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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摸鱼吹水好快活

悲歌:文革日记 ( 02 )一一 被侮辱与被遗忘的

05/26

下午放学后又一次去白酒厂比赛。

今年春季以来,我和两个校队队友组成了一个乒乓球队,常去附近的工厂单位和大人们比赛。由于我们胜多负少,渐渐打出了点名气,不断能找到新的地方可去打球;那些输给过我们的叔叔阿姨,更是不断约我们去,说是比赛, 当然是想挽回面子啦。白酒厂的老万师傅他们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今天的比赛结果又是我们五比二大胜,连规定的三人九局都没打完。看着老万那满头大汗和红通通的络腮胡子脸, 我想笑又不敢。他们还不服气,临走约好下星期再战。

昨天小红见到我说她也要改练乒乓球了。问她体操呢?她说太危险了,尤其是高低杠,总怕万一失手。 我觉得也是。她还约我星期天到她家去玩, 见我犹犹豫豫地,她说她爸爸也很喜欢打球,准有可聊的。早就知道她爸爸是个国营大厂的厂长, 我心里总是有点不太情愿。那些厂长书记们在台上作报告念稿子时高高在上的样子都差不多,大概在家里也同样是一本正经地吧。

可是 —— 可是—我还是答应去了。

05/28

今天在小红家里见到了她的父母。他父亲不苟言笑, 连说话都和学校里的张书记口音很像,一问果然是胶东老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老八路, 三八干部。倒是小红的妈妈, 典雅大方不说,还对我很亲切。她在市文联工作, 也是领导。她听说我喜欢看外国名著,还让小红带我看了她家书房里的藏书。第一次看到那两排落地大书架上摆得整整齐齐的中外文学名著,甚至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外文版的精装原版书。想到我们家里那些塞满床下甚至乱堆在各个角落里的旧书和画册,我几乎无语了。

坐了不久我告辞要走, 她妈妈坚持要留我一起吃饺子,说阿姨早都准备好了。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家还有阿姨帮忙。这可是很少有的。

晚上

晚饭桌上和家人说起小红家里的情形,妈妈略带几分惆怅地说,她年轻的时候要不是姥爷姥姥坚决反对,说不定也和许多追求光明的男女同学们一起去了延安,现在说不定也是家里有阿姨的老干部了呢。爸爸眨眨眼睛插了一句, 一个白区去的小资产阶级女学生,万一你在延安碰上整风被打成特务可就麻烦了——- 难得看到爸爸开句玩笑, 我们都笑了起来。妈妈当然不服气了,说那你们谁也别怪咱家住房太挤,连个安静的时候也没有了!

忽然想到小红家里宽敞的客厅书房还有那几乎和我们家一样大的厨房,我问自己,无产阶级专政 —- 到底究竟啥叫“无产”阶级呢?

05/29

哥哥从北京中央美院赶考回来已经快半个月了,家里人追问他考得如何,他总是模棱两可地笑笑,就连爸爸也摸不清楚情况。没想到今天下午他专业课考试过关的通知到了!

虽然不是第一志愿, 他还是被第二志愿的中央工艺美院通过了。确实不容易啊!据说我们这个北方大都市上百万人口中,获得这份资格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全家人都为此高兴极了,特别是父亲,更是喜上眉梢。晚上破例带领全家去了一趟 “登瀛楼” 大饭店,那里最著名的一道北方菜叫做“瓦块鱼”,一级大厨的绝活糖醋红烧大带鱼。平时市面上居民凭票供应的都是窄如皮带的瘦小带鱼,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今晚我们沾了爸爸仅存的那为数不多的几张“ 高级(知识分子)就餐证”的光,好好享受了一顿美食。啊啊,那大带鱼的美味, 实在不是“齿颊留香” 之类的形容词可以描述出万一的!

面对郭老师和各家邻居们的祝贺,父母只是谦虚地笑笑,说还要等到六月份文化课高考通过之后才能正式进入大学。其实熟悉哥哥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是学校里应届毕业班的尖子生之一,美术不说了,数学还曾得过全市高中生比赛的二等奖呢。接下来的高考科目他只要正常发挥超过录取分数线就行了。几乎可以肯定,他的一条腿已经跨进了中央高等艺术学府的大门了 —— 至少柳刚他们是这样说的。我好羡慕啊!

05/ 30

哥哥昨夜大半夜不睡,害得我也睡不安稳。天亮后他摇头晃脑地赋得古风一首:

进京应试有感

紫禁楼头月西斜, 醉卧燕市未归家。
十年面壁今破壁, 一日看尽长安花!

据说这首歪诗今天早上在他的学校里还颇得柳刚那一帮狐朋狗友们的称赞。我不以为然,私底下悄悄地问爸爸, 此诗到底如何?爸爸只是笑而不答。唉,知子莫若父也!看起来我还是要去请教郭老师了。

我从小和哥哥性格迥异, 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在院子里被邻居小朋友欺负, 哥哥总是视而不见。长大了之后,我们弟兄也是一向各玩各的,各有自己的朋友圈。尽管现在我为他能取得这样骄人成绩而高兴,不过想到他今后再也不用提水了,分摊给我的别的种种家务活也自然会多出许多来,我的牙根还是不由地有些发痒。

