具体该咋办，一切还得等地委知青办的通知。 还有——- 还有就是 经费啥的，县里没有这笔开支， 更没有具体安置过一个知识青年。说实话吧， 我这个县安置办主任的官帽戴了快两个月了，你还是第一个来找我办这事的外地知青 ——-
我心里“ 咯噔 ” 一下。第一个？没人知道具体咋办？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和我握握手说， 他必须进去听刘书记讲话了。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说， 要不然你等过些天再来找我？我赶忙问， 等多久？ 下个月吧，他有些抱歉地笑了一下。我礼貌地也想对这位相貌忠厚的人笑笑， 却笑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那又高又瘦的身影消失在大礼堂的进口处的烟雾之中了。
下午
又是满头大汗地长途跋涉，开动11号沿着等边三角形30华里的另一边到了城里。在姨妈家里只见到了表姐，她面带惊慌地说最近警察总在夜里来敲门查户口，又不说是为啥，弄的街坊们人人心惊胆战 ——– 我默然无语，借口说还要办别的事就告辞了。
晚上
这一夜， 我躺在湖边公园的长椅子上数着星星度过。远远看过去，湖对岸灯火阑珊，岸柳深处隐约可以看到图书馆大楼飞檐朝天的轮廓。小时候无数次地听父亲回忆起故乡。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从这图书馆二楼的半圆形阅览室内望出去风景绝佳，特别是湖心有月亮的时候，那里一直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的年轻时代有不少最好的时光，就是在阅览室的那几扇大落地窗前度过的。他还说，那时常常一边看最新从沪上运到的各种杂志和英文书，一边在脑海里计划着自己玫瑰色的将来 —– 年轻真好，他的结束语几乎每次都是这句话。
今晚月光如水，湖上风光依旧迷人，年轻也真好—— 可我的玫瑰色的将来在哪里呢？
生平第一次露宿街头，这种滋味，不说也罢。
08/25/1968
下午
真是祸不单行。
三次去县上找马宏图办事毫无结果， 今天下午却接到家里来信，告诉我学校开始严查投亲靠友下乡者的去向。革委会通知家里称，如果我两个星期内不能提供公社以上安置办公室的证明，就必须立刻返校参加下一批知青支边。当然，目的地还是内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其实说是大草原， 我听去过的人悄悄地说，那里的草原早就被折腾光了，只剩下荒凉的戈壁滩。在那里知青们最害怕的，是寒夜里饥饿的狼群在外面愤怒抓门的沙沙声， 还常常一夜不停！
我拿着家信心里一阵发凉。望望窗外，院子里空荡荡的，人们都还在地里干活。我坐下了， 脑海里满是荒凉的大戈壁。昨夜一夜未眠， 此时很想躺下睡一会，却睡不着， 耳边似乎能听见狼群的嚎叫和爪子抓门的刺耳声音。到了最后，眼看太阳快落山了，一个人呆在屋里实在闷得太难受，我不得不从小床上爬起来走出了大门。
顺着村里唯一的大路我随意走着，不觉走过了村口那棵歪脖子大槐树，走过了村外的苹果园，还有让人口水直流的西瓜地。看起来这黄河岸边的沙土地真是块宝地， 可我哪里有心情欣赏这如画的田园风光，只顾低着头胡乱前行。
走着走着，从北面渐渐地传来一阵阵如群虎下山般的怒吼，低沉而威严。这是什么声音？我的好奇心压倒了烦恼， 脚步也加快了。行愈近而声愈响， 渐渐地低吼声变成了愤怒的咆哮。等到我穿过了一大片青纱帐，眼前出现了一道高耸的石砌大堤，简直像一条蜿蜒远去的巨蟒，这一定就是久已闻名的黄河千里堤了。我走近了仰望大堤，巨大的声浪就是从它的后面，更准确地说，是从它的“上面” 传过来的。
我手脚并用地攀上大堤的顶端，巨大的声浪震耳欲聋，一阵阵强劲的河风夹杂着细密的雨珠扑面而来，令人觉得仿佛服了一贴灵魂的补剂。那一刻，我只想对着辽阔的河面大喊一声“痛快！”
站稳之后放眼望去，十里外，对岸远树含烟，村舍人家不过是一抹淡淡的轮廓，晚霞灿烂的余辉更使人看不分明。再看脚下，是奔腾怒吼，如脱缰野马般一泻千里的黄水。不知是水流太急，还是泥沙太多的缘故，极目所至，浩淼的河面上，尽是数不清的大小漩涡，沸腾着，翻滚着，拥挤着，纷纷地夺路东流而去。我忍不住想，这无数的漩涡下面，该隐藏着多少大自然的奥秘呢？
可惜的是，在那被夕阳染成一片金红的河面上，此时却连一片帆影也看不见。看来，敢于向这凶猛狂暴的黄河挑战的人毕竟不多。转过身来向西南望去，北齐铁塔的尖顶在红云缭绕中隐现。那下边就是我的故乡开封，一个古老的小城。那里曾揭开过华夏文明史上璀璨的一页，可也曾埋葬了无数中原文化的珍贵结晶——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伟大而又残酷的黄河。只要看看脚下这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景就够了。这里的河面水位竟然比古城的城墙顶端还高出整整十米！而城墙距离大堤又只有十八华里！大堤一旦决口，只要转眼之间，城内外百万生灵就要涂炭！
更可怕的是，这一幕惨剧已不知在历史上演出过多少遍。“清明上河图”中那繁华似锦的七朝古都旧城，早已被深埋在水退之后留下的厚厚黄沙之下了。正因为如此，秋风一起，汛期便到。河水每涨一寸，沿岸城乡百姓的心就揪紧一分。每年此时防汛保堤就成了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
这些年狂暴的黄河被大堤锁住了。辛勤的的农人们见缝插针，在我脚下的河岸边种出了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庄稼；沙土地里盛产的西瓜，苹果和花生更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可怜的是，就在这看起来颇有诗情画意田园风光的鲁庄内，农人们的日常生活仍处于半原始的状态。我发现盐水沾辣椒是许多人每天固定的菜单， 还有那早上高粱面， 中午红薯干， 晚上红薯汤的“ 三红 ” 顺口溜。他们的生活，除了近乎“赤贫”二字之外，真不知还有任何文字可加以形容——这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也贫乏之极。村里上千户人家，没有电， 自然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图书馆更是梦想。这些天在村里我唯一能搜寻到的书籍，只有两三本发黄残破的线装演义野史故事，大概是民国初年或清末的刻印本。
这样临风独立胡思乱想了半天，远处的河面上暮色四起，我不得不走了。
回村的路上，我遇到了鲁家小弟和几个荷锄而归的村民。他们告诉我说，逢到枯水季节，十里河床上常常只剩下几条涓涓细流，许多被困在浅滩中的金色黄河大鲤鱼便成了大人孩子们竞相追逐的宝物。那时你舀起一玻璃杯的黄河水，片刻之间，杯底就沉淀出三分之一的细细黄沙，而杯子的上部却是甘甜可口的清水，绝无半点污染。真的，没有一种矿泉水可以比得上它的滋味。
我问他们知否，上游素有“万里黄河第一坝”之称的三门峡水库，由于大量泥沙淤塞而早已报废，如今成了“ 一库脏水 ” 。三门峡市与黄河血肉相连。黄河养育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还给黄河的却是污水。听见这话，那几位村民们又黑又红，不知被太阳晒得脱了几层皮的脸上却只有一片懵懂。 一直没多说话的鲁家小弟忽然问我，三门峡离咱庄那么远，这里的黄河水应该不会被它弄脏， 你说是吧？
我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不知该如何回答。
晚上
夜深人静，一灯如豆，此时与我相伴的，除了我那本几乎翻烂了的普希金诗集和别的几卷家里带来的残书，便只有隐隐传来的黄河的怒吼，仿佛千万匹野马在旷野中时而悲鸣长啸，时而低吟呜咽，听得我热血沸腾而夜不成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