05/30

奇怪了,夜里做梦一直和带鱼有关。早上醒来,眼前还是晃动的大海,白花花的一片银色大带鱼在阳光下闪烁。

我们这里地近海湾,一度盛产大对虾和带鱼,本地人大概没有不喜欢这一类海鲜的。听父母说,自从1958年开始大跃进之后,市面上的大对虾根本看不见了,就连那不多的带鱼也越来越瘦小。有传言说它们不是成百吨地还债给苏联就是出口换钢铁了,但详情谁也说不准。我只能盼望着早点过年,那时候才能凭票买到一点瘦瘦的带鱼。

虽然我嘴很馋,可弟兄仨里我看起来体型最瘦,个子嘛,勉强及格。妈妈说我是度荒那几年饿的,正是发育期却极度缺乏营养。多亏了1959年容国团为中国获得了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让我也被卷入疯狂的全民乒乓热,而且越打越上瘾,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校队队长。 1961年的26届世锦赛中国队大胜之后,市里规定参赛的每一个中学乒乓球代表队必须有一个横拍选手, 教练也让我改练横拍削球。开始我还不愿意,但没想到这一改反让我突飞猛进, 在附近的厂矿大学里和大人们比赛颇有斩获。爸爸说,看来还是啥事都不能墨守成规,人生就是要不断求新求变努力拼搏。我心里说, 下一次的全市比赛中,一定要打进前八名。

不管怎么锻炼,个子还是赶不上哥哥,但至少球技让我在他那里能扳回一分。他自然从不服气,可这不是画画和练书法, 没法比。不过说起书法,他仿宋徽宗的“瘦金书”还真有几分神似。昨天,连爸爸为他请的国画老师见了都捻着长胡子直点头。

下午他在临摹徐文长的一幅水墨山水, 我站在边上看。后来看得腻了,就转身翻看书架上那些徐悲鸿和外国大画家们的素描画册。忽然随手翻到一幅长发飘飘的女体画像,几乎全裸而又美妙异常。我看得浑身热血沸腾,差一点没听见柳钢那家伙推门进来的声音。

好险啊!多亏校队教练曾说我打球的反应快,哈哈哈——

晚上

傍晚,轮到我做饭了。淘米的时候忽然想起了60年代初度荒那几年的事情。那时候每天晚饭照例是一小钢精盆蒸好的米饭。父亲总是默默地地用锅铲均匀地分成六份,全家大小每人一份。怎么当时我只顾狼吞虎咽就没意识到呢?父母都是成年人, 饭量当然要比我们大出许多, 每天还要辛苦上班,可他们—— 又想起有的晚上,父亲用手指在自己的小腿肚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久久都不能回复原状, 而那些当成“ 营养品” 特别供给父亲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点点黄豆, 早就被我们姐弟几人炒熟当成美味瓜分掉了。

我的泪水不由地滚了出来。

05/31

今天晚上,姐姐的新男友第一次来家里拜访。他叫丰年,工人出身,高个子,头发微卷还有挺浓的小胡子,看上去有几分像外国明星。不过一说话, 人倒是淳朴得很,坐在那里手都找不到地方放。我看着有些替他难受, 很快找个借口溜了出去。

外面天气闷热, 树梢一动也不动。站在小区的十字路口处, 街灯昏黄,街上熙熙攘攘,和往日一样,人们低着头各自赶路忙自己的事情。人海中,我忽然觉得一阵说不出的寂寞。自己像一滴水?还是一粒沙子?奇怪,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也许是近来郁达夫的小说看得太多了?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无目的地前行。不觉地来到了阅报栏前。随意浏览了《人民日报》和其他的主要报纸一会儿。 那上面思想战线的斗争风起云涌,除了揭发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反党阴谋活动, 就是批判《海瑞罢官》——- 不知为啥, 我想起了松田先生,爸爸的老朋友。真不知道在日本,报纸电台上是不是也是这样每天滚雷阵阵, 杀声震天呢?我好几次问爸爸当初和他怎样认识的, 爸爸都语焉不详, 也许不想和小孩子说太多那些过去的事情。不过我倒挺感动于他们的真诚友谊。多少年不见了, 松田先生还总是不断給爸爸寄来报纸礼物, 当然还少不了我们最爱吃的外国巧克力,班上的同学们对此羡慕得很。有次我带去一个法国巧克力的铁盒子当铅笔盒用, 他们抢着看, 尤其那个胖子还夸张地用鼻子闻个不停,连说真香真香, 让我们大笑不止。最后连黄老师都被惊动了。他问我这是哪里来的。 我如实相告。 他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 啥也没说转身离开了。

只有小红,和别的同学们不一样。我有一次好奇地问她,你父亲是老八路,似乎文化程度不太高, 但母亲却看起来不像工农干部, 家里还有那麽多外文书刊?她笑而不答。只说妈妈是南方人,和她一样最喜欢吃大米了!也许是为了转移话题,她反问我说,你身上这件黑呢子短大衣看起来虽然旧了, 但质量和款式都很不一般呢。 我笑了笑, 没敢说实话。这件短大衣其实是松田先生送给爸爸的,本是黄褐色的日本军大衣。多少年了,就和爸爸年轻时用过的那台德国的蔡斯照相机一样,虽然老旧但仍然管用,也是我们家的古董之一。这件大衣染黑后本是给弟弟的,他却害羞不肯穿,怕人说闲话。我接过来说我穿, 有啥可怕的?

那一刻,爸爸投来的赞许目光, 令我一直难忘。这件旧大衣,也一直陪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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